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一种现象叫“不举子”

不举子”是宋朝时期的社会现象，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原因之一。“不举子”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在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带)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

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范成大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可以说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