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nholeCrusader
2020-04-17T23:55:08+00:00
我身边值得写的外国人有很多。自己也没想到居然会这么早就开始写我现在的老板。
老人家是个意大利人，名叫Maurizio，这个名字一般译为“毛里奇奥”，不过在意大利语读音中更接近“马里秋”——听起来颇像一味中药。
六年前我刚来丹麦的时候，马老先生还不是我的老板。那时的他是事业部的前三号人物，全球销售高级总监。虽然职位关键，他却一直在意大利帕尔马自己的家中办公，所以直到一年后，我才在某次销售大会上见到他本人。老先生五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两颊和腰身都有些松垮，鼻尖也带点儿红。可除开这些南欧老销售都有的身材问题，老先生的确非常和气体面：谈兴甚健，知无不言，而且说话总是娓娓道来。那次会议的主题基本是论功行赏，胡吃海喝。老爷子安排了全程吃住，还亲自带着我们参观了帕尔马的酒庄与博洛尼亚的古迹。一路上体验的都是最正宗的意大利风味：住的酒店有四百年余历史，会议室更是直接用了一栋文艺复兴时期的小礼拜堂，除开每天晚上十点餐后必然出现的一杯浓缩咖啡，我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感与钦佩。
会议最后一天，马总监在台上做关于“保持与提升”的总结，与会者都对他的安排赞不绝口。突然间，三位德国产品经理同事带着坏笑抱怨起来：“每天的咖啡量太少了啊。我们需要更多咖啡，保暖壶装的那种”。老爷子听罢扬了扬眉毛，带着无辜的眼神与和善的笑容转过头去，在黑板上欣然写道：
德国人不懂咖啡。
德国人只配喝屎。
写完，全场包括那几个德国人都笑成了一团，只有我还有点惴惴，觉得刚才的措辞有些激烈——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欧洲人日常的尖刻与幽默下，隐藏的骄傲与坚持。
那次旅程之后，我和意大利仿佛结下了某种缘分，两年之间因公因私一共去了七次之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来自马先生以及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卡洛的帮助。每到一个新城市，他们都会和我预告里面的景点、特产与值得留意的小咖啡馆。同时，马总也开始频繁的造访中国，很多次都与我为伴。我们虽然还没有汇报关系，但接触已然非常频繁了。
他是外国人中相当亲华的那一类，坚信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也喜欢强调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每次来上海，他总要先去七浦路或者上海科技中心负一层买点故乡的名牌，然后跑去其他同事面前吹嘘自己的精明：如何区分仿造品的材质，如何用谷歌翻译砍价，甚至如何发现了一家皮包店柜台后的暗门，最后在里面买到三个仿BV的包包——那个故事在他嘴里颇有点冒险的气味。“牌子有什么用呢？“讲完后老先生总会说：”人家的包包只有意大利10%的价格，而且质量也不错。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牌子什么都不是。”
在他嘴里，意大利仿佛是个一无是处的国家，他尤其喜欢细数中国在意大利的最新投资与并购：意大利电网Refi被中国国家电网持股35%，意大利无线通讯公司被长江实业收购，意大利AC米兰和国际米兰分别被百度和苏宁收购，连里皮被中国国家队买去，甚至于，他博洛尼亚老家楼下一家一百多年历史的咖啡馆都被本地中国人接管了。有一次他甚至给我看了两个网站，一个是某知名意大利律师事务所创办的，全中文，名叫“意大利投资并购网”；还有一个则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开设的网站，网址Vendereaicinesi.it非常通俗易懂——卖给中国人。”
所有这一类对话的最后，老先生都会感叹中国实力的强大，并且带着坚定的态度强调未来一定会是中国的，意大利也会是中国的。只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几年前写下的话。
德国人不懂咖啡。
德国人只配喝屎。
事实上，老先生也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了解中国。2016年他和我一起回国参加宝马展，晚上突然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老友，一位挺有气质的意大利老夫人。两人寒暄一阵后马先生提出请客吃饭，然后便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给我找个上海最辣的馆子！维罗妮卡(大概是这个名字，记不清了)她很喜欢吃辣！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既不清楚中餐到底有多辣，也不清楚上海到底有多大，但还是在大众点评上找到了附近最符合条件的一家四川火锅店。最后的结果没怎么出乎我的预料，火锅店里，我们仨围了一张小桌，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服务员，正用烫勺从红汤底里一个个地往外捞辣椒。那个场面着实魔幻，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保留着几张模糊的画面：店里氤氲的热气，身旁两位老人被熏得油红的脸，呆呆坐着的我，以及旁边碟子上堆着的，山一般的小尖椒儿。
