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on_L
2021-03-12T11:29:27+00:00
1 雷神的后代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主义”一直是个很负面、很贬义的词汇，但在2016年总统初选时，民主党的桑德斯公开打出了北欧社会主义的旗号，宣扬要走北欧道路，吸引了很多选民；在2019年的总统初选中，桑德斯更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受到更多人的赞扬。北欧道路在欧洲也吸引了很多人，譬如在苏格兰，很多人赞赏挪威的民主社会主义，希望苏格兰也能走挪威道路，在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独立后要走挪威道路的声音很响亮。
从贬义到褒义，是因为北欧道路和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相比较，在实践中表现出优越性，并且自由主义对北欧道路的贬斥性预言，没有被证实。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风靡全球。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北欧模式是会债台高筑的，是会养懒人的，会使经济缺乏活力，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北欧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政府给全民提供优良的福利，由于提供福利需要很大的政府开支，所以新自由主义认为必将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当2009年年底欧洲爆发欧债危机时，人们发现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猪四国”，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组成单词PIGS希腊、葡萄牙、爱尔兰、 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组成单词PIGS，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戏谑)并不是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北欧的冰岛在2008年曾经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海啸，而发生了银行破产的危机，但那是因为银行私有化后缺乏监管的恶性膨胀所致，与高福利无关。
北欧能够提供高福利又无债务危机，是因为它用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道理非常简单。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高税收是坏个东西，由政府的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更是个坏东西，都是违反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原则——市场化和私有化。自从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之后，有些话语被妖魔化、污名化了，譬如：福利国家、国有企业、政府干预，都被污名化为“妖魔”。而在北欧模式中，这些“妖魔”却带来了与新自由主义所预言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2 福利会激发人的潜能，而不是只能将人变成懒汉
北欧的五个国家被很多人称为“福利国家”，究竟什么是福利国家呢？
福利国家的广义定义是政府要负责促进和提供社会福利，至于促进和提供的具体福利，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大致来说，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福利。一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这类福利着眼于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素质和能力，使人能获得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类福利是扶助弱势群体的，譬如帮助失业者、老年人、无劳动能力者等等，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理念在欧美逐渐发展起来，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向人们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同时，工业化使大量的贫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福利。那个时代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Age of Progress)，那时候有一股强劲的理想主义思潮，相信进步的力量。相信科技的进步，相信社会的进步，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进步的政府解决社会福利问题。长期以来， “平等”“扶弱”都是很普世的人类理想，佛教主张慈悲、施舍；伊斯兰教征收财产的扎卡特税(zakat)用以帮助贫穷无助的人；基督教兴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等。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继续追随平等、扶弱的理想，希望福利国家能够通过进步的力量，建成人类进步的“理想国”。
福利国家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进步的褒义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赫然变成了贬义词。对福利国家的贬抑林林总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的“庞大财政负担”和“不可持续性”。福利国家广泛提供公共教育、免费医疗、社会低保、社会养老等等，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丰厚，往往需要用财政赤字来支付福利开支。贬抑者说：“财政赤字是剥削未来、牺牲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使用赤字支付教育医疗福利是不是“剥削未来”呢？如果一个零门贫家子弟借债上学，人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剥削未来”呢？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如此认为。因为上学读书能够增加这个零门贫家寒门子弟未来的人力资本，是对未来的投资，不是对未来的剥削。借债来花天酒地，是败家消费，是剥削未来；借债来读书上学，是兴家消费，是投资未来。消费可区分为败家消费和兴家消费，败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没有好处的东西，兴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教育和医疗都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品也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了它们，人可能会丧失发展的必要基础。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府通过借债来提供教育、医疗、低保福利，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
财务杠杆是一种有效的投资手段，就像利用物理杠杆，使用较少的力量，托起较大的东西。杠杆一直是公司扩大发展的重要工具，借助债贷等外部资金来扩大投资，只要杠杆比例适当，不作非理性高风险投资，财务杠杆能高效率地促进公司的发展。投资教育医疗不是高风险投资，政府的福利赤字更是远低于一般公司使用的杠杆比例，怎么能说福利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呢？明显的事实是，北欧的多数福利国家多年来都有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没有因此不可持续。北欧的冰岛，六十多年来的福利开支没有使其破产，倒是2003年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在五年之内就把它拖入国家破产的深渊，因为那些银行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使用了不可持续的高杠杆，冰岛政府在提供福利时没有使用这样不可持续的高杠杆。福利国家使用杠杆做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而是投资未来；不是牺牲未来，而是造福未来。
