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𝓻𝓻0𝓻 𝔁_𝔁
2021-09-07T08:51:01+00:00
刚看了下《大义觉迷录》里面雍正的自述，康熙传位的时候，应该是口头就传位了，并没有诏书。而且那个时候雍正也不在。隆科多应该是根据康熙口述在事后补的传位遗诏宣读。也因为如此，所以在雍正时期就广为流传传位十四被改为传位于，以及各种攻击雍正的段子出现了。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由此可见，康熙传位时是没有诏书的，是后面隆科多补的。也正因为是这个漏洞，所以BUG他们后面黑雍正时，就利用上了。根据耿精忠孙子耿六格反馈举报：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所以现在流传的雍正改诏书的戏份，本身就是雍正时期的“特产”。而后面雍正给康熙进参汤这块，依照上述的，在康熙口头传位后，所有人出去候着，就雍正一个人后至进去问候康熙，应该也是BUG戴着往死里黑的。基本上根据《大义觉迷录》里面雍正口述，雍正是有大量的在场人证和物证的。另外雍正在继位之初，是没对兄弟以及隆科多动手的，他自己当时是这样描述：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荩，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
基本上是BUG得了便宜还卖乖。再加上下面人推波助澜想搞事情，比方说尊称十四阿哥为帝。
[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
所以在雍正看来，是BUG他们看雍正继位不爽，想扩充王权又不得，于是各种黑他。对于封建，其实雍正更在乎统一，他针对曾静的封建论是这样说：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由此可见，康熙传位时是没有诏书的，是后面隆科多补的。也正因为是这个漏洞，所以BUG他们后面黑雍正时，就利用上了。根据耿精忠孙子耿六格反馈举报：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所以现在流传的雍正改诏书的戏份，本身就是雍正时期的“特产”。而后面雍正给康熙进参汤这块，依照上述的，在康熙口头传位后，所有人出去候着，就雍正一个人后至进去问候康熙，应该也是BUG戴着往死里黑的。基本上根据《大义觉迷录》里面雍正口述，雍正是有大量的在场人证和物证的。另外雍正在继位之初，是没对兄弟以及隆科多动手的，他自己当时是这样描述：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荩，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
基本上是BUG得了便宜还卖乖。再加上下面人推波助澜想搞事情，比方说尊称十四阿哥为帝。
[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
所以在雍正看来，是BUG他们看雍正继位不爽，想扩充王权又不得，于是各种黑他。对于封建，其实雍正更在乎统一，他针对曾静的封建论是这样说：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