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sr
2020-06-09T22:23:24+00:00
王安石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造诣获得当世与后世的诸多好评。说王安石是一位顶级文学家，应该是没什么人反对的。
但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每每提及此事，大多数读者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积贫和军事菜鸡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敌异族威胁日益增大，内部又有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并获得了锐意变革图强的皇帝宋神宗首肯。而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为过于高大上，个中缘由显然要结合相关利益来分析。
“熙宁变法”和之前范仲淹主导的失败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都是对旧有秩序发起冲击。具体点说，自有宋以来就一直是官僚集团在不断搞党争，“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挑战旧秩序，实际上都不过是党争站队下的产物而已。
为避免偏题，我们略过“庆历新政”，直接说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施行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很多人喜欢从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角度展开论述，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可上述法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要针对经济层面，与党争关系并不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同是官僚集团大佬，经济上的矛盾商量着搞是没有问题，但路线口号上的矛盾那是要争个你死我活的。
而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引起朝臣之间的莫大争议。
当时的大学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状》中大骂王安石，认为是王安石自己读不懂孔子《春秋》这样的儒学圣经，所以才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说过，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进士出身(第四名)。据说，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讳的词，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还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王安石绝不至于读不懂《春秋》，他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上的考虑。
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主要成员的身份：新党推动变法，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为代表；旧党抵制变法，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为代表。
如果展开说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的生平，会使这篇文章显得冗长，我直接说结论：后世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是“投机分子”。换言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骨干，就是一个以政治投机分子为主的，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合作以攫取现实利益的团体。
再看旧党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如果新旧两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辩论PK，新党绝对会被打个七零八落。王安石为什么要抵制孔子《春秋》？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积极张罗小将打手。
王安石自己非常清楚，如果在现行规则范围内，自己绝对玩不过韩琦这帮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这种方式，直接跳出规则范围，让更多生力军加入进来党争，试图把水搅浑。
这样说或许有些难懂，如果用摆在台面上跟皇帝对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春秋》已经过时，难以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所以不得列入学宫。”总而言之，孔孟之道在变法者眼里快过时了。
很多人对于党争是只听其名、不识其详，我就简单地用孔子《春秋》来举个例子。
《春秋》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过于“博大精深”了。
请大家记住，如果某本书能与“博大精深”或类似的词联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荐大家去阅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这种书只会越读越迷糊。
一本书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会非常多。如果你大赞这本书，肯定能显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这本书，同样也能显得你非常有水平。《赞春秋》和《批春秋》从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它们是一件事：如果不对《春秋》进行极度深刻的研读，根本没资格赞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论断，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类似于《春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实就是一个筐，你想往里面装什么，请随意，因为书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内容。我们把话题扯回“熙宁变法”，新旧两党在变法问题上交锋时，肯定会到处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新党就会被旧党拽到一个极其劣势的舆论环境中。因为旧党都是一帮老官油子，玩廷议在皇帝百官面前辩论这种事，以新党成员的成分组合，我上面列举过，通常的话只能白给。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孔子《春秋》于学宫，就是玩一招釜底抽薪，不想跟旧党在这方面纠缠较量，而是直接把问题转变过来：凡是不利于变法的，我们统统不提倡。这样一来，就等于逼着旧党不能再用言语攻击，而必须就变法内容上亲自下场肉搏。在这一方面，新党可不怕旧党。
最后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王安石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话不假，但这话说得片面。宋徽宗在位期间，著名的“奸相”蔡京执政，史书的评价是“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总而言之，蔡京政治上把旧党全部扳倒，经济上充分执行王安石新法，但其人的后世评价却是无限接近于秦桧的。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到达人生巅峰，王安石自己创出一套玩法，却只能搞得天怒人怨，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还是他的出发点有问题呢？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在“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的情况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崩坏。如果王安石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发展经济，也不至于会出现长达五十年的“新旧党争”。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熙宁变法”要么是打着变法幌子的党争，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锅的变法行动。从王安石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玩砸锅的可能性不大。
总结：常言道“论迹不论心”，我们谁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来的“熙宁变法”有几分为公几分为私的打算。但从结果来看，“熙宁变法”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个北宋朝廷的党争不断加码，乃至在军事战争中有所体现。