第二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认为福利扭曲了市场的价格，福利使教育和医疗的价格降得太低，使人过度消费这类服务，因而使资源不能被配置去满足其他需求。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放任市场来配置资源，相信消费者在市场上是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消费发出需求信号，使市场的无形之手对社会资源作出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实现全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派学说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消费者的需求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指南。
如果一个消费者是败家子，他觉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喝美酒，而不是读书上学，他发出的消费需求信号会使无形之手把资源分配去酿美酒而不是去办学校。虽然，败家子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最有效率地满足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资源配置是理性的吗？是效益最大化吗？显然，这只是效益的暂时最大化，而不是长远的最大化，不是理性的。
计算效益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计算暂时效益，也可以计算长期效益，理性的计算应该是使用长期的时间段。若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福利国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干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干预会使资源的配置更趋于长期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美酒被征税因而价格很高，教育受补贴因而价格很低，人们将少消费美酒而多消费教育，资源将少用于酿酒而多用于办学，这样的消费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是能够实现长期效益的最大化的。
北欧国家对教育医疗的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可以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北欧的医药、电子、电信、汽车等产业创造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品牌，这些产业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长期收益，北欧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多数高于美国，北欧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更是大大领先于美国。福利刺激了理性消费，创造了长期效益。福利国家干预了价格，使人多消费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实现理性的长期效益最大化。
第三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会使人“懒惰”，使人“依赖国家，不思进取，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批评是缺乏实证根据的，从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情况来看，福利国家的国民没有表现出“懒惰”的倾向。劳工参与率是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劳工经济活动的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参与工作的程度，劳工参与率越高，表示这个国家的国民愿意工作的程度越高，也就是说越不懒惰。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不仅很高，而且高过非福利国家的美国。以2015年15岁至64岁的人口为例，美国的参与率是72.6%，北欧国家中参与率最高的冰岛是87.9%，连最低的芬兰也有75.9%。妇女劳工参与率是检验“福利”和“懒惰”关系的更佳指数，因为在福利国家中，妇女的福利往往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相应的福利。如果妇女是懒惰的，她们完全不必去参与工作。在美国，妇女劳工参与率是66.9%，北欧最高的冰岛是85.5%，最低的芬兰是74.4%(2015)。北欧的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
福利国家可以使人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依赖国家，但是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不进取”“不负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中，不少人攻读博士，从博士学位毕业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北欧的四个国家都高于美国(2009)。2009年，瑞典、芬兰、丹麦、挪威高于美国。他们依赖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等的福利，在学术上积极进取，负责任地从事研究工作。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福利，在精神领域追求进取，这个群体就是僧侣。和尚依赖施舍化缘得来的“福利”，修行思索，关怀着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一种更胸怀博大的进取，是一种更终极的责任感。在世俗世界，北欧国家也表现出一种胸怀博大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在国际援助方面，他们做出的奉献远远高于美国。从奉献给国际援助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0倍；从奉献给联合国援助项目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6倍。这些数据和实例显示，北欧人在国内依赖福利，不仅没有变得懒惰，反而在道德上更有责任感，更积极进取地为世界做出奉献；他们的依赖是在低层次的基本生活物质方面，他们的进取是在高层次的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方面。
现代化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满足温饱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经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以前一个人种地，只能养活两三个人，现在可以养活四五十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要积极进取地参与物质生产，不仅会造成产品和产能的过剩，而且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果有人愿意只依赖和消费低保福利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在市场上积极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物质享受，这对现代社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古人尚有诗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现代福利国家的公民更可以说：“宁为福利依赖客，怕作环境污染人。” 如果依赖福利的人能够利用闲暇在精神领域做些积极进取的事情，闲吟客还可能吟出精神关怀的高曲，那对社会就更有好处了。
