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j.
2020-05-07T14:43:28+00:00
古代的好地主在灾年兼并土地 就好比趁火打劫
平常年份除了败家子和遇上疾病是很少有人卖地的
而到了灾年 作为乡村统治阶级的他们开始兼并土地 (有见识的地主进行赈灾 然而他们少之又少)
有原始积累地主开始抬高粮食价格 压低土地价格 土地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被好地主以当时合法的手段 集中起来了
而破产的农民 要么当长工 要么变成仆人 当然了,鞭打、殴打、虐待仆役,以及性侵、强暴女仆,哪怕是未成年女童担任的女仆都是家常便饭。
有些不甘心的破产农民就做了强盗 如果太多 他们就开始造反 造反后的改朝换代造成人口大灭绝 又留下了很多无主之地 于是矛盾开始稍微缓和 因为农民能种无主之地了
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 皇帝 他从来没有 或者他根本采取不了来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的手段 因为他和他的手下都是地主 这样的地主 难道不需要被推翻么
遇上灾荒年 掌握权力的地主总是兼并土地的要比赈灾的好地主多得多 他们造成大批流民 造成社会动乱 他们尽了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了吗
每一次因为土地兼并造成的大动乱 又死亡了多少人
为好地主呐喊的人能接受自己有病去医院 医院突然提高你的治疗费用吗
作者:特务鸡
链接:[ur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254566/answer/134180677[/url]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于农民而言,一方面不仅要盼着洪水大旱战争蚂蚱别来,一方面还要应付苛捐杂税;遇上哪年年景不好,稍一不留神,就给破了产,而为了讨口饭吃,于是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地主大户,自己就成了佃农。佃农的实质就是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奴隶,他们不仅要替大户们耕种,而且还要给他们纳税。而税租,也是地主靠兼并发财的最主要手段。可能有的人觉得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上缴的土地税应该也多了
你要明白,自古以来,真正有本事搞土地兼并的赵家人是不用交什么狗屁税的;就像今天,有本事更改高考分数的人根本不会去参加高考。从唐代以来,这种“命官形势之家”越来越多,天下的土地十分之七在这些人手里,而剩下的十分之三,则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所谓“田归品官不役之家,而役并于中等见存之户”。意思就是说特权人士基本上把持着全国大部分土地,于是繁重的租税差科的负担全都落到土地并不多的中等民户身上了。所以说靠地收租,地主基本上是可以躺着数钱的。封建时期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也最粗暴的方法就是“均田”“均税”,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很难于去实施,即便实施了也很难长久,不出几年,旧病还是会复发,唐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里不多讲。而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也都颁布过均田诏令,但最后也是因为阻力太大而没有贯彻到底。于是土地问题便一直伴随北宋直到灭亡。而到了南宋,豪绅大户则几乎垄断了东南的水利田亩。我引用邓广铭先生书里的一个例子:建康城有一片算是最好的良田,方方正正非常大,边长大概有五六十里,最初在北宋时期是归属于蔡京家的,到了南宋又给了韩世忠,秦桧专权后又送给了秦桧,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是谁家有权就给谁。《文献通考》有言:“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南宋政府将韩侂冑家的湖田收缴之后,甚至发现靠他们家土地收取的租米和钱财都足够向金人交纳求和用的“行人金缯之费”了,足见兼并囤积土地有多赚钱。
平常年份除了败家子和遇上疾病是很少有人卖地的
而到了灾年 作为乡村统治阶级的他们开始兼并土地 (有见识的地主进行赈灾 然而他们少之又少)
有原始积累地主开始抬高粮食价格 压低土地价格 土地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被好地主以当时合法的手段 集中起来了
而破产的农民 要么当长工 要么变成仆人 当然了,鞭打、殴打、虐待仆役,以及性侵、强暴女仆,哪怕是未成年女童担任的女仆都是家常便饭。
有些不甘心的破产农民就做了强盗 如果太多 他们就开始造反 造反后的改朝换代造成人口大灭绝 又留下了很多无主之地 于是矛盾开始稍微缓和 因为农民能种无主之地了
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 皇帝 他从来没有 或者他根本采取不了来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的手段 因为他和他的手下都是地主 这样的地主 难道不需要被推翻么
遇上灾荒年 掌握权力的地主总是兼并土地的要比赈灾的好地主多得多 他们造成大批流民 造成社会动乱 他们尽了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了吗
每一次因为土地兼并造成的大动乱 又死亡了多少人
为好地主呐喊的人能接受自己有病去医院 医院突然提高你的治疗费用吗
作者:特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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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而言,一方面不仅要盼着洪水大旱战争蚂蚱别来,一方面还要应付苛捐杂税;遇上哪年年景不好,稍一不留神,就给破了产,而为了讨口饭吃,于是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地主大户,自己就成了佃农。佃农的实质就是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奴隶,他们不仅要替大户们耕种,而且还要给他们纳税。而税租,也是地主靠兼并发财的最主要手段。可能有的人觉得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上缴的土地税应该也多了
你要明白,自古以来,真正有本事搞土地兼并的赵家人是不用交什么狗屁税的;就像今天,有本事更改高考分数的人根本不会去参加高考。从唐代以来,这种“命官形势之家”越来越多,天下的土地十分之七在这些人手里,而剩下的十分之三,则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所谓“田归品官不役之家,而役并于中等见存之户”。意思就是说特权人士基本上把持着全国大部分土地,于是繁重的租税差科的负担全都落到土地并不多的中等民户身上了。所以说靠地收租,地主基本上是可以躺着数钱的。封建时期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也最粗暴的方法就是“均田”“均税”,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很难于去实施,即便实施了也很难长久,不出几年,旧病还是会复发,唐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里不多讲。而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也都颁布过均田诏令,但最后也是因为阻力太大而没有贯彻到底。于是土地问题便一直伴随北宋直到灭亡。而到了南宋,豪绅大户则几乎垄断了东南的水利田亩。我引用邓广铭先生书里的一个例子:建康城有一片算是最好的良田,方方正正非常大,边长大概有五六十里,最初在北宋时期是归属于蔡京家的,到了南宋又给了韩世忠,秦桧专权后又送给了秦桧,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是谁家有权就给谁。《文献通考》有言:“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南宋政府将韩侂冑家的湖田收缴之后,甚至发现靠他们家土地收取的租米和钱财都足够向金人交纳求和用的“行人金缯之费”了,足见兼并囤积土地有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