但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每每提及此事，大多数读者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积贫和军事菜鸡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敌异族威胁日益增大，内部又有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并获得了锐意变革图强的皇帝宋神宗首肯。而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为过于高大上，个中缘由显然要结合相关利益来分析。
“熙宁变法”和之前范仲淹主导的失败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都是对旧有秩序发起冲击。具体点说，自有宋以来就一直是官僚集团在不断搞党争，“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挑战旧秩序，实际上都不过是党争站队下的产物而已。
为避免偏题，我们略过“庆历新政”，直接说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施行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很多人喜欢从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角度展开论述，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可上述法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要针对经济层面，与党争关系并不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同是官僚集团大佬，经济上的矛盾商量着搞是没有问题，但路线口号上的矛盾那是要争个你死我活的。
而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引起朝臣之间的莫大争议。
当时的大学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状》中大骂王安石，认为是王安石自己读不懂孔子《春秋》这样的儒学圣经，所以才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说过，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进士出身(第四名)。据说，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讳的词，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还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王安石绝不至于读不懂《春秋》，他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上的考虑。
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主要成员的身份：新党推动变法，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为代表；旧党抵制变法，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为代表。
如果展开说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的生平，会使这篇文章显得冗长，我直接说结论：后世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是“投机分子”。换言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骨干，就是一个以政治投机分子为主的，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合作以攫取现实利益的团体。
再看旧党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如果新旧两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辩论PK，新党绝对会被打个七零八落。王安石为什么要抵制孔子《春秋》？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积极张罗小将打手。
王安石自己非常清楚，如果在现行规则范围内，自己绝对玩不过韩琦这帮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这种方式，直接跳出规则范围，让更多生力军加入进来党争，试图把水搅浑。
这样说或许有些难懂，如果用摆在台面上跟皇帝对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春秋》已经过时，难以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所以不得列入学宫。”总而言之，孔孟之道在变法者眼里快过时了。
很多人对于党争是只听其名、不识其详，我就简单地用孔子《春秋》来举个例子。
《春秋》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过于“博大精深”了。
请大家记住，如果某本书能与“博大精深”或类似的词联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荐大家去阅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这种书只会越读越迷糊。
一本书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会非常多。如果你大赞这本书，肯定能显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这本书，同样也能显得你非常有水平。《赞春秋》和《批春秋》从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它们是一件事：如果不对《春秋》进行极度深刻的研读，根本没资格赞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论断，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类似于《春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实就是一个筐，你想往里面装什么，请随意，因为书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内容。我们把话题扯回“熙宁变法”，新旧两党在变法问题上交锋时，肯定会到处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新党就会被旧党拽到一个极其劣势的舆论环境中。因为旧党都是一帮老官油子，玩廷议在皇帝百官面前辩论这种事，以新党成员的成分组合，我上面列举过，通常的话只能白给。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孔子《春秋》于学宫，就是玩一招釜底抽薪，不想跟旧党在这方面纠缠较量，而是直接把问题转变过来：凡是不利于变法的，我们统统不提倡。这样一来，就等于逼着旧党不能再用言语攻击，而必须就变法内容上亲自下场肉搏。在这一方面，新党可不怕旧党。
最后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王安石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话不假，但这话说得片面。宋徽宗在位期间，著名的“奸相”蔡京执政，史书的评价是“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总而言之，蔡京政治上把旧党全部扳倒，经济上充分执行王安石新法，但其人的后世评价却是无限接近于秦桧的。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到达人生巅峰，王安石自己创出一套玩法，却只能搞得天怒人怨，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还是他的出发点有问题呢？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在“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的情况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崩坏。如果王安石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发展经济，也不至于会出现长达五十年的“新旧党争”。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熙宁变法”要么是打着变法幌子的党争，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锅的变法行动。从王安石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玩砸锅的可能性不大。
总结：常言道“论迹不论心”，我们谁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来的“熙宁变法”有几分为公几分为私的打算。但从结果来看，“熙宁变法”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个北宋朝廷的党争不断加码，乃至在军事战争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