“懒惰”和“不进取”讲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贬抑福利国家的人认为，福利国家会降低国民的素质。但是，从北欧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北欧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相当优秀的素质，尤其是他们对国际援助的奉献精神，更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相比的。遥想海盗时代(那时不是福利国家)，北欧海盗以凶暴著称，对邻国劫掠杀戮，完全没有表现出援助奉献的精神。但在福利国家时代，北欧的奉献精神却让世界赞叹不已，民族素质在福利国家中获得了升华。
3合理严格的税制，才能产生交税的荣耀，铸就文明的国度
北欧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光辉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福利国家都能够取得如此光辉的结果。有的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却道路惨淡。新自由主义描述的“高福利导致赤字危机”“依赖福利不思进取”等现象的确在一些国家、一些人群中存在。被戏称为“欧猪”的希腊是赤字危机的一个例子，希腊提供福利，但没有征收相应的税收来维持福利支出，因而造成大量赤字、大量债务。
债务是由收和支两个因素造成的，收入少、支出多，就会筑起债台。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希腊政府的税收非常少，以2009年为例，希腊的税收占GDP的30%左右，而绝大多数北欧国家的税收都在GDP的40%以上。希腊的税收之所以少，根本原因是腐败，不仅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且是大众的腐败。逃税是希腊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出租车司机到医生都明目张胆地逃税。2009年的社会调查显示，住在雅典高档住宅区的150位医生，有一半自报年收入不到3万欧元，甚至还有不少医生自报年收入不足1万欧元，他们住豪宅、开豪车、拥有豪华私人游艇、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如此的生活绝不是区区几万欧元能够维持的。据西方学者估计，2007年希腊的“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占到GDP的25%以上，所谓“影子经济”就是不报收入、不交税的经济活动，可见希腊逃税问题之严重。在希腊社会，大家以逃税为荣，常能听到有人夸耀自己如何逃税，以逃税为荣的现象折射出弥漫在大众心底的“文化腐败”。
希腊的“税收少”折射出大众的腐败，“支出大”则凸现出官员的腐败。对比希腊和欧盟的政府支出，希腊公务员的薪酬支出比例要远高于欧盟的平均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希腊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非公务员高得多，虽然希腊的公务员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他们的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比例却很高，这在欧盟和发达国家中实属异数。公务员不仅工资高，退休待遇还非常优厚，享受“特权福利”。“裙带风”是希腊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政党都搞裙带关系。公务员是政治裙带结构中的重要部分，政客把自己的裙带亲信安置在公务员的肥缺上，既能让他们享受优厚收入，又能为自己增强政治实力，使自己能在多党竞争中胜出。
虽然希腊政府对公务员的薪酬支出很慷慨，但对关系全民福利的医疗教育支出却并不慷慨。希腊的教育福利支出比例低于欧盟的平均值，以2005年为例，在政府总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欧盟的平均值是12·1%，希腊是8·7%。医疗支出所占的比例希腊更是大大低于北欧的国家，譬如2008年希腊是11·5%，挪威高达17·6%。公务员薪酬支出比例高，教育医疗支出比例低，这种不对称的比例反映了希腊政治文化中的腐败：对裙带特权慷慨，对全民福利吝啬。
什么样的福利道路会导致惨淡呢？什么样的福利体制中潜藏着杀手呢？希腊的案例显示，是腐败的体制和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导致了福利国家的惨淡。裙带风的政治腐败，逃税为荣的文化腐败，是摧毁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真正杀手。眼睛只盯在暂时能占的便宜上，不去想将会造成的未来灾难。都只想占有，都不想付出；都只想眼前，都不想未来。这是一种腐败的思维方式、腐败的行为方式，终将导致整体的溃败。如果只是部分官员的腐败，可以通过改革割除腐肉。如果是全社会的文化腐败，就需要全社会细胞的更新，每个成员都要自我反省，清除心中的腐败思维，改变自己的腐败行为。
“少交税”“减税负”是很诱人的口号，因为可以使人少付出。但是这样的口号很可能会刺激和培养“只想占有、不想付出”“只想眼前、不想未来”的心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交税”，想到交税可以使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福利，使人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使人有机会提升素质，使社会和自己的未来更美好，那么就可以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腐败土壤。关于税收的话语，影响着社会的心理，培育着社会的心态，选择正确的税收话语叙述，可以使社会更加美好。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国策，使福利可持续，使福利能够带来国民素质的升华，带来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如此的福利国家道路，才能够有光辉的前景。
4 北欧道路vs美国道路：无增长的繁荣或许是真正的繁荣
在如何才能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方面，欧洲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些创新的思路，企望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思路极具震撼性、颠覆性，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的一个报告，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提出了颠覆“GDP是获得繁荣的必要手段”的观念。报告是2009年发表的，恰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报告作者写道：“目前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罕有的机会来投入变革。”所谓的变革，就是不再走增加GDP获得繁荣的固有模式道路，而是要创造新的社会繁荣模式，走新的道路。
这个报告指出，长久以来的固有模式过度注重繁荣依赖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只计GDP，不计环境、社会、心理的代价。在固有模式的主导下，GDP增长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物质富裕，但也造成了无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金融危机更从一个新的层面展示了固有模式中的痼疾。金融海啸起于信贷的膨胀、杠杆的滥用，而如此的膨胀和滥用恰恰是为了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在追求增长的主导下，经济走上了一条不负责任的发展道路，对环境不负责任，对资源不负责任，对债务也不负责任，只求今日繁荣，不计未来后果。如此不计代价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堕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今日的增长，带来了今日的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明日的隐患。
如何摆脱这个悖论的怪圈呢？这个报告用全新的观念，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法。它首先重新审视繁荣的定义，然后分析增长与繁荣之间的复杂关系，检验在固有的宏观经济模式中增长扮演的微妙角色，再进一步指出宏观经济模式需要进行的改革，最后提出了12条改革建议。
