Zaafkiel
2021-01-30T15:59:51+00:00
好长时间没写东西了，主要是觉得现在这个大环境写欧洲很容易被带歪。不过这几天在水区看了几眼，发现还真有在讨论欧洲和北欧社会形态的，说的也还算中肯。于是也来写点自己思考了很久的，关于北欧的问题吧。
如果说当今的北欧还有任何可能吸引中国年轻人的特点，那应该就是经济在二次分配后的平等，尤其是针对资本增值的严格管控。
最近一年来，网上对资本家包括房东的口诛笔伐都非常厉害，根本原因在于这批人已经进入了用资本产生利益的食利阶段，可以彻底不用劳动了。同时由于国内政府仍然存在对投资和发展的鼓励，导致资本增值所得往往大于出卖劳动所得，先富起来的雪球越滚越大。对此，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北欧对资本增值尤其是增值用于个人享受的部分，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在此可以结合我在丹麦的经历详细说明。
1. 丹麦对各种资产都征收资产税，包括房屋和车辆。其中房屋的年缴税额为总价的2.5%，车辆则按照排量收取，最低0.8升在两千人民币每年，高的比如法拉利一年缴税就超过七万。这部分税款不涉及任何收益，仅仅是因为你保有了该部分资产便要收取。
2. 资产增值收益，比如股票涨价、比特币涨价、房屋涨价。中国在这部分的税种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而丹麦是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来收取的，也就是下限43%，上限71%左右。尤其是对房屋涨价部分收取的税收，釜底抽薪地砍掉了丹麦投资房产的商业可能性，导致丹麦房屋租售比极其离谱。哥哈两百万人民币的小公寓，月租金甚至可以到一万四千以上，十多年即可回本。这个政策在2016年后有了修改，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如果出售自己的房屋可以免缴资产增值税，结果丹麦房价四年直接上升了40%。
3. 资产孳息和出租收益，如分红、利息和房租，也按照个人所得税收取。这里面，对分红的税收其实是对资本家打击最大的，中国的红利税一般是20%，最低可到0%，丹麦则如上文为43%到71%。法国在2015年左右也学习北欧开始把分红所得纳入个税，结果直接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富人大逃亡。而针对房租的税收，中国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温和的，虽然理应缴纳所得税，实际缴纳的房东寥寥，而且国家也不太管。而在丹麦包租公的日子可要苦多了。我之前在丹麦租的一套房就来自某个拥有两栋楼十六套公寓的私人房东，他的注册职业是装修工，因为打理自家房子的各项故障开销实在太大了，所以他选择自己考证自己动手，这样才能让这些房子真正能带来正常的收入。
4. 资产带来的隐性福利。事实上，丹麦企业运营税和增值税也只比中国高了一点儿(17% vs 25%)，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作为资本家，能不能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全部包装成经营成本，从而又不缴税又能花天酒地呢？不幸的是，政府对这方面的管控非常严格。比如说，因为职位需求，公司每三年会给我发最新的苹果手机并报销话费，但这个福利会转化成收入然后直接扣税，我要为手机和话费每月缴纳230人民币的额外税款，最后和公司直接给我发钱买手机+交话费是一模一样的。而一些高管如果有公务车，则会每月缴纳高达六七千的税款，和公司直接发钱租车+加油也是完全一致。同时，一些个体商户可能需要公司用车来拉货，那么不好意思，这种车辆会有不同的车牌，必须拆除后座座位和封闭后排车窗，非注册营业时间不得上路，除非有业务关联否则也不能出现在餐厅或者游乐场之外——这就直接导致借公司名义来给自己隐形福利非常困难。
