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ze
2022-05-28T19:57: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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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入侵不列颠、建起伦敦城，关于火灾的记载便未曾中断过。
伦敦城内，只有王宫、贵族宅邸和教堂为石头所建，普通市民的房屋多为木材加灰泥结构，厨房做饭用明火，晚间照明点蜡烛，火灾隐患与人们日常相伴。
此外，铁匠铺、枪支军械铺、玻璃制造坊火星四溅，面包房火种长燃，且皆与民宅比邻，稍有疏忽，这里或那里便有失火之虞。
12世纪，伦敦首任市长发布法令，严禁用茅草盖屋顶，要求新房子必须用石料，可经济考量之于百姓的日子总是居于第一位，因此，法规纵然三令五申也得不到执行，500年后，木房子仍然满目尽是。到火灾发生的王政复辟时代，瓦片屋顶总算替代茅草屋顶普及开来，然而，狭窄逼仄的街道已成为另一个积重难返的消防难题。
火灾发生前，伦敦人口在百年内增长4倍，居民达30万，可城市布局还是罗马时代的旧物。城中心拥挤杂乱，街巷形如迷宫，许多街道宽度仅容一人推着独轮车通过。
与此同时，住房紧张诱使业主将名下的土地用到极限，他们把房屋加盖到五六层，并将上部楼层尽量外扩以获取更大的使用面积，这样一来，临街相对的房屋在底层若隔着一条马路，楼顶住户与对面住户就仅有一墙之隔了。此类街区阴暗、空气污浊，一屋着火，立刻殃及一大片，根本来不及扑救。
1665年，伦敦爆发腺鼠疫，致使6.8万人丧生。当时的人们不清楚瘟疫的起因和传播原理，认为是某种瘴气随空气四处流动。
他们普遍相信点火生烟能杀死病原、驱走瘟疫。尽管许多医生对烟和火的防疫效果表示怀疑，但疫情危急且别无他法之时，人们宁愿抓住一线希望孤注一掷。
9月，在连续数周、每周病死数千人的情况下，伦敦市长命令全城每6家住户门前点一堆篝火，所有居民务必储备足够的燃料供篝火使用。次年伊始，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疫情开始缓解，伦敦依旧被阴云笼罩。伦敦市民担心瘟疫重来，街头巷尾到处仍是易燃物，人们对瘟疫的恐惧远远压过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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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9月2日凌晨1点，位于伦敦桥北普丁巷的托马斯·法里诺家的面包房着火了。
凌晨2点，得知火讯的市长赶到现场。此时，控制火势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下令拆毁、清除周边房屋，开辟一圈隔离带，以求把损失压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此处是商业区，店铺和仓库存有大量贵重货物，一旦夷平，事后的赔偿金额不小；而伦敦刚经历了大瘟疫之劫，市政财源枯竭，赔偿将无力承担。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市长决意保守处理，并留下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哼，这点火，一个女人撒泡尿就浇灭了。”
强劲的东南风使得火势越来越猛烈。布丁巷的火迅速蔓延到了鱼街(Fish Street)和伦敦桥，随后沿着泰晤士河街一直渗透进了老天鹅胡同(Old Swan Lane)、圣劳伦斯胡同和兜街。
目睹一切的佩皮斯匆忙赶到了皇宫，国王查理二世召见了他，他把亲眼所见的火势情况报告了国王和约克公爵。
佩皮斯认为除非国王命令拆除房屋，不然无法阻止凶猛的火势。国王和公爵面露忧戚之色，国王命令佩皮斯立即去找伦敦市市长托马斯·布鲁德沃斯，请市长下达命令，凡火势所趋，一切房屋尽行拆除，不必有丝毫惋惜。
但市长大人心里清楚，非法拆毁房屋，人们会向他索要经济赔偿。约克公爵也让佩皮斯转告市长，如需更多兵力，他的士兵立即可以驰援。
佩皮斯后来在坎宁街(Canning Street)遇到了市长，市长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脖子上围着一块手绢。
佩皮斯在日记中颇为生动地记录了市长当时的情形：“听到国王的命令，他大叫起来，像是一个马上要昏厥过去的女人(he cried like a fainting woman)：‘主啊，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精疲力竭了：谁都不听我的话。我已经拆毁了一些房子，但是火势来得太快，我们来不及拆。’”
市长认为：“他不需要更多的部队，他本人必须去休息一下，他已经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于是他向我告辞，我走回家去，一路上看见人们几乎像发了疯一般，而对于救火却表现得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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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市民带着从火里抢出来的财物，逃到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驳船和划艇上。有些市民收拾财物、雇车逃走。9月1日，火灾前一天，伦敦一辆运货马车的租费不过是几先令；到9月3日，价钱涨到了40英镑。
也许是出于对石头建筑防火性能的信赖，也许是出于对神灵护佑的迷信，火区附近书店和文具店老板协同一些居民将大量书籍、纸张和家具搬到圣保罗教堂，以为可确保安全。他们失算了，大火并没有网开一面。9月4日，教堂内堆放的易燃物迅速将其化为一片火海。约翰·伊夫林写道：“教堂墙体的石头如炮弹四射迸裂，铅制屋顶融化，像溪流一样流淌到街道上，路面闪烁出火焰般的红色。”