在固有的宏观经济模式中，繁荣是和消费紧紧挂钩的。一方面，消费是拉动GDP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消费又是个人生活富裕的标志，消费得越多，就被定义为越“繁荣”。这个报告指出，这种和消费紧紧挂钩的繁荣定义是错误的，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已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史学等角度，证实了这个定义中隐含的问题。
固然，GDP和人的温饱、健康有密切关系，但人们生活的繁荣还和其他重要因素紧密相关，譬如尊严、友爱、归属感、信任感、参与感、生活意义感等等，而这些感受都很难用GDP来衡量。即使是对健康和寿命，GDP的影响也很复杂，并非是简单的直线关系。报告引用了很多数据来考察这种复杂性，譬如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关系，一般来说富国的预期寿命比穷国长，但是在富国之中，GDP的继续增长对寿命的影响越来越微小，也就是说，当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追求增长对寿命的“繁荣”并没有什么意义。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不富裕的国家也能够达到超级富国同样高的预期寿命，譬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它们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但它们的预期寿命却和美国相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古巴，它的人均GDP不及美国的15%，但它的多项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古巴的健康“繁荣”是通过它的社会医疗福利制度取得的，不是靠GDP的增长。
报告指出，物质增长未必一定能带来健康方面的繁荣，而把物质富裕当作繁荣指标更是会产生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使增长最终成为繁荣的障碍。这尤其表现在消费品引起的社会地位竞争压力方面，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物质消费品往往带有符号意义，高档消费品往往会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若以物质消费品标示社会地位，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就要追求物质消费。这样的社会地位竞争使物质消费的增长处于恶性加速状态，因为当某种标示高等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也被下层阶级拥有之后，高等社会地位就需要寻求更高档的消费品来作符号。水涨船高，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不断加速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堆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性产品，而对平凡朴素的保健事业的资源投入则得不到重视。于是，在GDP增长的带动下，健康繁荣并没有如期而至，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却步步逼近，威胁着未来的繁荣。
GDP增长和繁荣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已显示在大量的实例中，但是追求GDP增长却一直主宰着各种决策，为什么决策者对这个悖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呢？报告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因为两个结构性因素，使人难以从GDP增长的悖论怪圈中解脱出来。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中，生产的机制是追逐利润，而要实现利润则必须有消费拉动。当消费饱合的时候，利润也将停滞。为了使市场经济持续转动，需要消费永远处于不饱合状态。消费品的符号化特性，恰好可为消费不饱合提供社会心理基础，使生产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来打破消费饱合状态。生产者看到，创造一种能使消费者兴奋的新产品，要比改进效率生产老产品更有利可图。于是，最成功的生产者是那些能够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那些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能耗使老产品更物美价廉的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和竞争社会地位的消费者联手合作，推动GDP不断增长，使企业家能有不断增加的利润，使消费者能有不断更新的产品。这样的经济结构营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社会逻辑：创新是增长的原动力，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一切问题似乎都需要通过GDP增长来解决。
正是根据这个逻辑，社会稳定和GDP增长被唇齿相依地联系起来了：GDP增长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有了更多的就业就会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拉动，因而能维持经济增长稳定，从而也使社会维持稳定。但是，在如此维持的稳定之下，却潜藏着另一种不稳定：环境和资源的不稳定。
如何解决环境资源的不稳定问题呢？增长万能论断言，增长能带动科技发展，进而创造出污染小、耗能低的新技术，因此增长将能够全面解决环境资源的问题。这个断言的主要证据是，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更好。报告指出，这种环境的比较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布结构中，对环境有恶劣影响的许多产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业的大量产品却是由发达国家消费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拉动了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发展，增长把污染转移出国门，暂时改善了本国的环境问题，但是却加剧了他国的环境污染，最终造成了全球环境的不稳定。科技是能够降低污染能耗的，但如果增长的幅度超过了降低的幅度，最终结果仍然会使总体污染增加，譬如，节能车降低了10%的污染，但当用车的人增加了20%，即使大家都用了节能车，总体污染仍然会增加，仍然不能解决可持续的问题。
报告指出，要想真正解决繁荣的可持续问题，需要超越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维。
这方面的专家还模拟出了达到这个结果的具体方法。报告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投资的转型，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增加对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减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投资，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资。第二个是就业者工作时间的改变，就业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每年工作的总量都要减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减少工时的方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社会收入更为平均，使以前失业没工资的人和以前通过长工时赚高工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二是使以前工时长的人有更多的闲暇，这些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他们增加的闲暇时间，可以使他们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荣”，而这些繁荣是不能用钱买来的，譬如增加人际交往的亲情繁荣、减轻工作压力的心理繁荣等。
