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贸易逆差安抚再限制贸易控制经济
掌控贸易集散地的陕甘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上奏建议限制贸易额度,“夷人到肃,责其违例,不准全数交易。如果情词恭顺,再行酌量办理。”
清廷出于政治考虑,同意了有意识地控制和限制与准噶尔的贸易量,规定:“嗣后羊,不得过三万只;各项皮张,不得过三万张;牛、马,不得过一千。总共不得过七万两之数。”
再给逃民优待政策
针对准噶尔逃民纷纷来边,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甘肃巡抚黄廷桂上奏说:“向来沿边蒙古,及哈密、瓜州回民,并准夷人等投诚,或令本处团聚,或于别处安插。今闻噶尔丹策零病故,恐其部落内乱,致生事端。嗣后办理投诚夷人,应请少加分别。如蒙古、番回,原非准夷所属,仍照前例办理。若有准夷头目率众来款,应请旨定夺如。不过一二无关紧要夷人,前来归命,或羁管哈密,候夷使进贡,晓谕带往。或即于卡伦外,赏给口粮,令自行回巢。”[18]他主张对准噶尔逃民区别对待,得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支持。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廷对带有家眷的准噶尔人迁到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属下,从事放牧或改为务农,单身来投的则被分散到江宁、松州、青州、天津等处当差。无论携眷还是单身,都发给立产银,单身还给娶妻银。此后,单身投诚者都送到北京、张家口充当预备兵,发给正式士兵钱粮之半额,立产银亦减半发给
“若投入我边卡,实系力穷,恳求收养,可加恩给与口粮,及骑驮牲口,量为接济,照去年萨喇尔等投来之例。将达瓦齐,及属下紧要头目,拣选数人,先行驰驿送赴京师。其余人众,照例妥办候旨。倘未入我边卡之先,豫使人来,恳求接济,则断不可应副,恐堕准噶尔诡计。”但是,这一强大的准噶尔实力派并未来投。
乾隆十九年(1754年),阿睦尔撒纳来降后,乾隆帝即命侍郎玉保、副都统唐喀禄等带领喀尔喀王公前往赈济,发放牛羊、口粮,使其部众暂时游牧于乌里雅苏台附近之扎布堪河河源,晋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为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