那一夜，大火从切普赛德(Cheapside)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尔山、伦敦塔街、芬尔奇街、慈恩堂街一直烧到贝纳德堡。装满木材、油料、白兰地酒和煤炭的仓库象炸弹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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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坛上另一位与佩皮斯齐名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这一夜也在伦敦大街上走动，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他在日记里写道：“峻急的火焰声响、毕剥声、霹雳响，女人小孩的尖叫，人们匆忙奔逃，塔楼、房屋、教堂纷纷坠落，好似一场可怕的暴雨，周围的空气如此灼热，到处遍布火焰，最后根本无法近身前行。”
9月3日火势依然凶猛，大火从拉德门一直延伸，烧毁了老贝利、新门和比灵斯门，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被销溶，铅水流淌到大街上。
“数道火势交汇，一道从康希尔山下来，另一道从针线街而来，两道火相遇，转而汇入另外两道分别来自沃尔布鲁克和巴克勒斯伯里的火舌。这四道火舌交汇，在切普赛德街角蹿成一股大火焰，掀起如此耀眼的光芒，如此猖炽的热浪，再加上如此众多的房屋一齐倒塌，掀起如此的喧腾咆哮，场面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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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摩尔广场(Moore Fields)上人山人海，都是携带物资的灾民。从摩尔广场穿过切普赛德街和新门市场，举目望去均是废墟一片。
“走过曾经是弗利特街、拉德门山的地方，路过圣保罗教堂、切普赛德街、交易所街、主教门、市府参事门，所有这些都成了废墟。”
“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某座教堂或大楼废墟旁边，偶或有塔楼或尖顶依然让人惊异地矗立着。”
9月7日这天，风开始调转方向，使大火往回蔓延，而这片区域已经被烧毁，也没有任何易燃物，就这样，大火最终慢慢熄灭。火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大火在费特巷(Fetter Lane)彻底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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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连续烧了4天，烧毁了伦敦1/6的建筑，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200间民房，2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大约100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而当时伦敦市年收入不过1.2万英镑
不过，1665年以来的伦敦鼠疫问题，也随着大火的消失而消散了。自此，伦敦再也没有大规模爆发过黑死病。
火灾余烟消散，9月底，英国议会组建火灾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火灾起因。
1666年的英国适逢多事之秋。
其一，数十年的英国政治和宗教动乱结束没多久，国内各派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思想对抗尚未平息。
其二，英国正与法国和荷兰交战，英国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因此，火灾第二天，有人故意纵火的谣言便流传开来。谁有作案动机呢？在大众眼里，因失势而愤愤不平的共和主义者，效忠于克伦威尔、图谋叛乱的军队，遭受迫害和排挤的天主教徒以及不信国教的新教徒，法国间谍或荷兰奸细，他们都是嫌疑犯。
很快，一个名叫罗伯特·休伯特的法国钟表匠被抓获，供述了犯罪经过，即他如何伙同23个同谋在面包店放火。
可是，随着调查进展，一些事实浮出水面，与他的供词不一致。例如，他所乘坐的轮船船长证实，火灾发生两天后船才靠港，就是说，休伯特不可能在案发时出现在现场。
再如，休伯特不知道法里诺的面包房没有窗户。还有，他一腿残疾，明显不具备作案能力。更蹊跷的是，证据明明有利于休伯特脱罪，他却在审判过程中不断修改口供，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对此，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在《英国叛乱和内战史》中评论道：无论法官还是出席审判的任何人，谁都不相信罗伯特·休伯特有罪，但他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意图自杀，一心求死。
判罪证据缺乏、证词漏洞百出，然而，英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愤和骚动，进而瓦解潜在的政治动荡。这个心智异常的法国人无疑是个完美的牺牲品。于是，罗伯特·休伯特被法庭定罪，于10月下旬被处以绞刑。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二年，火灾委员会正式出具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伦敦大火灾是人为纵火。此时，纵火阴谋论已深入人心，再无人相信死者的清白。
4年后，指导大型公共建筑重建工作的第二部《重建法案》发布。克里斯托弗·雷恩被委以设计和督建新圣保罗大教堂的重任。这座与原教堂风格迥异的宏伟建筑至今仍是标记英国国教身份的一张名片。