以上这些，看着就让富人头皮发麻，然而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丹麦的经济监管。事实上丹麦对外界的经济监管一直非常傻逼，之前东欧的丹麦银行甚至卷进了德意志洗钱案赔了一大笔钱。但对自己的国民，丹麦政府和金融系统就要重拳出击了。目前，所有丹麦人的基础生活需求都绑在一个叫NEBID的实体卡(是的，就是一张几个月发你一次的小纸片…)密码系统中，这个系统直接连接着你的医保社保以及电子商务等种种功能。而这个系统另一头则绑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医保以及归于你名下的公司账户。这么做的好处是，每个丹麦人在丹麦基本只能有一个金融身份，因为没有人能把自己的NEMID交给其他人使用，否则自己会寸步难行。通过这一点，政府就把个人的经济情况完全监控起来了。同时，丹麦还是个特别没有资产隐私的国家。通过税务网站，只要知道车牌号就能查询任何一辆车的车主和购买时间，所以开着法拉利去炸街请确保你收入来源合法。而房屋交易就更过分了，需要在本地官方报纸上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买家在该地址下的全部成员姓名(俗称户口本)、房屋地址、面积、以及成交价格。19年我们买房的时候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一小个豆腐块，当时真觉得大开眼界。
在所有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北欧几乎成了一个“个人绝对不可能发财，发财了也不会多舒服”的国家。
2019年斯里兰卡遭受恐袭的时候，丹麦首富安德斯波尔森的三个子女在这场袭击中丧生。当时我们整个公司都在讨论此事，某位负责东南亚业务的印度销售VP提起说，他在2018年去过袭击发生的吉隆坡香格里拉大酒店，酒店总共有五个餐厅，包括一个行政酒廊，可以从23层行政层直接电梯到达，并且提供早餐。而发生爆炸的Table One则是最普通的中央餐厅。他想象不到为啥安德斯作为丹麦首富不去行政餐厅吃早饭，或者最起码也可以叫一个送餐到套房的服务。我们当时就这个问题也讨论了一小会儿，最后结论是，这位首富全家可能低调惯了。后来，其中两个小孩的母校Højvangskolen Stavtrup降半旗致哀，上了新闻。我查了查这所学校，在全丹麦高中排名中也就是平均水平。
一个更近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家族企业继承人约根克劳森先生。作为身价三十四亿欧元的丹麦前二十富豪，克劳森先生的豪宅是祖产，目前经多次扩建，地方政府注册价值为两千四百万人民币，他的日常座驾是一辆特斯拉Model X，据说还有一辆2011年的保时捷帕拉梅拉。事实上，我曾经亲自问过他为什么要买Model X这么一辆车…那是在2019年低，我在超市看到他在买烟花，当时不知道说啥好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会儿七十多岁的克劳森先生正在把一堆烟花从购物车塞到后备箱里，他告诉他喜欢纯电车，但是又经常需要买很多东西，所以需要一个够大的后备箱。除开这些，他还有一架falcon三引擎喷气飞机，这玩意儿总算称得上富豪的地位了。这架飞机最早是按照董事长专用商务机注册的，然而丹麦在2000年左右通过了针对商务机的法律，规定不得将仅有个别人能够使用的飞机归入公司财产范畴，所以最后这架飞机不得不向全部员工开放，只要克劳森先生自己不用，其他部门均可申请，很多上了年级的员工都坐过这架所谓的私人飞机。2016年后这个规定也改了，可惜克劳森没享受多少独自飞行的清静日子，2019年又因为成本压力不得不将飞机租了出去。
总而言之，老头一家为丹麦贡献了这家百亿营业额的工程企业，但自己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本地人提起他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个“先生”的抬头。在我看来，丹麦富豪的生活水平，别说中国前二十了，甚至连中国大部分二线城市的前二十富豪都比不过。
当然，富豪的生活我到底还是不太清楚的，但丹麦前10%~1%人的生活，我则是每天都能看在眼里。正如我之前所说，丹麦是个“没有人能够发财”的国家，所以丹麦前10%阶层的人生模式和“发财”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前10%人群，基本就是以下这些群体：一二线城市大房东，中小企业创始人，金融IT等风口行业从业者，传统行业高管，股票等等投资成功者，以及部分体制内人士。而这些放到丹麦基本都会被税成傻逼，因为他们致富的原因，基本都能列入我上文说到的“资本收益”范畴，这部分收益在丹麦是按照个税税率缴税的，等于和打工人放到了一个分配体系之内。
当然，有人会拿出一张表格说北欧的阶级固化程度是世界最低的。但我想说，“阶级固化”程度低的原因不一定是真的发财容易，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阶级。举个极端例子，一个国家总共就两种月收入，10000或者10100，然后个体拿哪一种收入完全由计算机随机决定。这样的社会，理论上阶级流动性是最强的，因为父辈对子代的收入影响直接为零。但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流动性高吗？恐怕会觉得根本没有流动性可言罢。
