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known_
2020-07-06T07:04: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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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一次真实而残酷的电车困境实验
原创 北冥乘海生 计算广告 2月8日
随着1月23号武汉封城，全国的新年都冷了下来：商场餐馆早关了门，快递都不让进小区，连雪后嬉戏的孩子也不见踪影，窗外只是偶尔有一只饿瘦了的流浪猫踱过。
大家都希望，只要武汉人民不出来，全国人民不进去，宅在家里各自安好，病毒愤愤然无处发泄，这场疫情很快也就挺过去了。
两周过去，在湖北以外，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4天下降，死亡率也控制在千分之二左右，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烈性的流感；可是在武汉，形势的严峻超乎想象，发病数不断攀升，而百分之几的死亡率，从数据上看简直是与其他省市完全不同的病种。
如果两周前有机会偷看一眼答案的话，每个决策者与旁观者的内心，可能都会承受百倍的煎熬：因为事后来看，我们面临的抉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而真实的电车困境实验。
一列电车从远处驶来，轨道在前面分了岔：直行的轨道上，躺着五个人；右边的岔道上，躺着一个人。而控制道岔的闸，就在您的手边，扳，死一个；不扳，死五个。扳还是不扳？这就是电车困境。这个假设中的难题，事实上也真实发生过： 2012年旧金山发生了一起电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与平常电车事故不同的是，一名27岁的女子琼斯在目睹电车失控的情形下扳动了电车的道岔，使得本应撞向五人的电车改变轨道撞死了在另一条轨道上的法利先生。
因为左右皆是鲜活的生命，而非可以计价的财物，才有此困境。如果道岔上躺着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座城市，甚至全体国民呢？
对某些特殊职业的人来说，让火车从自己身上压过去，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使命。远者如温泉关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近者如此次疫情中的一线医护。只是，突然要在大量普通民众之间扳动道岔，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1月23日前后，所有人(也包括我)的关注与质疑，都在何不快点封城，牺牲些经济的增速、生活的便利，就能迅速斩断病源。可现在看来，由于当时被感染的武汉群众，规模远超估计，我们面对的恰恰是上面那道左右为难的题目。
既然是道岔难题，就无法像算术题那样通过比较收益做出抉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数字，封城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封城的情况如何？ 封城，则湖北以外的输入病例被切断，疫情二次传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结果也基本如愿。没想到的是，封城后医疗和预防资源严重不足，城内的许多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也很难避免传染给其他人，这大大提高了死亡人数。
实际上，由于医疗资源过饱和，还有相当的患者甚至死者，并没有被纳入统计数字中。开始我对此只是猜测，直到在二度朋友关系上出现了这样的两例：一例是我母校的老师，母亲在武汉染病身故，父兄也高烧在家；一例是我同学的亲属，在武汉身故。显然，这些病例都未能收治。只要看看那些武汉患病者求助的贴子，独自隔离在家的小朋友，还有照顾患病儿子的90岁老奶奶，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对他们来说，今年的春节，真正是一个年关。
也有人说，医疗资源不足只是表象，官员的执行能力才是祸根，这也没错。我只想说明，目前数字上的偏差大概并非刻意隐瞒，只是整个城市的运转能力，都严重过载了，急切间也难有大转机。
到2月7日，湖北官方数据死亡699例，再加上无法统计的病例，至少也有千人上下。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些亡故者能够有机会离开武汉，来到其他城市，收治和痊愈的比例一定会大大提高。
也就是说，将道岔扳到封城这条轨道上，与不封城相比，武汉人已经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生命代价。这一点可能是当初难以想到，也无暇顾及的。
倘若一个武汉人不顾禁令逃出湖北，如果身体健康，被感染的风险会大大降低；如果已经染病，得到救治的可能性则大大提高。而每一个留在城内的武汉人，虽然出于无奈，也可算得疫情面前的温泉关三百勇士。
不封城又会怎样？ 不封城的话，随着疫情的升级，和春节返乡的大潮，携病毒者将散布到全国各地，再传染给更多的人。由于现实没有走上这条轨道，其后果我们只能估计。
姑且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算法：按照1月23号武汉公布的数据，已经有500万流出武汉，900万人留下；流出的人口中，有26.4%也就是132万人流向了外省；假设疫情加重，武汉又不封城的话，极端情形下，全体居民都投亲访友，各奔他乡，1400万人都流向外省，也就是目前的10.6倍。
