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nholeCrusader
2020-04-04T11:26:03+00:00
随便瞎写点吧。最近的东西总是被删，也没啥兴趣好好组织语言了。
我也是在nga上看到董明珠痛斥北大法学硕士卖米粉的消息的。当时看了个标题，心底就有一股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对于那位北大学生有无限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和他几乎可以互为映衬。
从小学两年级接触电脑起，我的心思就一直在玩上。高中曾经自己设计过桌游，最后流行全校，逼得老师看到一个计算器就没收一个(那个桌游其实基于dnd规则，只不过把六面骰子换成了计算器的000~999三位随机数)。但我和其他贪玩孩子的主要区别就是成绩不错。高考时候，游戏设计还是个看不到希望的职业，国外黑岛3DO啥的刚倒闭不久，国内网游市场虽然已经露头，但社会风评极差，而且流行的多是传奇这种黑社会气息浓郁的项目。最后，我把高考目标定为了多少带点设计的同济建筑设计专业，想着进去好歹能学一年素描，将来能自己画点Hentai也不坏。那一年的高考是先出分再填志愿，结果我超常发挥，考出了稳进复交的分数。之后，我的父母和所有老师都跑来劝我填报交大或者复旦，因为这两校“和同济不是一个档次”，至于专业嘛，“有什么关系，清北复交随便学什么出来都能找好工作”。
当时劝我的人里还有我们高中的校长，因为他对我有恩，尤其不能拒绝。两个月后，我以语文和英语高考两科加起来只扣了18分的成绩组合进了交大电院，只因为听说那里出来找工作特别稳。
所以，当董明珠指责那个卖粉的为啥还要上北大的时候，我只想说，进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其实大概率也不是考生自己能决定的。如果你拿着清北的成绩去上蓝翔学厨师，那么很多人的愤怒，可能会比今天董女士还要激烈得多。
后来我的大学生活非常传奇，因为根本学不进去，我干过除了学习以外几乎所有事情。最厉害是自行辍学几个月去一家模型店学习打工，靠帮客户涂装人物GK维生。在挂了二十一门课拿到退警以后，我终于有点慌了，痛定思痛决定还是得拿个毕业证再走，于是大三大四疯狂学习，勉勉强强毕了业。但在快毕业的那阵子我依然迷茫，不想找工程师类的工作，甚至一度还在游戏工作室兼过职。那是一个在美服打金的工作室，旗下金农由于语言不通，经常被美服GM被封号，我就跑去装作美国人投诉，帮他们把账号解封，成功一次可以拿将近200块钱，一个月能有小4000收入。那时的我和另外一位交大的网瘾学长合租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同时还在台服一个高进度工会开荒WLK。房间里没被褥也没空调，但我全然没想过到了冬天该怎么办。现在回忆那段时间，虽然也能记起煎饼果子里爬出蟑螂的惊悚时刻，但还是有一股莫名的留恋感觉。
三个月后，这个营生被爸妈撞破，我被押解回老家。彼时我还做过最后一博，提出要考某二流院校的工业设计专业硕士，但终因为画画基础太差，坚持了两个月备考依然不见希望，最后无疾而终。当年十一月份，我找到了第一份正经工作，碰巧同事领导的素质都很高，对我的关照无可挑剔，于是，这个关于设计和玩的人生任务正式挂上了大大的“结束”符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偶尔显露出些许非主流知识的“商务人士”。
这段经历其实远比写出来的要复杂，而最让我感慨的是，身边那些试图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人，无一不是关心我和爱我的。只不过他们的价值观里塞满了一种类似于“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的东西，如果能考高分，那就必须去好学校，否则就是辜负老师的栽培；而如果能从名校毕业，则必须去做大事，否则就是浪费全社会的投入。这次董明珠指责那个北大学生，其实也是完全相同的逻辑。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逻辑，就好比“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其实来自于超级英雄片。我在大学快毕业百无聊赖的时候粗读过一阵子马克思的著作，在1844经济哲学手稿里头一次看到了关于“异化”的描述。简而言之，异化就是社会把个人按照其特定领域的生产能力来定量和定位的过程。一个程序员如果一天能敲两万行代码，那就不能去画画，即使他非常喜欢画画。但如果哪天他的画能卖大几十万，那他就不该继续写一行程序，哪怕他其实挺怀念自己曾经的工作。如果违反这种规则，在过去的惩罚就是剥夺收入乃至生存权，而现在，由于生存压力的降低，则更多体现为道德批判，也就是“人应该为XX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倡议听起来高尚，但实质有时可能相当下沉。比如社会上不少男性都对漂亮但晚婚未婚的女博士女强人颇有微词，反而对丑女博士充满了理解。归根结底，他们就是觉得这些美女没有最大化自己的颜值资源，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而这种资源本该是由广大男同胞中的某一个来消受的。