另外，这个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网民觉得欧洲不过如此。因为中国现在的前10%群体就是实实在在的超过了欧洲的同阶层。按照之前央行给的一份数据，中国城镇居民户均资产已经达到了280万，前20%城镇居民已经达到了户均1004万(前10%为1511万，20%~10%为493万)。考虑到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前20%城镇约等于前9%全国，而丹麦前10%家庭的户均资产为1021万，两者相差非常小，且净资产中国家庭甚至还高一些。再考虑人民币的购买力，中国前10%人群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就是超过丹麦前10%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亿多人对五十万人的超越。而这一亿人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越，必然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不小比例。所以，网上说的“中国一线居民生活水平超欧洲一线”，我觉得是相当公允的说法。
这就是我对丹麦乃至北欧社会进行的一些观察。而且对以上事实，我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
不过在观察之外，对于这种社会形态的评论，就见仁见智了。毕竟连西方主流舆论对北欧模式也没有一致态度，尤其是美国对此一直嗤之以鼻。在此我只能简单讲讲非常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难度并不在执行，而是在执行之后怎么确保社会精英不跑光……北欧能勉强维持着富裕阶层的稳定性，其实是和他们从维京海盗年代就形成的平等理念有很大关系的，毕竟过于穷山恶水，哪个个体稍微少分一点直接都活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实行这种政策需要对应的文化传统而非经济基础——美国人均GDP比北欧三个国家都高，然而道路完全和北欧相反，芬兰的人均GDP更是世界三十多位，却从没放弃过平等的理念。让穷人变富的确需要很多钱，让富人变穷，只要一套政策就够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政策的基础是文化，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由于美式价值观的冲击，这种平等思想的受众的确在北欧也渐渐变少了。年轻一代的丹麦精英中，的确有大批都决定出走美国英国甚至中国，这个比例在丹麦历史上是从未见过的。
如果不去管北欧政府各种意识形态宣传，一个全民平等社会的真正优势就是“降低社会维护成本”了。简单来讲，如果社会的成员长期处于一种“我不管干什么都没法发财”的氛围中，就会逐渐降低对物质利益的敏感性。在丹麦，很多公司乃至社会制度在我看来都是有巨大漏洞的，比如最典型的出差车补全靠自己填。然而社会大部分成员并不在意，也基本不会以此牟利，这就让整个社会的沟通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中国许多尖锐的矛盾在北欧都是不存在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大家都有钱，反而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自己赚了多少，不在乎自己小孩考了几分，反正到最后都是税嘛。最后，这种不在乎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善意且自得其乐的氛围，大家因为缺乏利益冲突，对彼此都很客气，同时由于缺少统一的目标，又不太容易聊到一起去。就我搬进这个典型丹麦社区后的感受，周围邻居会时不时得给你送花送蛋糕，生日时候整条街都会为你升国旗，但大家聚餐时话题却总是身边那些小事——花园果树长虫，厨房下水道堵了——这里似乎缺了点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宏大叙事。
