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的这两道敕令，不是在鼓励朱棣在他百年后夺位？

怎么可能

都说了是让他守中国之门户的，不是让他夺位的

开国皇帝鼓励次子夺位，是嫌自己的江山太稳了？

古文还不给副个标点，你直接看的是原本啊

这段内容是后面改太祖实录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改的

由毓慶勳懿集所載太祖與郭英二敕，可證其時備邊開平，燕王本不在內，故本卷第四頁所載太祖敕都督楊文:'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燕王'，即不可輕信。昔人治明史者，知郭英之聽燕王節制為不可信，而不知楊文之聽燕王節制，其事亦屬偽造，蓋未取'代遼寧谷等王居中'原敕與實錄對校，故仍為實錄所欺耳。

又不是李世民那种无以复加的，朱棣这种最多就是给自己孙子当好看门狗，谁让他夺位了？朱允炆但凡学学汉武帝推恩令，打一棒子给三个枣子，都不会有靖难。自己不瞎指挥，就铁玄他们就够朱棣折腾了。你几时看到过李世民为了夺位害怕去猪圈吃猪食的。

老朱的设计有一个诸侯王叛乱，其他诸侯王一起灭掉，燕王反了 不还有晋王么，他那好圣孙能同时得罪所有诸侯王，是他没想到的。

我说第二条看的有的莫名其妙，一直在说跟着辽王，最后来一句听燕王节制

晋府制作的太祖皇帝钦录里也写着洪武三十一年圣旨让朱棣领着进行军事行动啊，朝鲜那边的史料里也写了燕王在这一年节制辽王带兵出塞，“辽东被掳人金松逃来(朝鲜),告曰:‘蒙古军向辽东,燕府王率师攻击,败之,辽王领兵将行,予亦充军而行,中路逃来。’”，其实这个时候朱棣已经是事实嫡长子了，能力强也没得罪过老朱，按老朱一贯的长幼有序的习惯，没道理跳过他不用直接让辽王上的，南炳文就这事也写过篇驳斥论文，可以看看，这个应该确实不是太祖实录造假

关于燕王朱棣的两篇敕书造假案献疑
南炳文
摘要：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曾二次改修<明太祖实录>,渲染明太祖末年有心传位其人之假象.前贤王崇武、黄彰健等史学大家曾对此进行揭发.但其中一篇论文,根据<毓庆勋懿集>所载敕书,论定<明太祖实录>中所载朱棣于洪武末年曾受命统率诸王备边防秋的两篇敕书,系伪造史实.而从明初诸王受命共同出军必用兄长担任统率之惯例考察,该文所持论点难以成立;现存史籍中亦有可信的证据,可以说明<明太祖实录>的两篇敕书并未造假.该文之失误似为史学大家之偶出一失.此两篇敕书之是否造假,关乎对明太祖逝世前夕燕王朱棣政治地位及其与朝廷关系状况之了解,亦关乎对靖难之役发生背景及当事双方责任之评估,不可不予重视.
并不是定论

明朝的藩王又不是实封的，跟汉朝的差别大了去了，推什么恩

辽东跟开平就不在一个地方啊，而且友军救援和节制也不是一回事，郭英二敕指的都是备边开平没有朱棣参与。

甲辰，胡兵侵云内，突入州城，同知黄里与其弟得亨率兵民与战，里死之，得亨亦被重伤。会应州同知王长贤率众来援，胡兵遂解去。

你看这条史料会得出应州节制云内州的结论吗？朱棣节制其他藩王的例子是有的，备边开平这事为什么认为没有朱棣参与的两大原因是郭英后人也流了敕书，还有就是太祖实录被改了三次。

之前看过一个观点，说是朱棣自出生到登基这段时期的历史，全部都要辩论着看。

我的观点是综合对比给晋府还有郭英的敕书能看出来朱元璋的部署下令习惯，杨文、郭英还有诸王这些每个人收到的敕书应该都只是关于自己负责部分的安排而非全局，具体到细节是杨文受燕王节制，郭英受辽王节制，但会师后肯定还是让最年长的燕王总领全局，譬如洪武二十三年征乃儿不花，就是晋王节制燕王，主要是这事有其他藩王参与了，老朱不可能跳过朱棣的，从洪武三十一年朱棣还在被安排正常参与军事行动来看，老朱也没防着他的意思

