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opic's
2021-03-08T15:10: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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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9月三星堆遗址重启挖掘以来，我在头条陆陆续续发布了一系列相关讨论，涉及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北纬30°一线长江流域多个青铜文明遗址的关系，以及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器物分析等，激起广大读者朋友的热烈反应。短短四个月时间，我的头条粉丝从先前的3600多人暴涨到今天的将近13000人，可见大家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确实有很大的兴趣。新年来临，我想把此前的多个话题做一个小小的收束，试图让大家能通过这一篇小文就能迅速掌握考察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科学方法论，破除关于三星堆遗址种种颠倒错乱的迷思。
1、从遗址层位关系看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
三星堆遗址的一号坑和二号坑都是挖在生土层上，也就是说，两个坑下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两个坑上，分别有4到5层文化地层。覆盖两个坑的第一个地层，或者说两个坑开口的地层，属于石器时代，最厚处只有25厘米。这说明，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三星堆最多只生活了25年，这里根本不存在从石器时代什么宝墩文化渐进积累至青铜文明的历史进程。换言之，在青铜文明来到三星堆之前，这里一片蛮荒。
有人说这里是什么古蜀国的都城，或者什么国的都城，根本就不是事实；更何况，古蜀国到底是个什么形态，王年断代如何，根本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混乱传说。
二号坑层位关系图。
薄薄的石器时代地层之上，是更薄的唐宋时期地层，一共20多厘米，不到30厘米，再上面就是近代地层了。这说明两个情况：(1)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来了就砸就烧就埋，埋了之后2000多年间，这里荒无人烟；(2)唐宋时期有人类在这里短暂生活居住，不超过30年，此后将近1000年间这里又是一片蛮荒。
无论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还是最新挖掘的三号坑至八号坑，都是这个情况，没有例外。金沙遗址，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例外。
很显然，指认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和金沙遗址是什么都城，是什么“祭祀坑”，毫无事实根据，毫无逻辑情理。三星堆和金沙，是青铜时代的人们忽然而至，埋了就走。
2、一号坑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未作碳14年代测定，或碳14年代测定结果未公布
一号坑有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可辨认为猪、羊、山羊、牛、水牛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象的门齿和臼齿。按常理，这些烧骨碎渣没有任何可能不做碳14测年，一做碳14测年，就能大致锁定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
为什么不做？做了为什么不公布结果？我首先公开指出，这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重大弄虚作假嫌疑。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考证关键年代节点，即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代，主要用碳14测年方法锁定了考察了年代范围：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然后刘次沅和江晓原们“戴着镣铐跳舞”，根据这30年间的历表去寻找牧野之战的“甲子日”。
很不幸，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碳14测年的误差使断代工程作茧自缚自投罗网自掘坟墓。
尽管会有误差，碳14年代测定仍然是考古研究必不可少的科学手段。三星堆一号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凭什么不做碳14年代测定？做了凭什么不公布年代测定结果？
很多专家写论文，模样十足地根据什么出土器物的年代、形制、风格等判断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断定是商末周初，这是想干什么呢？简单的烧骨碎渣碳14检测，确定的年代难道不比专家们摇头晃脑更靠谱？
这里有一个大猫腻——烧骨碎渣一定做了碳14年代测定，测定的结果表明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远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比安阳殷墟还要早200多年，面对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震烁古今碾压殷墟的青铜重器，专家们根本无法解释。
只有狠狠地压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专家们才敢铁嘴钢牙地断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青铜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地方特色”。
不幸的是，专家们的言之凿凿总是顾头不顾尾，左右不能逢源，其实到处都是漏洞——湖北武汉盘龙城第四期遗址碳14年代测定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这第四期遗址出土了跟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一致的青铜器，这是一种罕见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在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两地含有这种异常铅的青铜器百分之百使用了相同矿源的矿料。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专家们又不能解释，于是盘龙城考古挖掘报告迟迟不能出来，出土器物在仓库里尘封凉快了将近40年不见天日。