可想而知，这种不在乎，也是一个平等社会最大的软肋。和中国相比，北欧是一个整体缺乏动力的世界。这里的确不缺愿意做企业高管或者创业的人，但他们的动机大都来自自己喜欢这种充实或者刺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动机，是没法和巨大的物资刺激相提并论的。这也是我说的北欧企业为何一直在最尖端的竞争中慢人一拍甚至完全缺位。这一点，在当下不少精英年轻人远走外国时只会更加突出。目前北欧的方案就是引进落后地区的优秀人才，但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太奏效了。我们公司招的那些有天赋的东欧人许多又在四五年后离开了丹麦，就连我这种特别爱躺的，都有好几次动了回中国的念头。
除此以外，我对北欧制度根本性上的担忧，其实在于他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化大分工”这个工业化以来的最高准则。由于劳动回报的平等，许多体力活的成本对于高收入人群也无法忍受。所以你会经常看到高级技术人员甚至企业中高层请假在家修理篱笆或者壁炉……这些工作交给专业人员无疑会干得更好，且这些高级人才的时间，理论上也能产生更高的社会价值。但在一个极端平等的环境里，这种浪费就是无法避免的。
最后，从这次疫情理我还能有一些其他感受，那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危机时的动员成本反而会更高，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真正有效的核心动员手段。如果丹麦没有低保或者低保很低，大家都担心失去工作，那么政府只要联系企业负责人给予压力，就能有效的管住这些企业的所有员工，但在丹麦这种情况就困难得多，有许多人，尤其是没成家的年轻人并不是特别担心失去工作。所以在今天，即使丹麦关闭了几乎所有商店和学校，把员工都安排回家工作，也没法阻止年轻人之间轻率的串联，尤其是因为社会平等的氛围，他们的家长都很难给他们造成多大压力了。这也算是高平等社会一个平日里不太显然的缺点。
以上就是我对北欧平均主义的看法。可以看到，负面评论甚至多于正面。不过我依然没走。究其原因，一是我爱好实在太多太杂，简称不干正事；二是我周围的外国朋友真的对我很好，离家千里还能遇到挚友，我的确想好好珍惜；最后就是，我总觉得，我们所坚持的初心本来就包含着和北欧社会重叠的部分，比如削弱资本的收益，比如提高劳动者的所得。呆着这里，能让我看清楚“天下大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想国。相反，他的维持竟是如此不易，每一位成员，依然在付出巨大的代价。
如果说当今的北欧还有任何可能吸引中国年轻人的特点，那应该就是经济在二次分配后的平等，尤其是针对资本增值的严格管控。
最近一年来，网上对资本家包括房东的口诛笔伐都非常厉害，根本原因在于这批人已经进入了用资本产生利益的食利阶段，可以彻底不用劳动了。同时由于国内政府仍然存在对投资和发展的鼓励，导致资本增值所得往往大于出卖劳动所得，先富起来的雪球越滚越大。对此，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北欧对资本增值尤其是增值用于个人享受的部分，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在此可以结合我在丹麦的经历详细说明。
1. 丹麦对各种资产都征收资产税，包括房屋和车辆。其中房屋的年缴税额为总价的2.5%，车辆则按照排量收取，最低0.8升在两千人民币每年，高的比如法拉利一年缴税就超过七万。这部分税款不涉及任何收益，仅仅是因为你保有了该部分资产便要收取。
2. 资产增值收益，比如股票涨价、比特币涨价、房屋涨价。中国在这部分的税种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而丹麦是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来收取的，也就是下限43%，上限71%左右。尤其是对房屋涨价部分收取的税收，釜底抽薪地砍掉了丹麦投资房产的商业可能性，导致丹麦房屋租售比极其离谱。哥哈两百万人民币的小公寓，月租金甚至可以到一万四千以上，十多年即可回本。这个政策在2016年后有了修改，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如果出售自己的房屋可以免缴资产增值税，结果丹麦房价四年直接上升了40%。