马老先生还喜欢在中国用筷子，虽然水平一言难尽。2018年我们又一次参加上海宝马展，那时我已经知道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吃肉不太消化，只是在商务聚餐时从不说起)，便帮他在陆家嘴中心找了家创意素菜馆。老爷子礼貌地拒绝了服务生递过来的刀叉，从一旁筷笼里抽出了一把筷子，用看着挺专业的姿势拿好。结果第一道菜是油焖栗子，老头边和我和颜悦色地讲述自己以前在美国旅游的经历，手上的筋肉却有点抽搐——他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搛起了第一个栗子，赶紧送进嘴里。这时候第二道菜上来了，是一盘清炒山药……那天我一直有点儿后悔，所幸老人家的态度一直很轻快。食毕，我们一起下到外头散步，很快便走到了了金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三栋楼的中间，我还在和他介绍这些大楼的高度与造价，只见老先生拿出手机，施施然举到头顶，然后眯起眼睛说道：“看呐，这一张照片里，居然能同时出现三栋楼的楼顶！“
他的眼中，透出一种伴着羡慕的欣喜，好像一个看到橱窗里的大玩具的孩子。
我总觉得，马老先生对中国的热爱背后藏着什么别的东西，不过这种态度本身已经足以让我感到亲切了。就在我们一起出差的那段时间，我和他的私交也变得越来越好。老人家健谈，和善，更重要的是和我没有任何汇报关系。我和他说起过去的中国，我和老婆小时候的经历；说起我在国内的知名网站上有十万多关注，大家怎么看待外国人；甚至还说过起自己得了抑郁症——那天说完之后，老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在丹麦苦了吧，你就是意大利来少了……什么时候抽空到我们那吃上一个月，保管你什么病都能养好。“这段话并不太科学，也有站着不腰疼的嫌疑。不过在我不太开心的那段日子里，那段话比什么医学建议都让我印象深刻。
可惜单纯的好友关系却没持续太久，19年初，公司组织架构调动，Maurizio从销售高级总监变成了产品管理的高级总监，从此成了我的新老板。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次降职，老先生自己却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在家工作，依然乐呵呵地和大家聊天开会，甚至还会和以前一样问我“博客更新的怎么样啦“——他一直以为我在知乎上的账号是个博客。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的身材在半年内瘦了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了许多。我和他每两周做一次汇报，然而每次会议都是他讲五十分钟，我讲剩下的十分钟。周围的同事也都是如此，我们甚至曾经聚在一起吐槽，到底是谁才是老板呀？
今年一月底，我从中国飞回丹麦，按照公司规定必须隔离。老爷子认真地问我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是否会有什么困难。一周后产品管理团队在一起开会，讨论到世界另一头的病情，大家都对中国表现出了一些基于礼貌的同情。然而老先生却闷闷的，一直没怎么说话。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说起，今天早上他家楼下的中国夫妻出门时被街上的小混混吼了。“可是他们已经在帕尔马生活了二十年，最近也根本没回去啊。“老爷子听着有点儿喘：”当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打开窗户往下喊：我年轻的时候，意大利可没有你们这种垃圾！“
我们都楞了。老头子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屏幕那头，轻轻叹道：”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们交给下一代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大利，又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头一次，整个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回答他的问题。
事实上，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么一类亲华的外国人——他们其实并不太了解中国，但对那个国家的信心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国人，甚至会称赞一些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部分。他们的态度，恰似一些弱队的粉丝在主队即将对决豪门时，反复强调对手的不可战胜，甚至还会给对手下注。然而抹去那层“理性与利益”的肤浅包装，底下隐藏的，依然是他们对故乡深沉的爱，以及一种淡淡的哀愁。