不用更多的证据，大家要坚持追问——忽然而来、来了就埋，埋了就走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烧埋年代难道不是跟盘龙城四期一样，就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当然是。唯一的问题是，专家们不能合理解释在殷墟青铜文明出现前200年时，长江流域为何存在如此发达、轻易碾压殷墟的青铜文明？
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唯一的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三星堆一号坑3立方米烧骨碎渣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就是不公布，就是不公布，就是不公布。
3、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串起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众多青铜文明遗址，代表夏朝文明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不可以跟中国境内早商时代的诸多青铜文明遗址割裂开来单独看待，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含有极为罕见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而这种异常铅，居然在1000多公里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同样存在。毫无疑问，两地青铜器必然采用相同矿源的矿料铸造，可是这种异常铅在目前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
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被认为与殷墟妇好墓时代相当，但前者出土的器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实际上超过了妇好墓，以至于专家们惊叹，在殷商时期的长江流域居然存在一个史料文献未曾记载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不但如此，在与两地纬度相近的湖南宁乡、安化，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等地，也出土了含有这种异常铅的青铜重器，其中湖南宁乡安化出土的青铜器同样规格极高。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规格来看，这批异常铅青铜器所代表的文明远远高于同时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所谓“中原文明”。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些青铜器是锡铅青铜器，而殷商时期的古矿区根本没有锡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考古学微信公号为了反击中国境内不存在异常铅矿源的论断，编造并发布“铅同位素考古第一人”金正耀终于发现南阳存在异常铅矿源的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全文转发，造成很多人认识上的混乱。
其实辨别这种假消息并不复杂，金正耀本人现身说法即可，其他人公开发表论文论证即可，然而并没有。另外，造谣者编得再怎么活灵活现，显然忘了锡矿这一茬，我等着看造谣者还要继续怎么编。
要而言之，很多专家强行指认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器是受到殷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根本得不到事实逻辑和情理的支持。你年代比我晚，你水平比我低，你规格没我高，你还没原料，你咋影响我呢？
从考古学界对盘龙城青铜文明遗址的年代测定来看，这一系列青铜器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明就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突然出现的，又迅速掩埋消失，比安阳殷墟早了200多年，专家们根本无法解释。
但是专家们有一个无法排解的“心魔”，就是数十年坚持的“华夏文明本土起源论”，或者叫作“中原中心论”，一旦公开承认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时代比中原早，器物规格比中原高，“中原中心论”和“本土起源论”都不免瞬间粉身碎骨。
为了维护那不堪一击的论调，有些人就极力压低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各个遗址的年代，三星堆一号坑的烧骨碎渣就是不公布碳14测年，盘龙城的考古挖掘近40年不出报告封锁器物；又极力压低相关出土器物的规格，如宁乡出土的帝王级别的“西王母育帝卣”——由我首先公开命名——居然被胡乱指认为玩具般的“虎食人卣”。
实际上，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多为帝王级别的器物，根本不是一般方国、诸侯所配拥有。
更不要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饱读史料文献学富五车博闻强记的专家们居然认不出来三星堆青铜像分明具备传说中大禹的形象特征？这不是“身长九尺二寸”，这不是“禹病偏枯”，这不是“首戴钩钤”，这不是“胸怀玉斗”，这不是“虎鼻大口、两耳叁镂”？
专家们居然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
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存在一个代表夏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代表夏天子的青铜文明，公元前1600年前后忽然而来，忽然消失，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根本无法解释，根本不敢解释，一解释，二里头“夏都”的地位安在哉？
4、夏朝王年断代、夏朝从何而来，天文历法是破解千古悬疑的关键
对于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遗址的性质，我在一篇问答中写得简明扼要，大家可以参看：《关于中国境内北纬30°附近早商青铜文明遗址是夏朝遗迹的问答》(点击链接阅读全文)。