3. 资产孳息和出租收益，如分红、利息和房租，也按照个人所得税收取。这里面，对分红的税收其实是对资本家打击最大的，中国的红利税一般是20%，最低可到0%，丹麦则如上文为43%到71%。法国在2015年左右也学习北欧开始把分红所得纳入个税，结果直接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富人大逃亡。而针对房租的税收，中国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温和的，虽然理应缴纳所得税，实际缴纳的房东寥寥，而且国家也不太管。而在丹麦包租公的日子可要苦多了。我之前在丹麦租的一套房就来自某个拥有两栋楼十六套公寓的私人房东，他的注册职业是装修工，因为打理自家房子的各项故障开销实在太大了，所以他选择自己考证自己动手，这样才能让这些房子真正能带来正常的收入。
4. 资产带来的隐性福利。事实上，丹麦企业运营税和增值税也只比中国高了一点儿(17% vs 25%)，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作为资本家，能不能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全部包装成经营成本，从而又不缴税又能花天酒地呢？不幸的是，政府对这方面的管控非常严格。比如说，因为职位需求，公司每三年会给我发最新的苹果手机并报销话费，但这个福利会转化成收入然后直接扣税，我要为手机和话费每月缴纳230人民币的额外税款，最后和公司直接给我发钱买手机+交话费是一模一样的。而一些高管如果有公务车，则会每月缴纳高达六七千的税款，和公司直接发钱租车+加油也是完全一致。同时，一些个体商户可能需要公司用车来拉货，那么不好意思，这种车辆会有不同的车牌，必须拆除后座座位和封闭后排车窗，非注册营业时间不得上路，除非有业务关联否则也不能出现在餐厅或者游乐场之外——这就直接导致借公司名义来给自己隐形福利非常困难。
以上这些，看着就让富人头皮发麻，然而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丹麦的经济监管。事实上丹麦对外界的经济监管一直非常傻逼，之前东欧的丹麦银行甚至卷进了德意志洗钱案赔了一大笔钱。但对自己的国民，丹麦政府和金融系统就要重拳出击了。目前，所有丹麦人的基础生活需求都绑在一个叫NEBID的实体卡(是的，就是一张几个月发你一次的小纸片…)密码系统中，这个系统直接连接着你的医保社保以及电子商务等种种功能。而这个系统另一头则绑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医保以及归于你名下的公司账户。这么做的好处是，每个丹麦人在丹麦基本只能有一个金融身份，因为没有人能把自己的NEMID交给其他人使用，否则自己会寸步难行。通过这一点，政府就把个人的经济情况完全监控起来了。同时，丹麦还是个特别没有资产隐私的国家。通过税务网站，只要知道车牌号就能查询任何一辆车的车主和购买时间，所以开着法拉利去炸街请确保你收入来源合法。而房屋交易就更过分了，需要在本地官方报纸上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买家在该地址下的全部成员姓名(俗称户口本)、房屋地址、面积、以及成交价格。19年我们买房的时候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一小个豆腐块，当时真觉得大开眼界。
在所有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北欧几乎成了一个“个人绝对不可能发财，发财了也不会多舒服”的国家。
2019年斯里兰卡遭受恐袭的时候，丹麦首富安德斯波尔森的三个子女在这场袭击中丧生。当时我们整个公司都在讨论此事，某位负责东南亚业务的印度销售VP提起说，他在2018年去过袭击发生的吉隆坡香格里拉大酒店，酒店总共有五个餐厅，包括一个行政酒廊，可以从23层行政层直接电梯到达，并且提供早餐。而发生爆炸的Table One则是最普通的中央餐厅。他想象不到为啥安德斯作为丹麦首富不去行政餐厅吃早饭，或者最起码也可以叫一个送餐到套房的服务。我们当时就这个问题也讨论了一小会儿，最后结论是，这位首富全家可能低调惯了。后来，其中两个小孩的母校Højvangskolen Stavtrup降半旗致哀，上了新闻。我查了查这所学校，在全丹麦高中排名中也就是平均水平。
一个更近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家族企业继承人约根克劳森先生。作为身价三十四亿欧元的丹麦前二十富豪，克劳森先生的豪宅是祖产，目前经多次扩建，地方政府注册价值为两千四百万人民币，他的日常座驾是一辆特斯拉Model X，据说还有一辆2011年的保时捷帕拉梅拉。事实上，我曾经亲自问过他为什么要买Model X这么一辆车…那是在2019年低，我在超市看到他在买烟花，当时不知道说啥好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会儿七十多岁的克劳森先生正在把一堆烟花从购物车塞到后备箱里，他告诉他喜欢纯电车，但是又经常需要买很多东西，所以需要一个够大的后备箱。除开这些，他还有一架falcon三引擎喷气飞机，这玩意儿总算称得上富豪的地位了。这架飞机最早是按照董事长专用商务机注册的，然而丹麦在2000年左右通过了针对商务机的法律，规定不得将仅有个别人能够使用的飞机归入公司财产范畴，所以最后这架飞机不得不向全部员工开放，只要克劳森先生自己不用，其他部门均可申请，很多上了年级的员工都坐过这架所谓的私人飞机。2016年后这个规定也改了，可惜克劳森没享受多少独自飞行的清静日子，2019年又因为成本压力不得不将飞机租了出去。
