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nholeCrusader
2022-02-04T16:19:11+00:00
很早以前就听说，奇幻故事里的矮人原型来自北欧，但总是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遇到丹麦人弗莱明，个子不高，四肢粗短，大胡子，大肚腩，大鼻子夹着一对深陷的蓝色小眼睛，和插画里的矮人一模一样，当时就明白了这个说法的来历。
见到他以前，我在丹麦也呆了四五年，但除了桌游俱乐部里几个吃低保年轻人，没什么深交的丹麦朋友。丹麦人——凡是成了家的——对周围的世界都带着些距离感。弗莱明也是这样，和他聊天，尤其是问及丹麦，他也会热情周到地应答，甚至事后往你桌上贴小纸条做补充说明。但他不会主动与我们攀谈，总弓着背守着他的电脑屏幕。时间久了，办公室里占多数的非本地员工达成了一致——是个好人，也是个典型的丹麦人。
然而有一天，我说起自己来自太阳能行业，加入丹佛斯就是因为它有过很强的逆变器产品线，只是后来卖了。弗莱明一怔，当天中饭时候，就端了餐盘，邀我去一个角落坐下。然后，将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娓娓道来。
原来弗莱明就是前丹佛斯逆变器事业部的产品经理，几款在市面上打出名气的机型，都是他主导设计。甚至现在丹佛斯引以为傲的产品研发流程，最早也是由他试用敲定。结果当弗莱明年近四十，最踌躇满志的时候，公司在金融危机前来了一个大手笔投资，很快濒临翻船，不得已只能出售优质资产，炙手可热的逆变器部门就首当其冲被卖掉了。买家是个美国公司，签了三年内不裁员的合同，但是又想丹麦人滚蛋。那时的弗莱明还年轻，还倔，硬是挺着不走。美国老板就给了他一个“危机处理经理”的奇怪抬头，安排到楼梯下的一个小隔间。他在小隔间倔了三年，看着同事朋友一个个领了遣散激励跑路，终于被裁了，然而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也被这样被蹉跎掉。六七年后，在汉诺威某展会的一张小桌旁边，他被我老板认出来，请回了公司，在我们部门又担任产品经理。
“其实你给我做的培训，里面的新产品研发流程我还能认出一点来。”这话听着挺前辈，可弗莱明的眼里没有一点得意，反而还有些紧张，像是在刺探我的心思。
某些友情就是这样突然开始的。自从和我讲过他的职业生涯之后，弗莱明渐渐变得爱说起来。我关于南丹麦人的许多“如是”，都是从他的语言里拼凑出来。他生在南日德兰的一个小村，距离我们公司也就十几公里路，祖辈皆是农民，到他才上了大学。他的妻子也是同村人，十岁在轮渡上第一次认识，十五岁两家就往来频繁，基本定下终生，妻子现在是村里的公务员。家里还有一儿一女，大儿子专科快毕业，女儿刚上高中。
讲到家庭时，弗莱明眼里放光。他给我看那个已经停用的轮渡码头的照片，旁边停着锈迹斑驳的渡轮。他还请我去他家，参观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和三千平的后院。铜山毛榉树下，他说起妻子14岁那年第一次过来，站在这里逗荷兰猪玩。他还讲述自己的童年。七十年代的丹麦不算富裕，连动画片都没有几部，南日德兰的孩子就偷看隔壁德国的节目，西德东德都看，他就这样学了德语，长大后去哥廷根读书。少年时他还酷爱攒钱，八十年代丹麦举国上下在除鼹鼠野猪，他在田里到处翻找鼠洞，抓住鼹鼠杀掉后，割下尾巴来，存在一个玻璃瓶里放进冰箱，一根尾巴能换一克朗，差不多等于同期的一块钱人民币。至于现在的日子，肯定比以前好，不过也有很多事情已经变味了。弗莱明的儿子和十个南丹麦的同龄人，一起去欧登塞上专科学校。毕业那天大家一起等火车，发现就他儿子一人坐南线回老家森呐堡，其他十个年轻人都在铁道另一侧，等着什么东西载他们到哥本哈根去。