问：为什么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安化宁乡、江西吉安新干等地的青铜器属于同一系列？
答：因为它们都含有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矿料来源一致；形制、图案、造型高度一致；数量、工艺、规格高端大气上档次，轻易碾压中原殷商器物；同在北纬30°附近。
问：为什么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安化宁乡、江西吉安新干等地的青铜礼器属于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
答：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集中呈现了史料文献记载的大禹形象：身长九尺二寸，禹病偏枯，虎鼻大口，两耳叁镂，胸怀玉斗，首戴钩钤；众多器物图案造型突出表现眼镜蛇、神牛、神象等形象，这就是夏、炎帝、天子的象征；安化宁乡出土的“天帝鼎”、“西王母育夏天子卣”，也是明证。
天帝鼎
问：为什么说这些器物不是本地原产，而是来自印度河流域？
答：因为本地文化地层积累单薄，没有丝毫证据表明青铜文明的渐进积累；最后的夏朝就是在印度河流域(点击链接阅读全文)。
问：为什么说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
答：古印度文明的二十七宿，就是夏朝的二十七宿，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仲康季秋九月庚戌辰弗集于房，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就是用二十七宿的房宿标记日食的位置；这个年代，比古印度文献记载的任何二十七宿的年代都要久远；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是公元前2500年以后突然出现的，文化地层位于石器时代科特迪吉文化之上，一出现就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夏朝元年是公元前2325年，因此印度河流域古文明是且仅是夏朝。
问：为什么在印度河流域没有发现三星堆等处类似青铜器？
答：青铜器是帝王贵胄使用的重器，不是民间工具，商汤伐桀，各诸侯国将夏都劫掠一空；夏桀亡国之前，指定法定继承人率众携带青铜器等宝物举国流亡迁徙，因此印度河流域青铜器所剩无几，甚至兵器都没有了。
问：史料文献能否证明夏朝商朝从印度河流域流亡而来？
答：《国语》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伊洛竭，指的是两河流域发生大旱，夏朝迁徙，能迁的地方只有东边印度河流域；河竭，就是印度河流域大旱，商汤伐桀时，已经大旱七年。
问：为什么古埃及不是夏朝？
答：夏朝元年2325年，在此之前的虞舜，元年2378年，虞舜执政期间，西王母馈赠白玉等宝物，说明虞舜在古埃及东边；古埃及的法老帝系，就是华夏古帝(点击链接阅读全文)，早期有黄帝后裔融吾、弄明等，少皞/左彻公元前2711年登极，颛顼公元前2629年登极，帝喾公元前2551年登极，至于公元前2477年帝尧登极，可能帝尧已不在古埃及，而是在两河流域，因为当时印度河流域突然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这就是帝尧以来持续征伐印度河流域的结果。到了夏朝，显然已经不在古埃及，古埃及只能属于华夏文明西方之帝少皞系，夏天子才是中央之帝。
三星堆的青铜器从何而来？其实很多专家们心里是有数的，三星堆两个坑里上千根象牙，大量海贝，都指向三星堆文明来自印度次大陆。还有考古学界迟迟没有公开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字，经一些内部人士比较，跟哈拉帕文字相似。至于在越南发现了与三星堆相似的铜器和玉器，更加证实了三星堆青铜器迁徙的路线。
一言以蔽之，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遗址，就是亡夏遗民从印度河流域夏都举国搬迁而来的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三星堆是第一批大规模烧埋重器的遗址，安化宁乡是第二次大规模掩埋的地带，大批工匠和宫廷乐官携带编钟等重器逃至湖北境内被一路追杀的楚人俘获，仓皇流亡的夏桀“法定继承人”最后就葬身在新干大洋洲赣江岸边。
5、只有转向印度河流域寻找夏都和诸夏遗迹，考古学才能取得更大突破
几个月来我试图用古汉语古音和方言等释读古埃及法老王表，进展很慢。我感觉碰到了一些个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华夏上古时期使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官方语言，我可以释读出敷教台、融吾(鹰)、华、夏(甲)、弄明/那尔迈、左彻/左塞尔、颛顼/胡尼、夋喾/胡夫、陆吾等文字，以及法老权杖等器物，但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拼音文字如阿卡德语、科普特语就让我无从识别。
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我猛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既然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夏都极可能是哈拉帕，这一重大命题恰好能合理解释象雄文明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崛起，也能解释贵霜帝国、花剌子模国、大月氏等王朝在阿富汗中亚一带的崛起，还能解释党项羌在西北宁夏建立大夏国。
我没有时间精力做那么多研究，但希望有兴趣有能力的读者朋友们能奋起深入钻研，当然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科研机构能一马当先勇夺头筹。
我更感兴趣的是“汉藏同源”的问题——既然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夏都极可能是哈拉帕，这一重大命题就能非常合理地解释汉藏同源和分化等问题。
最近读到多识教授和龙西江先生的有关论述，又收集了一批汉藏同源字研究的论著资料，感觉古埃及文字的释读有了更加重大突破的可能。
多识教授详细论述，藏就是羌，羌就是藏，那么作为古羌人的大禹就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古羌人的大禹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说明炎帝集团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炎帝集团最早统治尼罗河流域的上埃及，后来又跟两河流域来袭的征服者黄帝集团联手统一了尼罗河流域，因此古埃及的官方语言中很可能有跟藏语相近似的成分——也就是说，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精通藏语很可能将带来重大突破。
