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fy ahh
2020-10-12T02:52:16+00:00
作为历史事件、群众运动与民间组织的白莲教——读《两京十五日》
在济南，白莲教主圣母——一个外貌平凡的山东老太太，对吴定缘说了这么一番话：
“什么道君佛祖,什么玉皇真仙,都是唬人的泥胎罢了,跟我这佛母一样都不定什么人机缘巧合造出来的。看透了这一点,我才真正找出了在佛前苦苦哀求了几十年没找到的答案——笃信白莲教法之人,根本求不得真正的解脱。想要做一番大事得自个儿心里先明白这些都是虚妄,把它当成一个谎言,才能真正拿它去控制人心。韩山童、刘福通那些人,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掀起风浪。他们是最好的掌教却绝不是最虔诚的信徒。你若真信了这些东西,脑子就傻了,怎么统摄全局？搞起乱子的,都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真糊涂的成不了事。”
“老百姓活不下去,可不就来投我吗?老百姓为什么吃我这套理儿?因为活得太痛苦,总得给自己留个念想,哪怕是假的也好……你瞧,悟透了那个至理,我便不必纠结于佛法,专心经营。”(p302)
这段话很有深意。
从历史维度看，它说明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在我们的印象里，白莲教是一个神秘强大的组织，触手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经过精心策划发起一次次起义叛乱。
其实呢？只是机缘巧合之下造出来的，圣母一开始也没想到能闹这么大，是逐渐被民众的期待和朝廷的反应推到这一步而已。
不只白莲教，其他历史事件亦然，不像后人宣称的那样，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设计领导发生的，而是偶然产生的，后世认为的“主角”在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追认主角。
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攻占巴士底狱、释放囚犯并且夺取武器的人，当时不清楚他们会推翻王权和贵族制度，更不会意识到他们参加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料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也没想到自己有机会能夺取政权，以至于“捡起躺在大街上的权力”(阿伦特)后，一时手足无措；解放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同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是官方叙事中领袖运筹帷幄的产物。
我们被灌输了一套强调理性规划、排除偶然性的历史知识，“很多历史以及大众想象不仅抹去了事件的偶然性，而且不言自明地赋予了历史行动和某些他们原本没有的意图和意识。”
可这并不是历史原本的模样，“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斯科特，《六论自发性》)
从政治维度看，它揭示了群众运动的权力密码。
按照常识，白莲教是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教主肯定信仰最坚定、最虔诚吧？可圣母明确地讲，她心里知道教义都是虚妄，都是谎言，神佛都是唬人的泥胎。
白莲教的教主们是这样，其他宗教、会党、门派等群众性组织的领袖都是这样。
一些新兴宗教团体，如山达基教等，教主根本不信这些玩意；遵奉某些主义的政党，其党魁根本没读过该主义的著作，也不按照该主义行动；网络女拳领袖教人不婚不育，自己却结婚生子；某明星粉丝会头目不在乎对明星造成负面影响，一心从粉丝身上榨钱；《爱尔兰人》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工会领袖霍法，打着为工人争取利益的旗号，为自己捞取黑金。
霍弗指出：“(群众运动的)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
领袖表面上必须有信仰、有理想，把高大上的东西挂在嘴边，这样才能“忽悠”群众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但实际上不能真信这些东西，否则就会被教义、主义、理想掣肘，不能随机应变，把握不住权力，无法统摄全局。
所以，领袖都是像圣母那样“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是群众运动的权力密码。
从社会维度看，它展现了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
白莲教给了底层群众一个念想，为他们建构了生存的意义，这是虚的；一个个原本彼此孤立的群众通过对白莲教的认同，自发地形成了组织(香堂)，依靠组织，内部互帮互助、对外抵抗朝廷暴政，这是实的。
人们由虚构的意义出发，联合起来，落脚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是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
不仅青帮、洪门、哥老会等组织符合这个逻辑，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也没突破这个逻辑。
清乾隆年间，广东三水，林、何二姓为了联合，把吃剩的鸡骨头用红布包起来，共同认它作祖宗，称之为“鸡骨太公”。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血缘联系也是可以人造的，拜祖宗的宗族本质上和拜佛母的白莲教、拜关公的洪门一样，是底层群众为了互帮互助，解决生活中现实问题而自发结社成的民间组织。
明白了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当前基督教在我国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一些地方的宗族复兴。
加入民间基督教组织的未必真信教，建祠堂、修族谱的未必真想搞封建复辟，他们只是需要借虚构的故事来维系民间组织，好利用组织资源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如借贷、换工、养老、修路等。
细心考察就可以发现，民间组织多存在于农村、城市底层、边缘行业等“体制”力量覆盖不到的“犄角旮旯”，这些地方被官方忽视，群众的组织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就自发联合起来了。