先考虑最乐观的情形，做如下两个假设: 1. 全国人民严防四周，疫情的指数级传播基本被切断，基本只有武汉出来的病毒携带者带来的一二度传染； 2. 另外，全国的医疗资源尚能应付这1400万人中的感染者，而发病者也能得到合理的救治。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那么外省的病例数和死亡数，应该近似正比于武汉的流出人口。我们知道，到2月7日为止，外省总死亡人数25人，乘以10.6倍，也就是265人，这比现在湖北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
似乎看起来，有那么一丝希望，如果能把全国的医疗资源利用起来，可以多挽回几百条人命。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上面的第二个假设并不成立：就算全国的医疗资源对付得了所有感染者，由于地区之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在某个地区疫情爆发，当地的医疗资源超载以后，难保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武汉，那时局面就难以收拾，也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生命。
有无第三条轨道？ 看起来，封城与否，并非简单的成本权衡问题，而是个升级版的道岔难题：由于前方大雾弥漫，我们并不清楚在某条轨道上，能避开多少人，又伤及多少人。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我们已经选择了封城，有一些武汉同胞因为救治不及，而献出了生命。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
两周前，也许没有人料到封城这条的轨道的代价如此惨烈，而且也没人知道，这样的惨烈是否还会继续。各地医疗队支援进去了，可是病床不够；火神山建起来了，医疗设备又不足；全国人民捐款捐物，又不知分到了哪里；患者初步安顿下来，新的疑似病人又无处隔离。
似乎还有一条路：把湖北的部分病人，转运到其他有充足医疗资源的城市去。如果管理得当，不造成新的疫情传播的话，这应该能最大程度挽救武汉患者的生命。看起来，新出台的“一省包一市”方案，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当然，这样的方案也有未知的风险：湖北省外各地的医疗资源也越来越紧张，不知何时达到饱和；大量病人转运到全国各地，隔离不善的话会造成新的疫情集中爆发。
只是，看起来也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也许，这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又一次电车困境。
长求总 ...
武汉封城就是一次电车难题，一边是武汉市民，一边是全国人民。这个答案很明显。
武汉封城，一次真实而残酷的电车困境实验
原创 北冥乘海生 计算广告 2月8日
随着1月23号武汉封城，全国的新年都冷了下来：商场餐馆早关了门，快递都不让进小区，连雪后嬉戏的孩子也不见踪影，窗外只是偶尔有一只饿瘦了的流浪猫踱过。
大家都希望，只要武汉人民不出来，全国人民不进去，宅在家里各自安好，病毒愤愤然无处发泄，这场疫情很快也就挺过去了。
两周过去，在湖北以外，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4天下降，死亡率也控制在千分之二左右，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烈性的流感；可是在武汉，形势的严峻超乎想象，发病数不断攀升，而百分之几的死亡率，从数据上看简直是与其他省市完全不同的病种。
如果两周前有机会偷看一眼答案的话，每个决策者与旁观者的内心，可能都会承受百倍的煎熬：因为事后来看，我们面临的抉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而真实的电车困境实验。
一列电车从远处驶来，轨道在前面分了岔：直行的轨道上，躺着五个人；右边的岔道上，躺着一个人。而控制道岔的闸，就在您的手边，扳，死一个；不扳，死五个。扳还是不扳？这就是电车困境。这个假设中的难题，事实上也真实发生过： 2012年旧金山发生了一起电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与平常电车事故不同的是，一名27岁的女子琼斯在目睹电车失控的情形下扳动了电车的道岔，使得本应撞向五人的电车改变轨道撞死了在另一条轨道上的法利先生。
因为左右皆是鲜活的生命，而非可以计价的财物，才有此困境。如果道岔上躺着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座城市，甚至全体国民呢？
对某些特殊职业的人来说，让火车从自己身上压过去，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使命。远者如温泉关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近者如此次疫情中的一线医护。只是，突然要在大量普通民众之间扳动道岔，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1月23日前后，所有人(也包括我)的关注与质疑，都在何不快点封城，牺牲些经济的增速、生活的便利，就能迅速斩断病源。可现在看来，由于当时被感染的武汉群众，规模远超估计，我们面对的恰恰是上面那道左右为难的题目。