异化从被提出之日起，一直就是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的心腹大患，很遗憾的是，从董明珠理直气壮反对北大学生卖粉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中国当前社会的“异化”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只和资本有关。倒不如说，如今这个越发困难和紧张的时代，维持“个体的自由发展”的确是一件性价比太低的事情。从我所在的以自由发展和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北欧目前的情况来看，放弃“异化”，就是放弃用效率和产出来评价个体，也就是放弃了一切基于此类评价的回馈体系，最终不得不放弃社会动员能立，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性。这一切，在疫情之后的今天，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这个论坛尤其不适合多说北欧。但我还是想说，北欧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脆弱的美好”。正因为我见识过中国，所以能一眼看出北欧制度的脆弱，但每当看见那些沉迷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他们有的在开发免费给人下载的桌游，有的在维护庞大的划艇或者乒乓球俱乐部，甚至还有的以科普蘑菇为事业，在丹麦各地组织免费的远足+蘑菇采摘活动——里面还有许多人都拿着政府低保，我就忍不住联系到自己的经历，继而羡慕这种自在的美好。
差不多2019年中旬，我曾经在知乎写过“我也不想为北欧的制度陪葬，但给朋友送个终总是可以的。”未想到一语成谶，转年就看到了疫情，以及遍及全球，越来越多的，对自由的反思。
这是一个远离自由的时代。北大学子也许真的不该卖米粉了。而共产党宣言里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也许还要历经许多磨难，才会到来。
我也是在nga上看到董明珠痛斥北大法学硕士卖米粉的消息的。当时看了个标题，心底就有一股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对于那位北大学生有无限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和他几乎可以互为映衬。
从小学两年级接触电脑起，我的心思就一直在玩上。高中曾经自己设计过桌游，最后流行全校，逼得老师看到一个计算器就没收一个(那个桌游其实基于dnd规则，只不过把六面骰子换成了计算器的000~999三位随机数)。但我和其他贪玩孩子的主要区别就是成绩不错。高考时候，游戏设计还是个看不到希望的职业，国外黑岛3DO啥的刚倒闭不久，国内网游市场虽然已经露头，但社会风评极差，而且流行的多是传奇这种黑社会气息浓郁的项目。最后，我把高考目标定为了多少带点设计的同济建筑设计专业，想着进去好歹能学一年素描，将来能自己画点Hentai也不坏。那一年的高考是先出分再填志愿，结果我超常发挥，考出了稳进复交的分数。之后，我的父母和所有老师都跑来劝我填报交大或者复旦，因为这两校“和同济不是一个档次”，至于专业嘛，“有什么关系，清北复交随便学什么出来都能找好工作”。
当时劝我的人里还有我们高中的校长，因为他对我有恩，尤其不能拒绝。两个月后，我以语文和英语高考两科加起来只扣了18分的成绩组合进了交大电院，只因为听说那里出来找工作特别稳。
所以，当董明珠指责那个卖粉的为啥还要上北大的时候，我只想说，进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其实大概率也不是考生自己能决定的。如果你拿着清北的成绩去上蓝翔学厨师，那么很多人的愤怒，可能会比今天董女士还要激烈得多。
后来我的大学生活非常传奇，因为根本学不进去，我干过除了学习以外几乎所有事情。最厉害是自行辍学几个月去一家模型店学习打工，靠帮客户涂装人物GK维生。在挂了二十一门课拿到退警以后，我终于有点慌了，痛定思痛决定还是得拿个毕业证再走，于是大三大四疯狂学习，勉勉强强毕了业。但在快毕业的那阵子我依然迷茫，不想找工程师类的工作，甚至一度还在游戏工作室兼过职。那是一个在美服打金的工作室，旗下金农由于语言不通，经常被美服GM被封号，我就跑去装作美国人投诉，帮他们把账号解封，成功一次可以拿将近200块钱，一个月能有小4000收入。那时的我和另外一位交大的网瘾学长合租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同时还在台服一个高进度工会开荒WLK。房间里没被褥也没空调，但我全然没想过到了冬天该怎么办。现在回忆那段时间，虽然也能记起煎饼果子里爬出蟑螂的惊悚时刻，但还是有一股莫名的留恋感觉。