本文摘自《优主治国》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主义”一直是个很负面、很贬义的词汇，但在2016年总统初选时，民主党的桑德斯公开打出了北欧社会主义的旗号，宣扬要走北欧道路，吸引了很多选民；在2019年的总统初选中，桑德斯更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受到更多人的赞扬。北欧道路在欧洲也吸引了很多人，譬如在苏格兰，很多人赞赏挪威的民主社会主义，希望苏格兰也能走挪威道路，在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独立后要走挪威道路的声音很响亮。
从贬义到褒义，是因为北欧道路和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相比较，在实践中表现出优越性，并且自由主义对北欧道路的贬斥性预言，没有被证实。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风靡全球。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北欧模式是会债台高筑的，是会养懒人的，会使经济缺乏活力，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北欧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政府给全民提供优良的福利，由于提供福利需要很大的政府开支，所以新自由主义认为必将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当2009年年底欧洲爆发欧债危机时，人们发现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猪四国”，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组成单词PIGS希腊、葡萄牙、爱尔兰、 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组成单词PIGS，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戏谑)并不是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北欧的冰岛在2008年曾经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海啸，而发生了银行破产的危机，但那是因为银行私有化后缺乏监管的恶性膨胀所致，与高福利无关。
北欧能够提供高福利又无债务危机，是因为它用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道理非常简单。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高税收是坏个东西，由政府的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更是个坏东西，都是违反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原则——市场化和私有化。自从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之后，有些话语被妖魔化、污名化了，譬如：福利国家、国有企业、政府干预，都被污名化为“妖魔”。而在北欧模式中，这些“妖魔”却带来了与新自由主义所预言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2 福利会激发人的潜能，而不是只能将人变成懒汉
北欧的五个国家被很多人称为“福利国家”，究竟什么是福利国家呢？
福利国家的广义定义是政府要负责促进和提供社会福利，至于促进和提供的具体福利，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大致来说，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福利。一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这类福利着眼于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素质和能力，使人能获得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类福利是扶助弱势群体的，譬如帮助失业者、老年人、无劳动能力者等等，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理念在欧美逐渐发展起来，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向人们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同时，工业化使大量的贫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福利。那个时代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Age of Progress)，那时候有一股强劲的理想主义思潮，相信进步的力量。相信科技的进步，相信社会的进步，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进步的政府解决社会福利问题。长期以来， “平等”“扶弱”都是很普世的人类理想，佛教主张慈悲、施舍；伊斯兰教征收财产的扎卡特税(zakat)用以帮助贫穷无助的人；基督教兴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等。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继续追随平等、扶弱的理想，希望福利国家能够通过进步的力量，建成人类进步的“理想国”。
福利国家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进步的褒义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赫然变成了贬义词。对福利国家的贬抑林林总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的“庞大财政负担”和“不可持续性”。福利国家广泛提供公共教育、免费医疗、社会低保、社会养老等等，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丰厚，往往需要用财政赤字来支付福利开支。贬抑者说：“财政赤字是剥削未来、牺牲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使用赤字支付教育医疗福利是不是“剥削未来”呢？如果一个零门贫家子弟借债上学，人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剥削未来”呢？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如此认为。因为上学读书能够增加这个零门贫家寒门子弟未来的人力资本，是对未来的投资，不是对未来的剥削。借债来花天酒地，是败家消费，是剥削未来；借债来读书上学，是兴家消费，是投资未来。消费可区分为败家消费和兴家消费，败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没有好处的东西，兴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教育和医疗都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品也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了它们，人可能会丧失发展的必要基础。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府通过借债来提供教育、医疗、低保福利，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
财务杠杆是一种有效的投资手段，就像利用物理杠杆，使用较少的力量，托起较大的东西。杠杆一直是公司扩大发展的重要工具，借助债贷等外部资金来扩大投资，只要杠杆比例适当，不作非理性高风险投资，财务杠杆能高效率地促进公司的发展。投资教育医疗不是高风险投资，政府的福利赤字更是远低于一般公司使用的杠杆比例，怎么能说福利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呢？明显的事实是，北欧的多数福利国家多年来都有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没有因此不可持续。北欧的冰岛，六十多年来的福利开支没有使其破产，倒是2003年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在五年之内就把它拖入国家破产的深渊，因为那些银行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使用了不可持续的高杠杆，冰岛政府在提供福利时没有使用这样不可持续的高杠杆。福利国家使用杠杆做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而是投资未来；不是牺牲未来，而是造福未来。