建筑要防火，救火设施、救灾制度也要现代化。伦敦大火灾带来了改变历史的三样新发明：消防栓、火灾保险公司和消防局。
自从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入侵不列颠、建起伦敦城，关于火灾的记载便未曾中断过。
伦敦城内，只有王宫、贵族宅邸和教堂为石头所建，普通市民的房屋多为木材加灰泥结构，厨房做饭用明火，晚间照明点蜡烛，火灾隐患与人们日常相伴。
此外，铁匠铺、枪支军械铺、玻璃制造坊火星四溅，面包房火种长燃，且皆与民宅比邻，稍有疏忽，这里或那里便有失火之虞。
12世纪，伦敦首任市长发布法令，严禁用茅草盖屋顶，要求新房子必须用石料，可经济考量之于百姓的日子总是居于第一位，因此，法规纵然三令五申也得不到执行，500年后，木房子仍然满目尽是。到火灾发生的王政复辟时代，瓦片屋顶总算替代茅草屋顶普及开来，然而，狭窄逼仄的街道已成为另一个积重难返的消防难题。
火灾发生前，伦敦人口在百年内增长4倍，居民达30万，可城市布局还是罗马时代的旧物。城中心拥挤杂乱，街巷形如迷宫，许多街道宽度仅容一人推着独轮车通过。
与此同时，住房紧张诱使业主将名下的土地用到极限，他们把房屋加盖到五六层，并将上部楼层尽量外扩以获取更大的使用面积，这样一来，临街相对的房屋在底层若隔着一条马路，楼顶住户与对面住户就仅有一墙之隔了。此类街区阴暗、空气污浊，一屋着火，立刻殃及一大片，根本来不及扑救。
1665年，伦敦爆发腺鼠疫，致使6.8万人丧生。当时的人们不清楚瘟疫的起因和传播原理，认为是某种瘴气随空气四处流动。
他们普遍相信点火生烟能杀死病原、驱走瘟疫。尽管许多医生对烟和火的防疫效果表示怀疑，但疫情危急且别无他法之时，人们宁愿抓住一线希望孤注一掷。
9月，在连续数周、每周病死数千人的情况下，伦敦市长命令全城每6家住户门前点一堆篝火，所有居民务必储备足够的燃料供篝火使用。次年伊始，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疫情开始缓解，伦敦依旧被阴云笼罩。伦敦市民担心瘟疫重来，街头巷尾到处仍是易燃物，人们对瘟疫的恐惧远远压过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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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9月2日凌晨1点，位于伦敦桥北普丁巷的托马斯·法里诺家的面包房着火了。
凌晨2点，得知火讯的市长赶到现场。此时，控制火势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下令拆毁、清除周边房屋，开辟一圈隔离带，以求把损失压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此处是商业区，店铺和仓库存有大量贵重货物，一旦夷平，事后的赔偿金额不小；而伦敦刚经历了大瘟疫之劫，市政财源枯竭，赔偿将无力承担。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市长决意保守处理，并留下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哼，这点火，一个女人撒泡尿就浇灭了。”
强劲的东南风使得火势越来越猛烈。布丁巷的火迅速蔓延到了鱼街(Fish Street)和伦敦桥，随后沿着泰晤士河街一直渗透进了老天鹅胡同(Old Swan Lane)、圣劳伦斯胡同和兜街。
目睹一切的佩皮斯匆忙赶到了皇宫，国王查理二世召见了他，他把亲眼所见的火势情况报告了国王和约克公爵。
佩皮斯认为除非国王命令拆除房屋，不然无法阻止凶猛的火势。国王和公爵面露忧戚之色，国王命令佩皮斯立即去找伦敦市市长托马斯·布鲁德沃斯，请市长下达命令，凡火势所趋，一切房屋尽行拆除，不必有丝毫惋惜。
但市长大人心里清楚，非法拆毁房屋，人们会向他索要经济赔偿。约克公爵也让佩皮斯转告市长，如需更多兵力，他的士兵立即可以驰援。
佩皮斯后来在坎宁街(Canning Street)遇到了市长，市长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脖子上围着一块手绢。
佩皮斯在日记中颇为生动地记录了市长当时的情形：“听到国王的命令，他大叫起来，像是一个马上要昏厥过去的女人(he cried like a fainting woman)：‘主啊，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精疲力竭了：谁都不听我的话。我已经拆毁了一些房子，但是火势来得太快，我们来不及拆。’”
市长认为：“他不需要更多的部队，他本人必须去休息一下，他已经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于是他向我告辞，我走回家去，一路上看见人们几乎像发了疯一般，而对于救火却表现得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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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市民带着从火里抢出来的财物，逃到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驳船和划艇上。有些市民收拾财物、雇车逃走。9月1日，火灾前一天，伦敦一辆运货马车的租费不过是几先令；到9月3日，价钱涨到了40英镑。
也许是出于对石头建筑防火性能的信赖，也许是出于对神灵护佑的迷信，火区附近书店和文具店老板协同一些居民将大量书籍、纸张和家具搬到圣保罗教堂，以为可确保安全。他们失算了，大火并没有网开一面。9月4日，教堂内堆放的易燃物迅速将其化为一片火海。约翰·伊夫林写道：“教堂墙体的石头如炮弹四射迸裂，铅制屋顶融化，像溪流一样流淌到街道上，路面闪烁出火焰般的红色。”