备边开平不一样的，以往是大王套小王，节制一个，备边开平是一次性节制四个，这个有点太多了，四小王互不统属的可能性也有，毕竟你指挥层级这种大事怎么可能跳过军事主管，你说不告诉郭英，那辽王跟燕王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郭英听谁的？

谁大听谁的啊，洪武朝二王以上出征，都是长者为帅

以往的情况是北面还能有个晋王分担啊，这会不是晋王刚死么，燕王就独大了呗，郭英听辽王的但辽王听燕王啊，不过参考燕王受晋王节制时的情况，小王有自己想法的话也能做一定决策和行动，但王爷们意见怎么分歧都轮不到郭英来操心就是了
主要是洪武三十一年的朱元璋应该也没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不行了，备边是每年都要干的事，这一次让燕王挑大梁了可能也只是临时安排，要不是这年朱元璋就死了，后续未必不会再进行调整

据黄先生介绍：该书“所录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凡八”，除上述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及五月十三日两敕外，还有“洪武二十年七月九月，二十一年正月二月，及三十年正月三月六敕”。此六敕所记与《明太祖实录》相合，但“(洪武)三十年三月与郭英敕书，《实录》系于是年四月辛卯。恐当以《实录》为正。《毓庆勋懿集》所载此敕有讹字，如‘应有机务，条列以闻’，列字即误作例。” 黄先生在这里当非就《毓庆勋懿集》所记八个敕书的文本优劣，作全面检讨和评论，但即便如此，已可发现，其竟能在一个敕书中至少有两处错误(从“如‘应有机务，条列以闻’”之行文中用“如”字，似可推想，可能其误当更多)，不仅有错字，而且连敕书的时间也搞错了。可见《毓庆勋懿集》绝非编写谨慎、校勘精良的刊本，其有关记载难免有误。 《毓庆勋懿集》既是这样一种书籍，对其记载当不可盲目相信。当其他记载与之有差异时，要仔细分辨，只有发现了另外可信的史料可与两者中的某一方相呼应和印证之时，才可将信任票投给某一方。当下遇到的这项燕王于洪武三十一年是否参与备边防秋活动及出任统帅的疑案，即应如此处理。就笔者所知，在这个疑案中，《毓庆勋懿集》否定燕王在洪武三十一年参与备边防秋活动并出任统帅的记载，得不到另外的史料的明确呼应和印证(黄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未见提出)，而与之记载相反的《明太祖实录》，却得到了另外的史料的明确呼应和印证(这在上文已经叙及)。面对这种情景，结论显然应当是抛弃《毓庆勋懿集》的说法，而采信《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关于这项疑案，《毓庆勋懿集》为什么发生了错误呢？笔者仔细研读其文后，有一大胆的推测：当是其在两个敕书中各脱一“燕”字，即其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武定侯郭英等”一篇敕书中，在“代、辽、宁、谷等王居其中”一句的开首脱一“燕”字；其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皇帝制谕武定侯郭英”一篇中，在“仍听王节制”一句的“王”字前脱一“燕”字。试将这两篇敕书各补一“燕”字，其全文读起来并无不顺，而又可与其他各书之记载不相矛盾。此种设想，岂非可备一说？

不用可能，互相节制都是开军事行动的时候临时的安排，军事行动一结束这个节制关系就终止了，另外根据洪武朝惯例，大王不是光节制一个小王的，小王下面将校级别也是归大王管。

辛亥，敕代王率护卫兵出塞，受晋王节制。
丙辰，命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等往北平等处备边，其山西属卫将校悉听晋王节制。

所以朱棣节制四王，那么郭英接到的敕令必然需要包含他要接受朱棣节制的内容。

讲道理，你说脱字那你无敌了，那人家也可以说实录加字，这个不就是先射箭再画靶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