第二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认为福利扭曲了市场的价格，福利使教育和医疗的价格降得太低，使人过度消费这类服务，因而使资源不能被配置去满足其他需求。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放任市场来配置资源，相信消费者在市场上是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消费发出需求信号，使市场的无形之手对社会资源作出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实现全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派学说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消费者的需求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指南。
如果一个消费者是败家子，他觉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喝美酒，而不是读书上学，他发出的消费需求信号会使无形之手把资源分配去酿美酒而不是去办学校。虽然，败家子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最有效率地满足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资源配置是理性的吗？是效益最大化吗？显然，这只是效益的暂时最大化，而不是长远的最大化，不是理性的。
计算效益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计算暂时效益，也可以计算长期效益，理性的计算应该是使用长期的时间段。若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福利国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干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干预会使资源的配置更趋于长期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美酒被征税因而价格很高，教育受补贴因而价格很低，人们将少消费美酒而多消费教育，资源将少用于酿酒而多用于办学，这样的消费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是能够实现长期效益的最大化的。
北欧国家对教育医疗的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可以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北欧的医药、电子、电信、汽车等产业创造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品牌，这些产业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长期收益，北欧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多数高于美国，北欧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更是大大领先于美国。福利刺激了理性消费，创造了长期效益。福利国家干预了价格，使人多消费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实现理性的长期效益最大化。
第三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会使人“懒惰”，使人“依赖国家，不思进取，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批评是缺乏实证根据的，从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情况来看，福利国家的国民没有表现出“懒惰”的倾向。劳工参与率是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劳工经济活动的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参与工作的程度，劳工参与率越高，表示这个国家的国民愿意工作的程度越高，也就是说越不懒惰。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不仅很高，而且高过非福利国家的美国。以2015年15岁至64岁的人口为例，美国的参与率是72.6%，北欧国家中参与率最高的冰岛是87.9%，连最低的芬兰也有75.9%。妇女劳工参与率是检验“福利”和“懒惰”关系的更佳指数，因为在福利国家中，妇女的福利往往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相应的福利。如果妇女是懒惰的，她们完全不必去参与工作。在美国，妇女劳工参与率是66.9%，北欧最高的冰岛是85.5%，最低的芬兰是74.4%(2015)。北欧的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
福利国家可以使人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依赖国家，但是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不进取”“不负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中，不少人攻读博士，从博士学位毕业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北欧的四个国家都高于美国(2009)。2009年，瑞典、芬兰、丹麦、挪威高于美国。他们依赖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等的福利，在学术上积极进取，负责任地从事研究工作。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福利，在精神领域追求进取，这个群体就是僧侣。和尚依赖施舍化缘得来的“福利”，修行思索，关怀着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一种更胸怀博大的进取，是一种更终极的责任感。在世俗世界，北欧国家也表现出一种胸怀博大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在国际援助方面，他们做出的奉献远远高于美国。从奉献给国际援助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0倍；从奉献给联合国援助项目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6倍。这些数据和实例显示，北欧人在国内依赖福利，不仅没有变得懒惰，反而在道德上更有责任感，更积极进取地为世界做出奉献；他们的依赖是在低层次的基本生活物质方面，他们的进取是在高层次的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方面。
现代化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满足温饱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经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以前一个人种地，只能养活两三个人，现在可以养活四五十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要积极进取地参与物质生产，不仅会造成产品和产能的过剩，而且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果有人愿意只依赖和消费低保福利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在市场上积极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物质享受，这对现代社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古人尚有诗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现代福利国家的公民更可以说：“宁为福利依赖客，怕作环境污染人。” 如果依赖福利的人能够利用闲暇在精神领域做些积极进取的事情，闲吟客还可能吟出精神关怀的高曲，那对社会就更有好处了。
