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3rnass !!
2021-08-25T05:52:22+00:00
为什么日本女权问题严重，但女权运动都很柔和？
作者：SHARMAN
转载自知乎
因为日本女性在女权方面吃过大亏，几代人都在为一代人的潇洒还债。
中日两国女性玩女权跟别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别的国家虽然也玩的稀烂，但是她们的本质是想通过舆论和影响力获得尊重和劳动机会，而中日两国的女权主要的焦点在于在婚姻中博取更大的利益，但是当年的日本女权过于极限施压导致本国男性直接佛了，而中国女权正在走日本女权的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援助，日本经济迅速起飞。在经济发展最高峰的时期，男人一个人的工资足够全家人吃饭。
经济快速发展，全民收入增加，此时的日本就业率高，稳定性高，男女不再为工作稳定和收入烦恼，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念开始转变。“三高”男性成为了当时的首选，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女性的择偶标准不断拉高，加上针对女性消费的商家的刻意引导女性消费，以及泡沫经济时期全民陷入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日本女权主义盛行，针对日本女性出现了“三个钱包”的现象。即：车夫，饭票，ATM。
简而言之，当时的日本，一个女性购物逛街至少有三个男人围着她们转，一分钱也不花。由于日本的出租车很贵，车夫要付钱；饭票请客吃饭；ATM负责购物消费。当然也有一位高价值男性作为“真爱”，作为女性的真正伴侣而出现。
这个时间段的日本女性的生活是极其奢华的，由于生活中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她们出门必打车，约会必去西餐厅，穿的衣服，背的包，手上的链子，脚上的鞋全是名牌，一下班就会出现在各大夜店或高端消费场所，夜夜笙歌，好不快活。当时的日本女性最主流的想法是榨干所有的钱包，然后嫁给自己的真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的退步，之后步入了大萧条时期。在长期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三个钱包”不得不考虑起自己的生计，陆陆续续离开了女性；高价值的“真爱”生活上也压力重重，于是靠着自己优秀的外形或其他条件纷纷选择投奔豪门，而真正的豪门开始跟其他豪门强强联合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关闭了平民通过婚姻改变自身阶级的渠道；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日本女性又成为各大公司首先抛弃的对象，纷纷失业。失去了经济来源，重压之下的日本女性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择偶观念从“三高”向“三低”转变。即低姿态，低依赖，低风险。低姿态：男人在家里要摆低姿态，懂得尊重女人；低依赖：希望丈夫能独立做家务，不能在经济上依赖女性；低风险：工作稳定、失业率低的男性(以公务员，教育或医疗等体制内的从业者和财阀集团正式员工为主)。
但由于泡沫时期的日本女性的行为彻底粉碎了传统观念中女性持家的固有形象，加上日本偏袒于女性的婚姻法的加持，以及其他各种原因，结婚对于日本男性来讲成为了越来越不划算的事情，对于日本男性来说，结婚不光意味着要上交自己的钱包，还意味着娶进来一个只会花钱，没有收入的吞金兽，而这样的人即便是家务可能都不会做，更遑论能够给自己生活质量上带来任何帮助，加上严苛的经济环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日本男性开始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约炮和逛风俗店逐渐成为解决生理需求和欲望的方式。日本女性的口碑被一代人败坏，后续的日本女性即便愿意持家挣钱，愿意为婚姻付出，愿意在婚姻中摆出低姿态，但主流的男性群体已然对女性产生了不信任感，尤其见识到许多前一代日本男性在退休后被自己的太太一脚踢开(又是“三个钱包”时期的女性群体干得好事)，对于婚姻的看法更加趋于保守，之后的日本女性至今都在为前辈们的行为买单。
数据显示，尽管日本也有许多女性不愿结婚，但这一比例远低于男性。日本男人会考虑结婚对自己的好处和坏处，更不会因为婚姻增加生活的负担。随着经济没有起色的年数越来越多，男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不想结婚，越不想结婚就越没有人生孩，越没人生孩子越是加剧经济的萧条，经济越是萧条，国家就约发不起养老金，退休年龄逐渐延后，年轻人却失去了工作机会，日本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不良的经济让年轻男性群体更加绝望，加上个人主义的影响，一个人的单身生活也是一样的快乐，进入平成年间，平成废宅们彻底放弃婚姻，进入了真正的躺平。
2020年，新冠疫情波及到了日本，本就半死不活的经济再次被重创，日本女性的生存环境进入了至暗时刻。
失去工作的女性群体数量进一步扩大，原本还有援助交际和风俗店的道路也因为疫情被堵死，加上没有婚姻作为后盾和保障，大量的女性不得不二手卖出自己的生活用品以换取一些伙食费用，在许多家庭主妇都不得不去接一些“爸爸活”的背景下，一些还算有姿色的女性开始走到了镜头前，A片和P站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网络色情业活跃的背后，是女性地位在日本的进一步下降，大量失业女性的心酸与血泪。