一个月后的三月初，马老先生苦笑着和我说，你的隔离结束了是吧，现在该轮到我了。随着疫情在意大利的深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只是汇报工作时能看到他的白发仿佛变多了。中国医疗队驰援意大利时，我本期待他会提起这件事，可他并没有说什么。那个礼拜我们的工作汇报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末了他告诉我，他们街区的老面包师傅，今年七十三岁，因为感染新冠昨天晚上已经走了。
“我看到新闻里的米兰大教堂，广场上一个人没有……“屏幕那头，老先生看起来有些动情。
又过了一个月，丹麦政府颁布了救市政策，大部分丹麦办公室员工都被送回家了。由于是政府支付的工资，我们不能在家工作。而意大利的政府并没有这种余裕。老爷子表达了一阵羡慕，然后把包括我在内的四个驻丹麦下属的工作全暂时接了过来。我回家的前一天，他和我一起确认了许多工作细节，最后我们互道好运——在这个忐忑的时刻，欧洲真的太需要好运了。
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次的短信联络，只不过不能聊工作。他会讲讲意大利的天气和新闻，而我会说说自己在家的活动：给儿子新建了一个滑梯，装修了家里的烟囱，在花园里种了草莓——老爷子还提醒我说，草莓快成熟时要罩防鸟网，他家以前种了四十株草莓，还青着的时候就被鸟啄去了。
上个礼拜，他又问起了我的“博客“现在如何。我和他说自己没怎么写，一来缺少灵感，二来丹麦现在在中国风评很差。老先生知道之前病毒国旗的事情，所以没说什么。可当我们道过再见之后，他突然追问了一句：”现在意大利在中国的名声还好吧？“
我让他放心，说意大利目前在中国媒体中声望还不错。然后又补充道，其实我写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意大利新冠群的，讲了些里头看来的英雄和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反馈很不错，有三十多万阅读和五千多赞，还有四百多人留言，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更理解意大利人了。
“太好了。“老爷子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第二条短信。
“谢谢你这么做。“
老人家是个意大利人，名叫Maurizio，这个名字一般译为“毛里奇奥”，不过在意大利语读音中更接近“马里秋”——听起来颇像一味中药。
六年前我刚来丹麦的时候，马老先生还不是我的老板。那时的他是事业部的前三号人物，全球销售高级总监。虽然职位关键，他却一直在意大利帕尔马自己的家中办公，所以直到一年后，我才在某次销售大会上见到他本人。老先生五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两颊和腰身都有些松垮，鼻尖也带点儿红。可除开这些南欧老销售都有的身材问题，老先生的确非常和气体面：谈兴甚健，知无不言，而且说话总是娓娓道来。那次会议的主题基本是论功行赏，胡吃海喝。老爷子安排了全程吃住，还亲自带着我们参观了帕尔马的酒庄与博洛尼亚的古迹。一路上体验的都是最正宗的意大利风味：住的酒店有四百年余历史，会议室更是直接用了一栋文艺复兴时期的小礼拜堂，除开每天晚上十点餐后必然出现的一杯浓缩咖啡，我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感与钦佩。
会议最后一天，马总监在台上做关于“保持与提升”的总结，与会者都对他的安排赞不绝口。突然间，三位德国产品经理同事带着坏笑抱怨起来：“每天的咖啡量太少了啊。我们需要更多咖啡，保暖壶装的那种”。老爷子听罢扬了扬眉毛，带着无辜的眼神与和善的笑容转过头去，在黑板上欣然写道：
德国人不懂咖啡。
德国人只配喝屎。
写完，全场包括那几个德国人都笑成了一团，只有我还有点惴惴，觉得刚才的措辞有些激烈——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欧洲人日常的尖刻与幽默下，隐藏的骄傲与坚持。
那次旅程之后，我和意大利仿佛结下了某种缘分，两年之间因公因私一共去了七次之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来自马先生以及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卡洛的帮助。每到一个新城市，他们都会和我预告里面的景点、特产与值得留意的小咖啡馆。同时，马总也开始频繁的造访中国，很多次都与我为伴。我们虽然还没有汇报关系，但接触已然非常频繁了。