“懒惰”和“不进取”讲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贬抑福利国家的人认为，福利国家会降低国民的素质。但是，从北欧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北欧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相当优秀的素质，尤其是他们对国际援助的奉献精神，更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相比的。遥想海盗时代(那时不是福利国家)，北欧海盗以凶暴著称，对邻国劫掠杀戮，完全没有表现出援助奉献的精神。但在福利国家时代，北欧的奉献精神却让世界赞叹不已，民族素质在福利国家中获得了升华。
3合理严格的税制，才能产生交税的荣耀，铸就文明的国度
北欧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光辉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福利国家都能够取得如此光辉的结果。有的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却道路惨淡。新自由主义描述的“高福利导致赤字危机”“依赖福利不思进取”等现象的确在一些国家、一些人群中存在。被戏称为“欧猪”的希腊是赤字危机的一个例子，希腊提供福利，但没有征收相应的税收来维持福利支出，因而造成大量赤字、大量债务。
债务是由收和支两个因素造成的，收入少、支出多，就会筑起债台。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希腊政府的税收非常少，以2009年为例，希腊的税收占GDP的30%左右，而绝大多数北欧国家的税收都在GDP的40%以上。希腊的税收之所以少，根本原因是腐败，不仅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且是大众的腐败。逃税是希腊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出租车司机到医生都明目张胆地逃税。2009年的社会调查显示，住在雅典高档住宅区的150位医生，有一半自报年收入不到3万欧元，甚至还有不少医生自报年收入不足1万欧元，他们住豪宅、开豪车、拥有豪华私人游艇、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如此的生活绝不是区区几万欧元能够维持的。据西方学者估计，2007年希腊的“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占到GDP的25%以上，所谓“影子经济”就是不报收入、不交税的经济活动，可见希腊逃税问题之严重。在希腊社会，大家以逃税为荣，常能听到有人夸耀自己如何逃税，以逃税为荣的现象折射出弥漫在大众心底的“文化腐败”。
希腊的“税收少”折射出大众的腐败，“支出大”则凸现出官员的腐败。对比希腊和欧盟的政府支出，希腊公务员的薪酬支出比例要远高于欧盟的平均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希腊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非公务员高得多，虽然希腊的公务员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他们的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比例却很高，这在欧盟和发达国家中实属异数。公务员不仅工资高，退休待遇还非常优厚，享受“特权福利”。“裙带风”是希腊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政党都搞裙带关系。公务员是政治裙带结构中的重要部分，政客把自己的裙带亲信安置在公务员的肥缺上，既能让他们享受优厚收入，又能为自己增强政治实力，使自己能在多党竞争中胜出。
虽然希腊政府对公务员的薪酬支出很慷慨，但对关系全民福利的医疗教育支出却并不慷慨。希腊的教育福利支出比例低于欧盟的平均值，以2005年为例，在政府总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欧盟的平均值是12·1%，希腊是8·7%。医疗支出所占的比例希腊更是大大低于北欧的国家，譬如2008年希腊是11·5%，挪威高达17·6%。公务员薪酬支出比例高，教育医疗支出比例低，这种不对称的比例反映了希腊政治文化中的腐败：对裙带特权慷慨，对全民福利吝啬。
什么样的福利道路会导致惨淡呢？什么样的福利体制中潜藏着杀手呢？希腊的案例显示，是腐败的体制和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导致了福利国家的惨淡。裙带风的政治腐败，逃税为荣的文化腐败，是摧毁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真正杀手。眼睛只盯在暂时能占的便宜上，不去想将会造成的未来灾难。都只想占有，都不想付出；都只想眼前，都不想未来。这是一种腐败的思维方式、腐败的行为方式，终将导致整体的溃败。如果只是部分官员的腐败，可以通过改革割除腐肉。如果是全社会的文化腐败，就需要全社会细胞的更新，每个成员都要自我反省，清除心中的腐败思维，改变自己的腐败行为。
“少交税”“减税负”是很诱人的口号，因为可以使人少付出。但是这样的口号很可能会刺激和培养“只想占有、不想付出”“只想眼前、不想未来”的心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交税”，想到交税可以使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福利，使人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使人有机会提升素质，使社会和自己的未来更美好，那么就可以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腐败土壤。关于税收的话语，影响着社会的心理，培育着社会的心态，选择正确的税收话语叙述，可以使社会更加美好。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国策，使福利可持续，使福利能够带来国民素质的升华，带来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如此的福利国家道路，才能够有光辉的前景。
4 北欧道路vs美国道路：无增长的繁荣或许是真正的繁荣
在如何才能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方面，欧洲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些创新的思路，企望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思路极具震撼性、颠覆性，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的一个报告，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提出了颠覆“GDP是获得繁荣的必要手段”的观念。报告是2009年发表的，恰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报告作者写道：“目前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罕有的机会来投入变革。”所谓的变革，就是不再走增加GDP获得繁荣的固有模式道路，而是要创造新的社会繁荣模式，走新的道路。
这个报告指出，长久以来的固有模式过度注重繁荣依赖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只计GDP，不计环境、社会、心理的代价。在固有模式的主导下，GDP增长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物质富裕，但也造成了无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金融危机更从一个新的层面展示了固有模式中的痼疾。金融海啸起于信贷的膨胀、杠杆的滥用，而如此的膨胀和滥用恰恰是为了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在追求增长的主导下，经济走上了一条不负责任的发展道路，对环境不负责任，对资源不负责任，对债务也不负责任，只求今日繁荣，不计未来后果。如此不计代价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堕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今日的增长，带来了今日的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明日的隐患。
如何摆脱这个悖论的怪圈呢？这个报告用全新的观念，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法。它首先重新审视繁荣的定义，然后分析增长与繁荣之间的复杂关系，检验在固有的宏观经济模式中增长扮演的微妙角色，再进一步指出宏观经济模式需要进行的改革，最后提出了12条改革建议。