总而言之，老头一家为丹麦贡献了这家百亿营业额的工程企业，但自己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本地人提起他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个“先生”的抬头。在我看来，丹麦富豪的生活水平，别说中国前二十了，甚至连中国大部分二线城市的前二十富豪都比不过。
当然，富豪的生活我到底还是不太清楚的，但丹麦前10%~1%人的生活，我则是每天都能看在眼里。正如我之前所说，丹麦是个“没有人能够发财”的国家，所以丹麦前10%阶层的人生模式和“发财”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前10%人群，基本就是以下这些群体：一二线城市大房东，中小企业创始人，金融IT等风口行业从业者，传统行业高管，股票等等投资成功者，以及部分体制内人士。而这些放到丹麦基本都会被税成傻逼，因为他们致富的原因，基本都能列入我上文说到的“资本收益”范畴，这部分收益在丹麦是按照个税税率缴税的，等于和打工人放到了一个分配体系之内。
当然，有人会拿出一张表格说北欧的阶级固化程度是世界最低的。但我想说，“阶级固化”程度低的原因不一定是真的发财容易，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阶级。举个极端例子，一个国家总共就两种月收入，10000或者10100，然后个体拿哪一种收入完全由计算机随机决定。这样的社会，理论上阶级流动性是最强的，因为父辈对子代的收入影响直接为零。但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流动性高吗？恐怕会觉得根本没有流动性可言罢。
另外，这个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网民觉得欧洲不过如此。因为中国现在的前10%群体就是实实在在的超过了欧洲的同阶层。按照之前央行给的一份数据，中国城镇居民户均资产已经达到了280万，前20%城镇居民已经达到了户均1004万(前10%为1511万，20%~10%为493万)。考虑到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前20%城镇约等于前9%全国，而丹麦前10%家庭的户均资产为1021万，两者相差非常小，且净资产中国家庭甚至还高一些。再考虑人民币的购买力，中国前10%人群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就是超过丹麦前10%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亿多人对五十万人的超越。而这一亿人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越，必然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不小比例。所以，网上说的“中国一线居民生活水平超欧洲一线”，我觉得是相当公允的说法。
这就是我对丹麦乃至北欧社会进行的一些观察。而且对以上事实，我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
不过在观察之外，对于这种社会形态的评论，就见仁见智了。毕竟连西方主流舆论对北欧模式也没有一致态度，尤其是美国对此一直嗤之以鼻。在此我只能简单讲讲非常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难度并不在执行，而是在执行之后怎么确保社会精英不跑光……北欧能勉强维持着富裕阶层的稳定性，其实是和他们从维京海盗年代就形成的平等理念有很大关系的，毕竟过于穷山恶水，哪个个体稍微少分一点直接都活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实行这种政策需要对应的文化传统而非经济基础——美国人均GDP比北欧三个国家都高，然而道路完全和北欧相反，芬兰的人均GDP更是世界三十多位，却从没放弃过平等的理念。让穷人变富的确需要很多钱，让富人变穷，只要一套政策就够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政策的基础是文化，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由于美式价值观的冲击，这种平等思想的受众的确在北欧也渐渐变少了。年轻一代的丹麦精英中，的确有大批都决定出走美国英国甚至中国，这个比例在丹麦历史上是从未见过的。