作者：SHARMAN
转载自知乎
因为日本女性在女权方面吃过大亏，几代人都在为一代人的潇洒还债。
中日两国女性玩女权跟别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别的国家虽然也玩的稀烂，但是她们的本质是想通过舆论和影响力获得尊重和劳动机会，而中日两国的女权主要的焦点在于在婚姻中博取更大的利益，但是当年的日本女权过于极限施压导致本国男性直接佛了，而中国女权正在走日本女权的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援助，日本经济迅速起飞。在经济发展最高峰的时期，男人一个人的工资足够全家人吃饭。
经济快速发展，全民收入增加，此时的日本就业率高，稳定性高，男女不再为工作稳定和收入烦恼，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念开始转变。“三高”男性成为了当时的首选，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女性的择偶标准不断拉高，加上针对女性消费的商家的刻意引导女性消费，以及泡沫经济时期全民陷入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日本女权主义盛行，针对日本女性出现了“三个钱包”的现象。即：车夫，饭票，ATM。
简而言之，当时的日本，一个女性购物逛街至少有三个男人围着她们转，一分钱也不花。由于日本的出租车很贵，车夫要付钱；饭票请客吃饭；ATM负责购物消费。当然也有一位高价值男性作为“真爱”，作为女性的真正伴侣而出现。
这个时间段的日本女性的生活是极其奢华的，由于生活中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她们出门必打车，约会必去西餐厅，穿的衣服，背的包，手上的链子，脚上的鞋全是名牌，一下班就会出现在各大夜店或高端消费场所，夜夜笙歌，好不快活。当时的日本女性最主流的想法是榨干所有的钱包，然后嫁给自己的真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的退步，之后步入了大萧条时期。在长期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三个钱包”不得不考虑起自己的生计，陆陆续续离开了女性；高价值的“真爱”生活上也压力重重，于是靠着自己优秀的外形或其他条件纷纷选择投奔豪门，而真正的豪门开始跟其他豪门强强联合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关闭了平民通过婚姻改变自身阶级的渠道；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日本女性又成为各大公司首先抛弃的对象，纷纷失业。失去了经济来源，重压之下的日本女性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择偶观念从“三高”向“三低”转变。即低姿态，低依赖，低风险。低姿态：男人在家里要摆低姿态，懂得尊重女人；低依赖：希望丈夫能独立做家务，不能在经济上依赖女性；低风险：工作稳定、失业率低的男性(以公务员，教育或医疗等体制内的从业者和财阀集团正式员工为主)。
但由于泡沫时期的日本女性的行为彻底粉碎了传统观念中女性持家的固有形象，加上日本偏袒于女性的婚姻法的加持，以及其他各种原因，结婚对于日本男性来讲成为了越来越不划算的事情，对于日本男性来说，结婚不光意味着要上交自己的钱包，还意味着娶进来一个只会花钱，没有收入的吞金兽，而这样的人即便是家务可能都不会做，更遑论能够给自己生活质量上带来任何帮助，加上严苛的经济环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日本男性开始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约炮和逛风俗店逐渐成为解决生理需求和欲望的方式。日本女性的口碑被一代人败坏，后续的日本女性即便愿意持家挣钱，愿意为婚姻付出，愿意在婚姻中摆出低姿态，但主流的男性群体已然对女性产生了不信任感，尤其见识到许多前一代日本男性在退休后被自己的太太一脚踢开(又是“三个钱包”时期的女性群体干得好事)，对于婚姻的看法更加趋于保守，之后的日本女性至今都在为前辈们的行为买单。
数据显示，尽管日本也有许多女性不愿结婚，但这一比例远低于男性。日本男人会考虑结婚对自己的好处和坏处，更不会因为婚姻增加生活的负担。随着经济没有起色的年数越来越多，男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不想结婚，越不想结婚就越没有人生孩，越没人生孩子越是加剧经济的萧条，经济越是萧条，国家就约发不起养老金，退休年龄逐渐延后，年轻人却失去了工作机会，日本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不良的经济让年轻男性群体更加绝望，加上个人主义的影响，一个人的单身生活也是一样的快乐，进入平成年间，平成废宅们彻底放弃婚姻，进入了真正的躺平。
2020年，新冠疫情波及到了日本，本就半死不活的经济再次被重创，日本女性的生存环境进入了至暗时刻。
失去工作的女性群体数量进一步扩大，原本还有援助交际和风俗店的道路也因为疫情被堵死，加上没有婚姻作为后盾和保障，大量的女性不得不二手卖出自己的生活用品以换取一些伙食费用，在许多家庭主妇都不得不去接一些“爸爸活”的背景下，一些还算有姿色的女性开始走到了镜头前，A片和P站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网络色情业活跃的背后，是女性地位在日本的进一步下降，大量失业女性的心酸与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