“现在丹麦的年轻人都不想过平凡日子了，都想往大城市挤。”弗莱明说到这，照例看看窗外。
“但是，也有上海的年轻人就想要平凡日子的啊。”我随口接上。
弗莱明也常来我家。每次来都抱两盆花一瓶酒，配上大胡子，活脱脱一位圣诞老人。他爱吃中国菜，也喜欢我儿子。尤其爱和我儿子说丹麦语，多大了呀，想不想养猫养狗啊，爷爷家里有拖拉机，想不想来坐坐啊。然而我拒绝学丹麦语，还经常吐槽丹麦语不好听，那个时候，弗莱明又总是笑——南丹麦人大多带着一股近乎谦卑的宽容气，有时都会让我飘飘然起来。
我向他抱怨丹麦的食物，抱怨《日德兰邮报》关于新冠中国国旗的漫画(现在看丹麦疫情，简直恍如隔世了)，他和我一起焦虑：“这种东西的确很扯淡，更不幸的是，丹麦就是有人爱看这个。”我甚至还敢和他交流“女性领导力”与“拥抱多样性”。有一次看到公司主页宣传这些，我调侃道：“现在就属你们丹麦男性最吃亏啦。”弗莱明做了个噤声手势，然后夸张地看了看周围，小声说：“可不敢乱讲。”我哈哈大笑，然而中饭时他又拍着肚子慨叹：“我是没什么机会啦…谁会晋升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如果你五十岁还是中层，那就一辈子是中层。”话里倒也不见多少焦虑。
然而事不如意十八九，弗莱明也没想到，五十岁后不单难晋升，有时连保住中层都很难。18年，公司又要调整业务结构，产品线经理必须和研发生产在一个地区办公，弗莱明负责了两年多的产品主产地在美国，公司就要他易地就任，否则“只能安排其他职位”，这句话唤醒了弗莱明某些熟悉的记忆，可他又实在不想离开丹麦。就在和公司纠缠的当口，弗莱明家里突然出了意外——他的妻子被诊断出肠癌。
丹麦的癌症治疗，在全世界多少排的上号。奥胡斯大学医院纯靠肿瘤专精排进过世界前十医院。消息刚出来，我们都教他宽心，以家庭为重——当然这话纯属多余。后面六个月里，弗莱明几乎完全住在了奥胡斯，陪他妻子做了两次大手术。公司借这个机会，果断在美国招了新的产品经理，把他降职为产品工程师，不过除了我，可能都没人在意了。一九年初，弗莱明回到办公室，开始了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然而脸上光彩洋溢，据说他的妻子恢复得很好。接替他位置的新经理，是个跑去美国的丹麦年轻人，敢拼敢争，很受赏识，弗莱明回来后两人完成了交接。一次部门例会上，美国大领导把那位投美的新人好好称赞了一番，甚至把弗莱明的功绩也嫁接了些过去。我当时有些不忿，冷不丁插话道，也要感谢弗莱明在过去三年内的贡献。大老板一愣，便也只好顺着往下说，此时弗莱明极快地转过头来，他想给我一个感激的眼色，又怕被其他人看出来。
那天下班后，我开车离开停车场，却看见弗莱明穿着一身很薄的骑行服在一边站着。他说：“阿福(我英文名Evangel)你知道吗？我妻子，我妻子说她今天要开车来接我。今天我不骑车回家啦，我要在这儿等她来！”彼时还是初春，他的话音带着喜悦和料峭的寒风，微微有些颤动。站在四月的道旁，彷佛一棵努力抽出新叶的老树。
那是我印象中弗莱明最高扬的几个月。新经理还不甚熟练，经过商量，弗莱明以工程师身份继续管理某几类产品。我的当时劝他再去争取自己的位置，可弗莱明全无兴趣，反而对周围同事邻居热心起来。有东欧小夫妻想买房，弗莱明去推荐，意大利同事要换车，弗莱明打电话去找4S熟人，甚至我的儿子闹着要养个宠物，弗莱明都能插两句：“养个荷兰猪吧，荷兰猪，Masvin。聪明，味道也不大，放几本书做成一个隧道还能钻过去。我老婆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养这个，这么多年养了五六只。对了，你照顾得好，它是可以活很久的。”
我后来真就给儿子抱了一只荷兰猪，母的，焦黄毛色，取名叫锅巴。