在济南，白莲教主圣母——一个外貌平凡的山东老太太，对吴定缘说了这么一番话：
“什么道君佛祖,什么玉皇真仙,都是唬人的泥胎罢了,跟我这佛母一样都不定什么人机缘巧合造出来的。看透了这一点,我才真正找出了在佛前苦苦哀求了几十年没找到的答案——笃信白莲教法之人,根本求不得真正的解脱。想要做一番大事得自个儿心里先明白这些都是虚妄,把它当成一个谎言,才能真正拿它去控制人心。韩山童、刘福通那些人,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掀起风浪。他们是最好的掌教却绝不是最虔诚的信徒。你若真信了这些东西,脑子就傻了,怎么统摄全局？搞起乱子的,都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真糊涂的成不了事。”
“老百姓活不下去,可不就来投我吗?老百姓为什么吃我这套理儿?因为活得太痛苦,总得给自己留个念想,哪怕是假的也好……你瞧,悟透了那个至理,我便不必纠结于佛法,专心经营。”(p302)
这段话很有深意。
从历史维度看，它说明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在我们的印象里，白莲教是一个神秘强大的组织，触手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经过精心策划发起一次次起义叛乱。
其实呢？只是机缘巧合之下造出来的，圣母一开始也没想到能闹这么大，是逐渐被民众的期待和朝廷的反应推到这一步而已。
不只白莲教，其他历史事件亦然，不像后人宣称的那样，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设计领导发生的，而是偶然产生的，后世认为的“主角”在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追认主角。
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攻占巴士底狱、释放囚犯并且夺取武器的人，当时不清楚他们会推翻王权和贵族制度，更不会意识到他们参加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料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也没想到自己有机会能夺取政权，以至于“捡起躺在大街上的权力”(阿伦特)后，一时手足无措；解放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同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是官方叙事中领袖运筹帷幄的产物。
我们被灌输了一套强调理性规划、排除偶然性的历史知识，“很多历史以及大众想象不仅抹去了事件的偶然性，而且不言自明地赋予了历史行动和某些他们原本没有的意图和意识。”
可这并不是历史原本的模样，“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斯科特，《六论自发性》)
从政治维度看，它揭示了群众运动的权力密码。
按照常识，白莲教是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教主肯定信仰最坚定、最虔诚吧？可圣母明确地讲，她心里知道教义都是虚妄，都是谎言，神佛都是唬人的泥胎。
白莲教的教主们是这样，其他宗教、会党、门派等群众性组织的领袖都是这样。
一些新兴宗教团体，如山达基教等，教主根本不信这些玩意；遵奉某些主义的政党，其党魁根本没读过该主义的著作，也不按照该主义行动；网络女拳领袖教人不婚不育，自己却结婚生子；某明星粉丝会头目不在乎对明星造成负面影响，一心从粉丝身上榨钱；《爱尔兰人》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工会领袖霍法，打着为工人争取利益的旗号，为自己捞取黑金。
霍弗指出：“(群众运动的)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
领袖表面上必须有信仰、有理想，把高大上的东西挂在嘴边，这样才能“忽悠”群众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但实际上不能真信这些东西，否则就会被教义、主义、理想掣肘，不能随机应变，把握不住权力，无法统摄全局。
所以，领袖都是像圣母那样“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是群众运动的权力密码。
从社会维度看，它展现了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
白莲教给了底层群众一个念想，为他们建构了生存的意义，这是虚的；一个个原本彼此孤立的群众通过对白莲教的认同，自发地形成了组织(香堂)，依靠组织，内部互帮互助、对外抵抗朝廷暴政，这是实的。
人们由虚构的意义出发，联合起来，落脚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是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
不仅青帮、洪门、哥老会等组织符合这个逻辑，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也没突破这个逻辑。
清乾隆年间，广东三水，林、何二姓为了联合，把吃剩的鸡骨头用红布包起来，共同认它作祖宗，称之为“鸡骨太公”。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血缘联系也是可以人造的，拜祖宗的宗族本质上和拜佛母的白莲教、拜关公的洪门一样，是底层群众为了互帮互助，解决生活中现实问题而自发结社成的民间组织。
明白了民间组织的生成逻辑，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当前基督教在我国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一些地方的宗族复兴。
加入民间基督教组织的未必真信教，建祠堂、修族谱的未必真想搞封建复辟，他们只是需要借虚构的故事来维系民间组织，好利用组织资源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如借贷、换工、养老、修路等。
细心考察就可以发现，民间组织多存在于农村、城市底层、边缘行业等“体制”力量覆盖不到的“犄角旮旯”，这些地方被官方忽视，群众的组织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就自发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