在固有的宏观经济模式中，繁荣是和消费紧紧挂钩的。一方面，消费是拉动GDP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消费又是个人生活富裕的标志，消费得越多，就被定义为越“繁荣”。这个报告指出，这种和消费紧紧挂钩的繁荣定义是错误的，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已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史学等角度，证实了这个定义中隐含的问题。
固然，GDP和人的温饱、健康有密切关系，但人们生活的繁荣还和其他重要因素紧密相关，譬如尊严、友爱、归属感、信任感、参与感、生活意义感等等，而这些感受都很难用GDP来衡量。即使是对健康和寿命，GDP的影响也很复杂，并非是简单的直线关系。报告引用了很多数据来考察这种复杂性，譬如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关系，一般来说富国的预期寿命比穷国长，但是在富国之中，GDP的继续增长对寿命的影响越来越微小，也就是说，当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追求增长对寿命的“繁荣”并没有什么意义。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不富裕的国家也能够达到超级富国同样高的预期寿命，譬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它们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但它们的预期寿命却和美国相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古巴，它的人均GDP不及美国的15%，但它的多项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古巴的健康“繁荣”是通过它的社会医疗福利制度取得的，不是靠GDP的增长。
报告指出，物质增长未必一定能带来健康方面的繁荣，而把物质富裕当作繁荣指标更是会产生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使增长最终成为繁荣的障碍。这尤其表现在消费品引起的社会地位竞争压力方面，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物质消费品往往带有符号意义，高档消费品往往会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若以物质消费品标示社会地位，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就要追求物质消费。这样的社会地位竞争使物质消费的增长处于恶性加速状态，因为当某种标示高等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也被下层阶级拥有之后，高等社会地位就需要寻求更高档的消费品来作符号。水涨船高，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不断加速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堆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性产品，而对平凡朴素的保健事业的资源投入则得不到重视。于是，在GDP增长的带动下，健康繁荣并没有如期而至，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却步步逼近，威胁着未来的繁荣。
GDP增长和繁荣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已显示在大量的实例中，但是追求GDP增长却一直主宰着各种决策，为什么决策者对这个悖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呢？报告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因为两个结构性因素，使人难以从GDP增长的悖论怪圈中解脱出来。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中，生产的机制是追逐利润，而要实现利润则必须有消费拉动。当消费饱合的时候，利润也将停滞。为了使市场经济持续转动，需要消费永远处于不饱合状态。消费品的符号化特性，恰好可为消费不饱合提供社会心理基础，使生产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来打破消费饱合状态。生产者看到，创造一种能使消费者兴奋的新产品，要比改进效率生产老产品更有利可图。于是，最成功的生产者是那些能够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那些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能耗使老产品更物美价廉的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和竞争社会地位的消费者联手合作，推动GDP不断增长，使企业家能有不断增加的利润，使消费者能有不断更新的产品。这样的经济结构营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社会逻辑：创新是增长的原动力，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一切问题似乎都需要通过GDP增长来解决。
正是根据这个逻辑，社会稳定和GDP增长被唇齿相依地联系起来了：GDP增长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有了更多的就业就会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拉动，因而能维持经济增长稳定，从而也使社会维持稳定。但是，在如此维持的稳定之下，却潜藏着另一种不稳定：环境和资源的不稳定。
如何解决环境资源的不稳定问题呢？增长万能论断言，增长能带动科技发展，进而创造出污染小、耗能低的新技术，因此增长将能够全面解决环境资源的问题。这个断言的主要证据是，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更好。报告指出，这种环境的比较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布结构中，对环境有恶劣影响的许多产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业的大量产品却是由发达国家消费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拉动了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发展，增长把污染转移出国门，暂时改善了本国的环境问题，但是却加剧了他国的环境污染，最终造成了全球环境的不稳定。科技是能够降低污染能耗的，但如果增长的幅度超过了降低的幅度，最终结果仍然会使总体污染增加，譬如，节能车降低了10%的污染，但当用车的人增加了20%，即使大家都用了节能车，总体污染仍然会增加，仍然不能解决可持续的问题。
报告指出，要想真正解决繁荣的可持续问题，需要超越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维。
这方面的专家还模拟出了达到这个结果的具体方法。报告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投资的转型，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增加对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减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投资，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资。第二个是就业者工作时间的改变，就业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每年工作的总量都要减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减少工时的方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社会收入更为平均，使以前失业没工资的人和以前通过长工时赚高工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二是使以前工时长的人有更多的闲暇，这些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他们增加的闲暇时间，可以使他们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荣”，而这些繁荣是不能用钱买来的，譬如增加人际交往的亲情繁荣、减轻工作压力的心理繁荣等。
本文摘自《优主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