他的妻子身体依然不太好，为了病人方便，弗莱明就在家里和院子搞了不少装修。夏末，一辆闯红灯的轿车把骑车回家的弗莱明带出几米远，锁骨和两根肋骨骨折。“上救护车前我就疼昏过去啦。”医院里的他，脸上还是常日的笑。平心而论，我觉得他运气属实差了些，可弗莱明并不在意。这里的好多丹麦人也是一样，面对灾祸，有一种逆来顺受的宽容态度。这态度既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乐观，也不像日本人那样，一转欣赏凋零破灭。丹麦人的耐性，更像是一种从现实中的抽离，彷佛在我们的这个宇宙之外，还保留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可以是社会意义上的家庭，也可以是一栋楼一坢小院，甚至某个所求不多的爱好。躲进去就万事大吉，任凭世间多少风雨。
然而世间的风雨越来越猛烈了。一九年底最后几天，我在海外听到中国有新型肺炎的流言，回国路上，阿姆斯特丹的机场甚至开始给中国人做体温监测。在那无比混乱的光景里，恍惚间听到弗莱明的妻子似乎又入院了。二零年二月，我结束假期回到丹麦，确认了弗莱明妻子肠癌复发的消息。我在隔离时也向他发了几次邮件，但未曾得到回复。同事都传说这次情况很严重。
四月初，丹麦宣布封闭国境，和欧盟的关系一下紧张起来。民众开始表达自己关于健康与外交的观点，社会气氛变得罕见的焦虑。惴惴不安中，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弗莱明的一封邮件，收件栏只有同办公室的寥寥数人：
[quote]亲爱的朋友：
带着巨大的伤感，我在此告知，我亲爱的妻子，苏珊娜，在四月十一日晨间去世。
她曾坚强地与癌症抗争，但不幸输掉了这场战斗。最后的三周里，她在克里斯蒂安的临终关怀医院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于平静中离去。
我很欣慰，能与她一同度过三十二年的人生。
在葬礼结束后，我计划回到工作，回到你们中间来。
每念及此，总予我一丝希望与慰藉。[/quote]收到信的那个周末，我做了一次新冠测试，然后在城里搜寻了很久花儿。终于在一家关张的小花店门口发现了店主留下的散装花与电子钱包地址。我凭感觉挑了些百合、马蹄莲和黑玫瑰。半小时后，我敲响了弗莱明家的门。看到我，他脸上满是惊讶的神色——那时丹麦政府还在强调新冠的恐怖，他的同事与朋友里，我是第一个上门吊唁的。
弗莱明把我引进客厅，第一句话就是他和他的孩子现在每天都会做新冠测试。我们面对面坐下，弗莱明泡茶、放花，显得手足无措，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问他现在感觉如何。弗莱明艰难地说，现在已经好多了，愣了片刻又补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一种感觉会突然涌上来…会很难控制自己。”
接下来，弗莱明开始缓缓地讲述。讲起妻子的病情，肠癌在短期内突然复发，因为各种原因只能保守治疗，然后发展速度又超出预计；讲起临终医院的配置，那是一个在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旁边建立的，专为病人最后一程设置的机构，里面有六十个医护，照顾不到二十个病人；他甚至讲起了妻子死后的保险和补贴——退回的社保六十余万，健康险一百五十万，妻子工作的村政府还给了四十万慰问金。这些信息杂乱无章，弗莱明好像仅仅试图用讲述来维持体面。直到他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满了同村人投递的唁电。他的目光突然柔软了，人也好像放松了一些。
“她的灵柩在几天前刚运到了村里的教堂。进村的时候，全村人都站在各自的门前，目送她回家……”
有一瞬间，我彷佛窥见了丹麦人心底那小世界的一角。他们并没有凭空捏造出一个适合躲藏的地方，也许是，他们身旁的世界，本来就是很小的。