他是外国人中相当亲华的那一类，坚信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也喜欢强调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每次来上海，他总要先去七浦路或者上海科技中心负一层买点故乡的名牌，然后跑去其他同事面前吹嘘自己的精明：如何区分仿造品的材质，如何用谷歌翻译砍价，甚至如何发现了一家皮包店柜台后的暗门，最后在里面买到三个仿BV的包包——那个故事在他嘴里颇有点冒险的气味。“牌子有什么用呢？“讲完后老先生总会说：”人家的包包只有意大利10%的价格，而且质量也不错。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牌子什么都不是。”
在他嘴里，意大利仿佛是个一无是处的国家，他尤其喜欢细数中国在意大利的最新投资与并购：意大利电网Refi被中国国家电网持股35%，意大利无线通讯公司被长江实业收购，意大利AC米兰和国际米兰分别被百度和苏宁收购，连里皮被中国国家队买去，甚至于，他博洛尼亚老家楼下一家一百多年历史的咖啡馆都被本地中国人接管了。有一次他甚至给我看了两个网站，一个是某知名意大利律师事务所创办的，全中文，名叫“意大利投资并购网”；还有一个则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开设的网站，网址Vendereaicinesi.it非常通俗易懂——卖给中国人。”
所有这一类对话的最后，老先生都会感叹中国实力的强大，并且带着坚定的态度强调未来一定会是中国的，意大利也会是中国的。只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几年前写下的话。
德国人不懂咖啡。
德国人只配喝屎。
事实上，老先生也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了解中国。2016年他和我一起回国参加宝马展，晚上突然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老友，一位挺有气质的意大利老夫人。两人寒暄一阵后马先生提出请客吃饭，然后便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给我找个上海最辣的馆子！维罗妮卡(大概是这个名字，记不清了)她很喜欢吃辣！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既不清楚中餐到底有多辣，也不清楚上海到底有多大，但还是在大众点评上找到了附近最符合条件的一家四川火锅店。最后的结果没怎么出乎我的预料，火锅店里，我们仨围了一张小桌，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服务员，正用烫勺从红汤底里一个个地往外捞辣椒。那个场面着实魔幻，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保留着几张模糊的画面：店里氤氲的热气，身旁两位老人被熏得油红的脸，呆呆坐着的我，以及旁边碟子上堆着的，山一般的小尖椒儿。
马老先生还喜欢在中国用筷子，虽然水平一言难尽。2018年我们又一次参加上海宝马展，那时我已经知道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吃肉不太消化，只是在商务聚餐时从不说起)，便帮他在陆家嘴中心找了家创意素菜馆。老爷子礼貌地拒绝了服务生递过来的刀叉，从一旁筷笼里抽出了一把筷子，用看着挺专业的姿势拿好。结果第一道菜是油焖栗子，老头边和我和颜悦色地讲述自己以前在美国旅游的经历，手上的筋肉却有点抽搐——他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搛起了第一个栗子，赶紧送进嘴里。这时候第二道菜上来了，是一盘清炒山药……那天我一直有点儿后悔，所幸老人家的态度一直很轻快。食毕，我们一起下到外头散步，很快便走到了了金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三栋楼的中间，我还在和他介绍这些大楼的高度与造价，只见老先生拿出手机，施施然举到头顶，然后眯起眼睛说道：“看呐，这一张照片里，居然能同时出现三栋楼的楼顶！“
他的眼中，透出一种伴着羡慕的欣喜，好像一个看到橱窗里的大玩具的孩子。
我总觉得，马老先生对中国的热爱背后藏着什么别的东西，不过这种态度本身已经足以让我感到亲切了。就在我们一起出差的那段时间，我和他的私交也变得越来越好。老人家健谈，和善，更重要的是和我没有任何汇报关系。我和他说起过去的中国，我和老婆小时候的经历；说起我在国内的知名网站上有十万多关注，大家怎么看待外国人；甚至还说过起自己得了抑郁症——那天说完之后，老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在丹麦苦了吧，你就是意大利来少了……什么时候抽空到我们那吃上一个月，保管你什么病都能养好。“这段话并不太科学，也有站着不腰疼的嫌疑。不过在我不太开心的那段日子里，那段话比什么医学建议都让我印象深刻。