三个月后，这个营生被爸妈撞破，我被押解回老家。彼时我还做过最后一博，提出要考某二流院校的工业设计专业硕士，但终因为画画基础太差，坚持了两个月备考依然不见希望，最后无疾而终。当年十一月份，我找到了第一份正经工作，碰巧同事领导的素质都很高，对我的关照无可挑剔，于是，这个关于设计和玩的人生任务正式挂上了大大的“结束”符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偶尔显露出些许非主流知识的“商务人士”。
这段经历其实远比写出来的要复杂，而最让我感慨的是，身边那些试图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人，无一不是关心我和爱我的。只不过他们的价值观里塞满了一种类似于“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的东西，如果能考高分，那就必须去好学校，否则就是辜负老师的栽培；而如果能从名校毕业，则必须去做大事，否则就是浪费全社会的投入。这次董明珠指责那个北大学生，其实也是完全相同的逻辑。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逻辑，就好比“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其实来自于超级英雄片。我在大学快毕业百无聊赖的时候粗读过一阵子马克思的著作，在1844经济哲学手稿里头一次看到了关于“异化”的描述。简而言之，异化就是社会把个人按照其特定领域的生产能力来定量和定位的过程。一个程序员如果一天能敲两万行代码，那就不能去画画，即使他非常喜欢画画。但如果哪天他的画能卖大几十万，那他就不该继续写一行程序，哪怕他其实挺怀念自己曾经的工作。如果违反这种规则，在过去的惩罚就是剥夺收入乃至生存权，而现在，由于生存压力的降低，则更多体现为道德批判，也就是“人应该为XX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倡议听起来高尚，但实质有时可能相当下沉。比如社会上不少男性都对漂亮但晚婚未婚的女博士女强人颇有微词，反而对丑女博士充满了理解。归根结底，他们就是觉得这些美女没有最大化自己的颜值资源，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而这种资源本该是由广大男同胞中的某一个来消受的。
异化从被提出之日起，一直就是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的心腹大患，很遗憾的是，从董明珠理直气壮反对北大学生卖粉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中国当前社会的“异化”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只和资本有关。倒不如说，如今这个越发困难和紧张的时代，维持“个体的自由发展”的确是一件性价比太低的事情。从我所在的以自由发展和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北欧目前的情况来看，放弃“异化”，就是放弃用效率和产出来评价个体，也就是放弃了一切基于此类评价的回馈体系，最终不得不放弃社会动员能立，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性。这一切，在疫情之后的今天，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这个论坛尤其不适合多说北欧。但我还是想说，北欧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脆弱的美好”。正因为我见识过中国，所以能一眼看出北欧制度的脆弱，但每当看见那些沉迷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他们有的在开发免费给人下载的桌游，有的在维护庞大的划艇或者乒乓球俱乐部，甚至还有的以科普蘑菇为事业，在丹麦各地组织免费的远足+蘑菇采摘活动——里面还有许多人都拿着政府低保，我就忍不住联系到自己的经历，继而羡慕这种自在的美好。
差不多2019年中旬，我曾经在知乎写过“我也不想为北欧的制度陪葬，但给朋友送个终总是可以的。”未想到一语成谶，转年就看到了疫情，以及遍及全球，越来越多的，对自由的反思。
这是一个远离自由的时代。北大学子也许真的不该卖米粉了。而共产党宣言里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也许还要历经许多磨难，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