之后弗莱明站了起来，带我走过他家的房间，给我看他去年夏天新修的厕所、浴缸、楼梯扶手和开关。他又带我去看他的孩子，两个年轻人，愣愣地躺在床上看手机，对我的回应十分无力。
“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们，以前都是她做饭，现在得从零开始学……”
弗莱明又把我带进院子，给我看他妻子曾经精心打理的花池，有几株大丽花已经枯死了。给我看他家的仓库，里面有十多年前他给孩子做的木头玩具。给我看废弃的马厩，现在里面停着一辆七十年代的Massey Ferguson红色拖拉机，就是答应我儿子坐的那辆。
我们走着走着，终于走到院子里视野最好的位置，巨大的铜山毛榉下，一幢崭新的玻璃房，里面放着一个茶几和两张躺椅，还有一盆翠绿的龙血树。弗莱明的脚步不知为何开始蹒跚，脸上的肌肉也牵动起来…我们慢慢靠近那座玻璃房，然后弗莱明伸出手，用力扶住廊柱。
“这也是我去年夏天盖的……” 弗莱明颤抖着，睁大了眼睛，“那时候就想，我们以后很难出去旅游了吧。苏珊娜又喜欢看书，我就造了一座玻璃房，让她可以在里面，看看书，看看风景……”他抬起脖梗，望着天空，可这些都阻不住几滴泪从他老迈的双眼中落下来——即使在这时，他还想尽力掩盖自己的失态。
命运是多么无常暴戾啊。我恍惚间看到，一年前的今天，路旁的弗莱明也是这样颤抖着，兴奋地对我说：“阿福，我妻子今天要开车接我下班了…”
二零年对大部分丹麦人都是最难熬的日子。出于对经济形式的担忧，许多公司都把员工遣散回家一两个月。世事无常下，连我也没有多余的同情心了，只会偶尔想起弗莱明现在怎样，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还好吗？直到二零二一年的春天，疫情略微好转，我们终于又在办公室相遇。弗莱明看起来气色恢复了一些，他的儿子去参加了丹麦海军，女儿则去了欧登塞学习舞蹈，现在孑然一人，但并不孤单。亡妻的兄弟姐妹经常走访他，办公室那对保加利亚小夫妻也买了他家附近一套房子——乡下的不动产都很便宜。小夫妻酷爱骑摩托，经常穿着皮衣开着铃木从村中小路呼啸而过。受他们影响，弗莱明居然也买了一辆二手雅马哈，现在正在一件件拆开清洗维护。正说着，那位保加利亚小伙凑过来，对大家说，我觉得吧，弗莱明一个人以后更自由了呢——然后被好一顿啐——这家伙向来这么会说话。
大家又开始串门，我也向弗莱明发出了邀请。几天之后他来了，还是和过去一样，抱着一瓶酒，一盆大丽花，一盆蓝莓树。我们在花园里吃点心，弗莱明和我儿子聊着拖拉机的事情，一切彷佛像云朵一样飞过去了，只留下几缕淡淡的航迹。
“你要看看我们的荷兰猪吗？我们养了一只荷兰猪。”五岁的儿子突然对弗莱明发出了邀请。听后他愣了一下，眼睛不自觉地眯缝起来。
“好呀…”弗莱明缓缓地说，然后他跟着我儿子进到房里。我们那脾气古怪的豚鼠发出了一串尖锐的抱怨。
“他叫什么呀？”
“锅巴。”
“好，锅巴，lille锅巴…”弗莱明的中文发音非常滑稽，可是又那么的温柔缱绻…像是在呼唤一位过去的老朋友。
“弗莱明，已经可以开饭啦。”我走到书房门口，就在他背后几步远：“弗莱明？”
弗莱明没有回答，他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见到他以前，我在丹麦也呆了四五年，但除了桌游俱乐部里几个吃低保年轻人，没什么深交的丹麦朋友。丹麦人——凡是成了家的——对周围的世界都带着些距离感。弗莱明也是这样，和他聊天，尤其是问及丹麦，他也会热情周到地应答，甚至事后往你桌上贴小纸条做补充说明。但他不会主动与我们攀谈，总弓着背守着他的电脑屏幕。时间久了，办公室里占多数的非本地员工达成了一致——是个好人，也是个典型的丹麦人。
然而有一天，我说起自己来自太阳能行业，加入丹佛斯就是因为它有过很强的逆变器产品线，只是后来卖了。弗莱明一怔，当天中饭时候，就端了餐盘，邀我去一个角落坐下。然后，将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娓娓道来。