如果不去管北欧政府各种意识形态宣传，一个全民平等社会的真正优势就是“降低社会维护成本”了。简单来讲，如果社会的成员长期处于一种“我不管干什么都没法发财”的氛围中，就会逐渐降低对物质利益的敏感性。在丹麦，很多公司乃至社会制度在我看来都是有巨大漏洞的，比如最典型的出差车补全靠自己填。然而社会大部分成员并不在意，也基本不会以此牟利，这就让整个社会的沟通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中国许多尖锐的矛盾在北欧都是不存在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大家都有钱，反而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自己赚了多少，不在乎自己小孩考了几分，反正到最后都是税嘛。最后，这种不在乎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善意且自得其乐的氛围，大家因为缺乏利益冲突，对彼此都很客气，同时由于缺少统一的目标，又不太容易聊到一起去。就我搬进这个典型丹麦社区后的感受，周围邻居会时不时得给你送花送蛋糕，生日时候整条街都会为你升国旗，但大家聚餐时话题却总是身边那些小事——花园果树长虫，厨房下水道堵了——这里似乎缺了点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宏大叙事。
可想而知，这种不在乎，也是一个平等社会最大的软肋。和中国相比，北欧是一个整体缺乏动力的世界。这里的确不缺愿意做企业高管或者创业的人，但他们的动机大都来自自己喜欢这种充实或者刺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动机，是没法和巨大的物资刺激相提并论的。这也是我说的北欧企业为何一直在最尖端的竞争中慢人一拍甚至完全缺位。这一点，在当下不少精英年轻人远走外国时只会更加突出。目前北欧的方案就是引进落后地区的优秀人才，但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太奏效了。我们公司招的那些有天赋的东欧人许多又在四五年后离开了丹麦，就连我这种特别爱躺的，都有好几次动了回中国的念头。
除此以外，我对北欧制度根本性上的担忧，其实在于他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化大分工”这个工业化以来的最高准则。由于劳动回报的平等，许多体力活的成本对于高收入人群也无法忍受。所以你会经常看到高级技术人员甚至企业中高层请假在家修理篱笆或者壁炉……这些工作交给专业人员无疑会干得更好，且这些高级人才的时间，理论上也能产生更高的社会价值。但在一个极端平等的环境里，这种浪费就是无法避免的。
最后，从这次疫情理我还能有一些其他感受，那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危机时的动员成本反而会更高，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真正有效的核心动员手段。如果丹麦没有低保或者低保很低，大家都担心失去工作，那么政府只要联系企业负责人给予压力，就能有效的管住这些企业的所有员工，但在丹麦这种情况就困难得多，有许多人，尤其是没成家的年轻人并不是特别担心失去工作。所以在今天，即使丹麦关闭了几乎所有商店和学校，把员工都安排回家工作，也没法阻止年轻人之间轻率的串联，尤其是因为社会平等的氛围，他们的家长都很难给他们造成多大压力了。这也算是高平等社会一个平日里不太显然的缺点。
以上就是我对北欧平均主义的看法。可以看到，负面评论甚至多于正面。不过我依然没走。究其原因，一是我爱好实在太多太杂，简称不干正事；二是我周围的外国朋友真的对我很好，离家千里还能遇到挚友，我的确想好好珍惜；最后就是，我总觉得，我们所坚持的初心本来就包含着和北欧社会重叠的部分，比如削弱资本的收益，比如提高劳动者的所得。呆着这里，能让我看清楚“天下大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想国。相反，他的维持竟是如此不易，每一位成员，依然在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