如果真是如此，则华夏文明将把象雄文明和早期佛教文明全部纳为题中之义，华夏文明起源研究将迎来一个极为灿烂辉煌的时代，这是华夏文明的盛事，也是世界文明的盛事，我当然乐见其成。
自去年9月三星堆遗址重启挖掘以来，我在头条陆陆续续发布了一系列相关讨论，涉及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北纬30°一线长江流域多个青铜文明遗址的关系，以及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器物分析等，激起广大读者朋友的热烈反应。短短四个月时间，我的头条粉丝从先前的3600多人暴涨到今天的将近13000人，可见大家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确实有很大的兴趣。新年来临，我想把此前的多个话题做一个小小的收束，试图让大家能通过这一篇小文就能迅速掌握考察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科学方法论，破除关于三星堆遗址种种颠倒错乱的迷思。
1、从遗址层位关系看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
三星堆遗址的一号坑和二号坑都是挖在生土层上，也就是说，两个坑下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两个坑上，分别有4到5层文化地层。覆盖两个坑的第一个地层，或者说两个坑开口的地层，属于石器时代，最厚处只有25厘米。这说明，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三星堆最多只生活了25年，这里根本不存在从石器时代什么宝墩文化渐进积累至青铜文明的历史进程。换言之，在青铜文明来到三星堆之前，这里一片蛮荒。
有人说这里是什么古蜀国的都城，或者什么国的都城，根本就不是事实；更何况，古蜀国到底是个什么形态，王年断代如何，根本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混乱传说。
二号坑层位关系图。
薄薄的石器时代地层之上，是更薄的唐宋时期地层，一共20多厘米，不到30厘米，再上面就是近代地层了。这说明两个情况：(1)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来了就砸就烧就埋，埋了之后2000多年间，这里荒无人烟；(2)唐宋时期有人类在这里短暂生活居住，不超过30年，此后将近1000年间这里又是一片蛮荒。
无论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还是最新挖掘的三号坑至八号坑，都是这个情况，没有例外。金沙遗址，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例外。
很显然，指认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和金沙遗址是什么都城，是什么“祭祀坑”，毫无事实根据，毫无逻辑情理。三星堆和金沙，是青铜时代的人们忽然而至，埋了就走。
2、一号坑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未作碳14年代测定，或碳14年代测定结果未公布
一号坑有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可辨认为猪、羊、山羊、牛、水牛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象的门齿和臼齿。按常理，这些烧骨碎渣没有任何可能不做碳14测年，一做碳14测年，就能大致锁定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
为什么不做？做了为什么不公布结果？我首先公开指出，这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重大弄虚作假嫌疑。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考证关键年代节点，即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代，主要用碳14测年方法锁定了考察了年代范围：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然后刘次沅和江晓原们“戴着镣铐跳舞”，根据这30年间的历表去寻找牧野之战的“甲子日”。
很不幸，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碳14测年的误差使断代工程作茧自缚自投罗网自掘坟墓。
尽管会有误差，碳14年代测定仍然是考古研究必不可少的科学手段。三星堆一号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凭什么不做碳14年代测定？做了凭什么不公布年代测定结果？
很多专家写论文，模样十足地根据什么出土器物的年代、形制、风格等判断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断定是商末周初，这是想干什么呢？简单的烧骨碎渣碳14检测，确定的年代难道不比专家们摇头晃脑更靠谱？
这里有一个大猫腻——烧骨碎渣一定做了碳14年代测定，测定的结果表明一号坑二号坑的烧埋年代远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比安阳殷墟还要早200多年，面对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震烁古今碾压殷墟的青铜重器，专家们根本无法解释。
只有狠狠地压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专家们才敢铁嘴钢牙地断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青铜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地方特色”。
不幸的是，专家们的言之凿凿总是顾头不顾尾，左右不能逢源，其实到处都是漏洞——湖北武汉盘龙城第四期遗址碳14年代测定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这第四期遗址出土了跟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一致的青铜器，这是一种罕见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在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两地含有这种异常铅的青铜器百分之百使用了相同矿源的矿料。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专家们又不能解释，于是盘龙城考古挖掘报告迟迟不能出来，出土器物在仓库里尘封凉快了将近40年不见天日。
