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都骂不到点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晨则对韩江获奖有着特别的思考。“作为韩国文学研究者，本应兴奋于国内即将掀起一波‘韩江热’乃至‘韩国文学热’，也许自己也会成为 ‘风口上的猪’起飞，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却有些复杂。”
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种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来，尤其是《82年生的金智英》中译本出版以来，国内对赵南柱、韩江等韩国女性作家写作的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文学表现出的高度热情背后，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读者对韩国女性主义小说作品的理解，常常止步于表达共鸣、寻求普遍性。从豆瓣读书的读者反馈上看，我们的读者常常认为韩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女性的普遍困境，或者所谓保留着儒教遗构的 ‘东亚’女性的普遍困境。但是这种理解恰恰忽略了韩国社会当下的女性处境的特殊语境。例如，处于分裂状态的韩国，实施全国男性兵役制，韩国社会是具有高度战争动员机制的社会。”
另一个原因是，基于个人的阅读趣味以及对韩国文学、历史的理解，董晨对韩江的作品，尤其是对她所谓“被压抑的历史”的书写，并没有很高的评价。
在董晨看来，韩江的小说，例如《不做告别》，以女性视角写济州岛四三事件，把一般历史叙述中被动的、被害的女性设置为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坚韧地寻找家人被害真相，积极去治愈同为韩国国家暴力受害者的男性，积极而坚定地记录历史、传承历史记忆的主体。然而，韩江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历史叙述本身，小说中的历史叙述早已是政治正确的。非但如此，与韩国国内进步的历史叙述相比，韩江的视角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济州岛四三事件背后，不仅有韩国的国家暴力，也有美国对韩国的放任甚至纵容。韩国学界的诸多研究，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思的《朝鲜战争》中就很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而美国的责任在韩江小说中被隐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