既然是道岔难题，就无法像算术题那样通过比较收益做出抉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数字，封城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封城的情况如何？ 封城，则湖北以外的输入病例被切断，疫情二次传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结果也基本如愿。没想到的是，封城后医疗和预防资源严重不足，城内的许多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也很难避免传染给其他人，这大大提高了死亡人数。
实际上，由于医疗资源过饱和，还有相当的患者甚至死者，并没有被纳入统计数字中。开始我对此只是猜测，直到在二度朋友关系上出现了这样的两例：一例是我母校的老师，母亲在武汉染病身故，父兄也高烧在家；一例是我同学的亲属，在武汉身故。显然，这些病例都未能收治。只要看看那些武汉患病者求助的贴子，独自隔离在家的小朋友，还有照顾患病儿子的90岁老奶奶，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对他们来说，今年的春节，真正是一个年关。
也有人说，医疗资源不足只是表象，官员的执行能力才是祸根，这也没错。我只想说明，目前数字上的偏差大概并非刻意隐瞒，只是整个城市的运转能力，都严重过载了，急切间也难有大转机。
到2月7日，湖北官方数据死亡699例，再加上无法统计的病例，至少也有千人上下。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些亡故者能够有机会离开武汉，来到其他城市，收治和痊愈的比例一定会大大提高。
也就是说，将道岔扳到封城这条轨道上，与不封城相比，武汉人已经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生命代价。这一点可能是当初难以想到，也无暇顾及的。
倘若一个武汉人不顾禁令逃出湖北，如果身体健康，被感染的风险会大大降低；如果已经染病，得到救治的可能性则大大提高。而每一个留在城内的武汉人，虽然出于无奈，也可算得疫情面前的温泉关三百勇士。
不封城又会怎样？ 不封城的话，随着疫情的升级，和春节返乡的大潮，携病毒者将散布到全国各地，再传染给更多的人。由于现实没有走上这条轨道，其后果我们只能估计。
姑且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算法：按照1月23号武汉公布的数据，已经有500万流出武汉，900万人留下；流出的人口中，有26.4%也就是132万人流向了外省；假设疫情加重，武汉又不封城的话，极端情形下，全体居民都投亲访友，各奔他乡，1400万人都流向外省，也就是目前的10.6倍。
先考虑最乐观的情形，做如下两个假设: 1. 全国人民严防四周，疫情的指数级传播基本被切断，基本只有武汉出来的病毒携带者带来的一二度传染； 2. 另外，全国的医疗资源尚能应付这1400万人中的感染者，而发病者也能得到合理的救治。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那么外省的病例数和死亡数，应该近似正比于武汉的流出人口。我们知道，到2月7日为止，外省总死亡人数25人，乘以10.6倍，也就是265人，这比现在湖北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
似乎看起来，有那么一丝希望，如果能把全国的医疗资源利用起来，可以多挽回几百条人命。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上面的第二个假设并不成立：就算全国的医疗资源对付得了所有感染者，由于地区之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在某个地区疫情爆发，当地的医疗资源超载以后，难保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武汉，那时局面就难以收拾，也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生命。
有无第三条轨道？ 看起来，封城与否，并非简单的成本权衡问题，而是个升级版的道岔难题：由于前方大雾弥漫，我们并不清楚在某条轨道上，能避开多少人，又伤及多少人。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我们已经选择了封城，有一些武汉同胞因为救治不及，而献出了生命。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
两周前，也许没有人料到封城这条的轨道的代价如此惨烈，而且也没人知道，这样的惨烈是否还会继续。各地医疗队支援进去了，可是病床不够；火神山建起来了，医疗设备又不足；全国人民捐款捐物，又不知分到了哪里；患者初步安顿下来，新的疑似病人又无处隔离。
似乎还有一条路：把湖北的部分病人，转运到其他有充足医疗资源的城市去。如果管理得当，不造成新的疫情传播的话，这应该能最大程度挽救武汉患者的生命。看起来，新出台的“一省包一市”方案，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当然，这样的方案也有未知的风险：湖北省外各地的医疗资源也越来越紧张，不知何时达到饱和；大量病人转运到全国各地，隔离不善的话会造成新的疫情集中爆发。
只是，看起来也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也许，这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又一次电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