可惜单纯的好友关系却没持续太久，19年初，公司组织架构调动，Maurizio从销售高级总监变成了产品管理的高级总监，从此成了我的新老板。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次降职，老先生自己却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在家工作，依然乐呵呵地和大家聊天开会，甚至还会和以前一样问我“博客更新的怎么样啦“——他一直以为我在知乎上的账号是个博客。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的身材在半年内瘦了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了许多。我和他每两周做一次汇报，然而每次会议都是他讲五十分钟，我讲剩下的十分钟。周围的同事也都是如此，我们甚至曾经聚在一起吐槽，到底是谁才是老板呀？
今年一月底，我从中国飞回丹麦，按照公司规定必须隔离。老爷子认真地问我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是否会有什么困难。一周后产品管理团队在一起开会，讨论到世界另一头的病情，大家都对中国表现出了一些基于礼貌的同情。然而老先生却闷闷的，一直没怎么说话。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说起，今天早上他家楼下的中国夫妻出门时被街上的小混混吼了。“可是他们已经在帕尔马生活了二十年，最近也根本没回去啊。“老爷子听着有点儿喘：”当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打开窗户往下喊：我年轻的时候，意大利可没有你们这种垃圾！“
我们都楞了。老头子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屏幕那头，轻轻叹道：”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们交给下一代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大利，又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头一次，整个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回答他的问题。
事实上，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么一类亲华的外国人——他们其实并不太了解中国，但对那个国家的信心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国人，甚至会称赞一些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部分。他们的态度，恰似一些弱队的粉丝在主队即将对决豪门时，反复强调对手的不可战胜，甚至还会给对手下注。然而抹去那层“理性与利益”的肤浅包装，底下隐藏的，依然是他们对故乡深沉的爱，以及一种淡淡的哀愁。
一个月后的三月初，马老先生苦笑着和我说，你的隔离结束了是吧，现在该轮到我了。随着疫情在意大利的深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只是汇报工作时能看到他的白发仿佛变多了。中国医疗队驰援意大利时，我本期待他会提起这件事，可他并没有说什么。那个礼拜我们的工作汇报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末了他告诉我，他们街区的老面包师傅，今年七十三岁，因为感染新冠昨天晚上已经走了。
“我看到新闻里的米兰大教堂，广场上一个人没有……“屏幕那头，老先生看起来有些动情。
又过了一个月，丹麦政府颁布了救市政策，大部分丹麦办公室员工都被送回家了。由于是政府支付的工资，我们不能在家工作。而意大利的政府并没有这种余裕。老爷子表达了一阵羡慕，然后把包括我在内的四个驻丹麦下属的工作全暂时接了过来。我回家的前一天，他和我一起确认了许多工作细节，最后我们互道好运——在这个忐忑的时刻，欧洲真的太需要好运了。
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次的短信联络，只不过不能聊工作。他会讲讲意大利的天气和新闻，而我会说说自己在家的活动：给儿子新建了一个滑梯，装修了家里的烟囱，在花园里种了草莓——老爷子还提醒我说，草莓快成熟时要罩防鸟网，他家以前种了四十株草莓，还青着的时候就被鸟啄去了。
上个礼拜，他又问起了我的“博客“现在如何。我和他说自己没怎么写，一来缺少灵感，二来丹麦现在在中国风评很差。老先生知道之前病毒国旗的事情，所以没说什么。可当我们道过再见之后，他突然追问了一句：”现在意大利在中国的名声还好吧？“
我让他放心，说意大利目前在中国媒体中声望还不错。然后又补充道，其实我写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意大利新冠群的，讲了些里头看来的英雄和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反馈很不错，有三十多万阅读和五千多赞，还有四百多人留言，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更理解意大利人了。
“太好了。“老爷子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第二条短信。
“谢谢你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