那一夜，大火从切普赛德(Cheapside)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尔山、伦敦塔街、芬尔奇街、慈恩堂街一直烧到贝纳德堡。装满木材、油料、白兰地酒和煤炭的仓库象炸弹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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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坛上另一位与佩皮斯齐名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这一夜也在伦敦大街上走动，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他在日记里写道：“峻急的火焰声响、毕剥声、霹雳响，女人小孩的尖叫，人们匆忙奔逃，塔楼、房屋、教堂纷纷坠落，好似一场可怕的暴雨，周围的空气如此灼热，到处遍布火焰，最后根本无法近身前行。”
9月3日火势依然凶猛，大火从拉德门一直延伸，烧毁了老贝利、新门和比灵斯门，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被销溶，铅水流淌到大街上。
“数道火势交汇，一道从康希尔山下来，另一道从针线街而来，两道火相遇，转而汇入另外两道分别来自沃尔布鲁克和巴克勒斯伯里的火舌。这四道火舌交汇，在切普赛德街角蹿成一股大火焰，掀起如此耀眼的光芒，如此猖炽的热浪，再加上如此众多的房屋一齐倒塌，掀起如此的喧腾咆哮，场面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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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摩尔广场(Moore Fields)上人山人海，都是携带物资的灾民。从摩尔广场穿过切普赛德街和新门市场，举目望去均是废墟一片。
“走过曾经是弗利特街、拉德门山的地方，路过圣保罗教堂、切普赛德街、交易所街、主教门、市府参事门，所有这些都成了废墟。”
“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某座教堂或大楼废墟旁边，偶或有塔楼或尖顶依然让人惊异地矗立着。”
9月7日这天，风开始调转方向，使大火往回蔓延，而这片区域已经被烧毁，也没有任何易燃物，就这样，大火最终慢慢熄灭。火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大火在费特巷(Fetter Lane)彻底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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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连续烧了4天，烧毁了伦敦1/6的建筑，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200间民房，2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大约100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而当时伦敦市年收入不过1.2万英镑
不过，1665年以来的伦敦鼠疫问题，也随着大火的消失而消散了。自此，伦敦再也没有大规模爆发过黑死病。
火灾余烟消散，9月底，英国议会组建火灾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火灾起因。
1666年的英国适逢多事之秋。
其一，数十年的英国政治和宗教动乱结束没多久，国内各派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思想对抗尚未平息。
其二，英国正与法国和荷兰交战，英国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因此，火灾第二天，有人故意纵火的谣言便流传开来。谁有作案动机呢？在大众眼里，因失势而愤愤不平的共和主义者，效忠于克伦威尔、图谋叛乱的军队，遭受迫害和排挤的天主教徒以及不信国教的新教徒，法国间谍或荷兰奸细，他们都是嫌疑犯。
很快，一个名叫罗伯特·休伯特的法国钟表匠被抓获，供述了犯罪经过，即他如何伙同23个同谋在面包店放火。
可是，随着调查进展，一些事实浮出水面，与他的供词不一致。例如，他所乘坐的轮船船长证实，火灾发生两天后船才靠港，就是说，休伯特不可能在案发时出现在现场。
再如，休伯特不知道法里诺的面包房没有窗户。还有，他一腿残疾，明显不具备作案能力。更蹊跷的是，证据明明有利于休伯特脱罪，他却在审判过程中不断修改口供，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对此，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在《英国叛乱和内战史》中评论道：无论法官还是出席审判的任何人，谁都不相信罗伯特·休伯特有罪，但他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意图自杀，一心求死。
判罪证据缺乏、证词漏洞百出，然而，英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愤和骚动，进而瓦解潜在的政治动荡。这个心智异常的法国人无疑是个完美的牺牲品。于是，罗伯特·休伯特被法庭定罪，于10月下旬被处以绞刑。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二年，火灾委员会正式出具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伦敦大火灾是人为纵火。此时，纵火阴谋论已深入人心，再无人相信死者的清白。
4年后，指导大型公共建筑重建工作的第二部《重建法案》发布。克里斯托弗·雷恩被委以设计和督建新圣保罗大教堂的重任。这座与原教堂风格迥异的宏伟建筑至今仍是标记英国国教身份的一张名片。
建筑要防火，救火设施、救灾制度也要现代化。伦敦大火灾带来了改变历史的三样新发明：消防栓、火灾保险公司和消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