不用更多的证据，大家要坚持追问——忽然而来、来了就埋，埋了就走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烧埋年代难道不是跟盘龙城四期一样，就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当然是。唯一的问题是，专家们不能合理解释在殷墟青铜文明出现前200年时，长江流域为何存在如此发达、轻易碾压殷墟的青铜文明？
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唯一的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三星堆一号坑3立方米烧骨碎渣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就是不公布，就是不公布，就是不公布。
3、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串起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众多青铜文明遗址，代表夏朝文明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不可以跟中国境内早商时代的诸多青铜文明遗址割裂开来单独看待，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含有极为罕见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而这种异常铅，居然在1000多公里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同样存在。毫无疑问，两地青铜器必然采用相同矿源的矿料铸造，可是这种异常铅在目前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
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被认为与殷墟妇好墓时代相当，但前者出土的器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实际上超过了妇好墓，以至于专家们惊叹，在殷商时期的长江流域居然存在一个史料文献未曾记载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不但如此，在与两地纬度相近的湖南宁乡、安化，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等地，也出土了含有这种异常铅的青铜重器，其中湖南宁乡安化出土的青铜器同样规格极高。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规格来看，这批异常铅青铜器所代表的文明远远高于同时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所谓“中原文明”。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些青铜器是锡铅青铜器，而殷商时期的古矿区根本没有锡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考古学微信公号为了反击中国境内不存在异常铅矿源的论断，编造并发布“铅同位素考古第一人”金正耀终于发现南阳存在异常铅矿源的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全文转发，造成很多人认识上的混乱。
其实辨别这种假消息并不复杂，金正耀本人现身说法即可，其他人公开发表论文论证即可，然而并没有。另外，造谣者编得再怎么活灵活现，显然忘了锡矿这一茬，我等着看造谣者还要继续怎么编。
要而言之，很多专家强行指认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器是受到殷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根本得不到事实逻辑和情理的支持。你年代比我晚，你水平比我低，你规格没我高，你还没原料，你咋影响我呢？
从考古学界对盘龙城青铜文明遗址的年代测定来看，这一系列青铜器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明就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突然出现的，又迅速掩埋消失，比安阳殷墟早了200多年，专家们根本无法解释。
但是专家们有一个无法排解的“心魔”，就是数十年坚持的“华夏文明本土起源论”，或者叫作“中原中心论”，一旦公开承认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时代比中原早，器物规格比中原高，“中原中心论”和“本土起源论”都不免瞬间粉身碎骨。
为了维护那不堪一击的论调，有些人就极力压低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各个遗址的年代，三星堆一号坑的烧骨碎渣就是不公布碳14测年，盘龙城的考古挖掘近40年不出报告封锁器物；又极力压低相关出土器物的规格，如宁乡出土的帝王级别的“西王母育帝卣”——由我首先公开命名——居然被胡乱指认为玩具般的“虎食人卣”。
实际上，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多为帝王级别的器物，根本不是一般方国、诸侯所配拥有。
更不要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饱读史料文献学富五车博闻强记的专家们居然认不出来三星堆青铜像分明具备传说中大禹的形象特征？这不是“身长九尺二寸”，这不是“禹病偏枯”，这不是“首戴钩钤”，这不是“胸怀玉斗”，这不是“虎鼻大口、两耳叁镂”？
专家们居然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
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存在一个代表夏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代表夏天子的青铜文明，公元前1600年前后忽然而来，忽然消失，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根本无法解释，根本不敢解释，一解释，二里头“夏都”的地位安在哉？
4、夏朝王年断代、夏朝从何而来，天文历法是破解千古悬疑的关键
对于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遗址的性质，我在一篇问答中写得简明扼要，大家可以参看：《关于中国境内北纬30°附近早商青铜文明遗址是夏朝遗迹的问答》(点击链接阅读全文)。
问：为什么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安化宁乡、江西吉安新干等地的青铜器属于同一系列？
答：因为它们都含有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矿料来源一致；形制、图案、造型高度一致；数量、工艺、规格高端大气上档次，轻易碾压中原殷商器物；同在北纬30°附近。
问：为什么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安化宁乡、江西吉安新干等地的青铜礼器属于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
答：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集中呈现了史料文献记载的大禹形象：身长九尺二寸，禹病偏枯，虎鼻大口，两耳叁镂，胸怀玉斗，首戴钩钤；众多器物图案造型突出表现眼镜蛇、神牛、神象等形象，这就是夏、炎帝、天子的象征；安化宁乡出土的“天帝鼎”、“西王母育夏天子卣”，也是明证。
天帝鼎
问：为什么说这些器物不是本地原产，而是来自印度河流域？
答：因为本地文化地层积累单薄，没有丝毫证据表明青铜文明的渐进积累；最后的夏朝就是在印度河流域(点击链接阅读全文)。
问：为什么说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
答：古印度文明的二十七宿，就是夏朝的二十七宿，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仲康季秋九月庚戌辰弗集于房，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就是用二十七宿的房宿标记日食的位置；这个年代，比古印度文献记载的任何二十七宿的年代都要久远；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是公元前2500年以后突然出现的，文化地层位于石器时代科特迪吉文化之上，一出现就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夏朝元年是公元前2325年，因此印度河流域古文明是且仅是夏朝。
问：为什么在印度河流域没有发现三星堆等处类似青铜器？
答：青铜器是帝王贵胄使用的重器，不是民间工具，商汤伐桀，各诸侯国将夏都劫掠一空；夏桀亡国之前，指定法定继承人率众携带青铜器等宝物举国流亡迁徙，因此印度河流域青铜器所剩无几，甚至兵器都没有了。
问：史料文献能否证明夏朝商朝从印度河流域流亡而来？
答：《国语》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伊洛竭，指的是两河流域发生大旱，夏朝迁徙，能迁的地方只有东边印度河流域；河竭，就是印度河流域大旱，商汤伐桀时，已经大旱七年。
问：为什么古埃及不是夏朝？
答：夏朝元年2325年，在此之前的虞舜，元年2378年，虞舜执政期间，西王母馈赠白玉等宝物，说明虞舜在古埃及东边；古埃及的法老帝系，就是华夏古帝(点击链接阅读全文)，早期有黄帝后裔融吾、弄明等，少皞/左彻公元前2711年登极，颛顼公元前2629年登极，帝喾公元前2551年登极，至于公元前2477年帝尧登极，可能帝尧已不在古埃及，而是在两河流域，因为当时印度河流域突然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这就是帝尧以来持续征伐印度河流域的结果。到了夏朝，显然已经不在古埃及，古埃及只能属于华夏文明西方之帝少皞系，夏天子才是中央之帝。
三星堆的青铜器从何而来？其实很多专家们心里是有数的，三星堆两个坑里上千根象牙，大量海贝，都指向三星堆文明来自印度次大陆。还有考古学界迟迟没有公开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字，经一些内部人士比较，跟哈拉帕文字相似。至于在越南发现了与三星堆相似的铜器和玉器，更加证实了三星堆青铜器迁徙的路线。
一言以蔽之，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遗址，就是亡夏遗民从印度河流域夏都举国搬迁而来的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三星堆是第一批大规模烧埋重器的遗址，安化宁乡是第二次大规模掩埋的地带，大批工匠和宫廷乐官携带编钟等重器逃至湖北境内被一路追杀的楚人俘获，仓皇流亡的夏桀“法定继承人”最后就葬身在新干大洋洲赣江岸边。
5、只有转向印度河流域寻找夏都和诸夏遗迹，考古学才能取得更大突破
几个月来我试图用古汉语古音和方言等释读古埃及法老王表，进展很慢。我感觉碰到了一些个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华夏上古时期使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官方语言，我可以释读出敷教台、融吾(鹰)、华、夏(甲)、弄明/那尔迈、左彻/左塞尔、颛顼/胡尼、夋喾/胡夫、陆吾等文字，以及法老权杖等器物，但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拼音文字如阿卡德语、科普特语就让我无从识别。
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我猛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既然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夏都极可能是哈拉帕，这一重大命题恰好能合理解释象雄文明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崛起，也能解释贵霜帝国、花剌子模国、大月氏等王朝在阿富汗中亚一带的崛起，还能解释党项羌在西北宁夏建立大夏国。
我没有时间精力做那么多研究，但希望有兴趣有能力的读者朋友们能奋起深入钻研，当然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科研机构能一马当先勇夺头筹。
我更感兴趣的是“汉藏同源”的问题——既然最后的夏朝在印度河流域，夏都极可能是哈拉帕，这一重大命题就能非常合理地解释汉藏同源和分化等问题。
最近读到多识教授和龙西江先生的有关论述，又收集了一批汉藏同源字研究的论著资料，感觉古埃及文字的释读有了更加重大突破的可能。
多识教授详细论述，藏就是羌，羌就是藏，那么作为古羌人的大禹就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古羌人的大禹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说明炎帝集团跟藏族祖先有密切关系，炎帝集团最早统治尼罗河流域的上埃及，后来又跟两河流域来袭的征服者黄帝集团联手统一了尼罗河流域，因此古埃及的官方语言中很可能有跟藏语相近似的成分——也就是说，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精通藏语很可能将带来重大突破。
如果真是如此，则华夏文明将把象雄文明和早期佛教文明全部纳为题中之义，华夏文明起源研究将迎来一个极为灿烂辉煌的时代，这是华夏文明的盛事，也是世界文明的盛事，我当然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