原来弗莱明就是前丹佛斯逆变器事业部的产品经理，几款在市面上打出名气的机型，都是他主导设计。甚至现在丹佛斯引以为傲的产品研发流程，最早也是由他试用敲定。结果当弗莱明年近四十，最踌躇满志的时候，公司在金融危机前来了一个大手笔投资，很快濒临翻船，不得已只能出售优质资产，炙手可热的逆变器部门就首当其冲被卖掉了。买家是个美国公司，签了三年内不裁员的合同，但是又想丹麦人滚蛋。那时的弗莱明还年轻，还倔，硬是挺着不走。美国老板就给了他一个“危机处理经理”的奇怪抬头，安排到楼梯下的一个小隔间。他在小隔间倔了三年，看着同事朋友一个个领了遣散激励跑路，终于被裁了，然而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也被这样被蹉跎掉。六七年后，在汉诺威某展会的一张小桌旁边，他被我老板认出来，请回了公司，在我们部门又担任产品经理。
“其实你给我做的培训，里面的新产品研发流程我还能认出一点来。”这话听着挺前辈，可弗莱明的眼里没有一点得意，反而还有些紧张，像是在刺探我的心思。
某些友情就是这样突然开始的。自从和我讲过他的职业生涯之后，弗莱明渐渐变得爱说起来。我关于南丹麦人的许多“如是”，都是从他的语言里拼凑出来。他生在南日德兰的一个小村，距离我们公司也就十几公里路，祖辈皆是农民，到他才上了大学。他的妻子也是同村人，十岁在轮渡上第一次认识，十五岁两家就往来频繁，基本定下终生，妻子现在是村里的公务员。家里还有一儿一女，大儿子专科快毕业，女儿刚上高中。
讲到家庭时，弗莱明眼里放光。他给我看那个已经停用的轮渡码头的照片，旁边停着锈迹斑驳的渡轮。他还请我去他家，参观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和三千平的后院。铜山毛榉树下，他说起妻子14岁那年第一次过来，站在这里逗荷兰猪玩。他还讲述自己的童年。七十年代的丹麦不算富裕，连动画片都没有几部，南日德兰的孩子就偷看隔壁德国的节目，西德东德都看，他就这样学了德语，长大后去哥廷根读书。少年时他还酷爱攒钱，八十年代丹麦举国上下在除鼹鼠野猪，他在田里到处翻找鼠洞，抓住鼹鼠杀掉后，割下尾巴来，存在一个玻璃瓶里放进冰箱，一根尾巴能换一克朗，差不多等于同期的一块钱人民币。至于现在的日子，肯定比以前好，不过也有很多事情已经变味了。弗莱明的儿子和十个南丹麦的同龄人，一起去欧登塞上专科学校。毕业那天大家一起等火车，发现就他儿子一人坐南线回老家森呐堡，其他十个年轻人都在铁道另一侧，等着什么东西载他们到哥本哈根去。
“现在丹麦的年轻人都不想过平凡日子了，都想往大城市挤。”弗莱明说到这，照例看看窗外。
“但是，也有上海的年轻人就想要平凡日子的啊。”我随口接上。
弗莱明也常来我家。每次来都抱两盆花一瓶酒，配上大胡子，活脱脱一位圣诞老人。他爱吃中国菜，也喜欢我儿子。尤其爱和我儿子说丹麦语，多大了呀，想不想养猫养狗啊，爷爷家里有拖拉机，想不想来坐坐啊。然而我拒绝学丹麦语，还经常吐槽丹麦语不好听，那个时候，弗莱明又总是笑——南丹麦人大多带着一股近乎谦卑的宽容气，有时都会让我飘飘然起来。
我向他抱怨丹麦的食物，抱怨《日德兰邮报》关于新冠中国国旗的漫画(现在看丹麦疫情，简直恍如隔世了)，他和我一起焦虑：“这种东西的确很扯淡，更不幸的是，丹麦就是有人爱看这个。”我甚至还敢和他交流“女性领导力”与“拥抱多样性”。有一次看到公司主页宣传这些，我调侃道：“现在就属你们丹麦男性最吃亏啦。”弗莱明做了个噤声手势，然后夸张地看了看周围，小声说：“可不敢乱讲。”我哈哈大笑，然而中饭时他又拍着肚子慨叹：“我是没什么机会啦…谁会晋升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如果你五十岁还是中层，那就一辈子是中层。”话里倒也不见多少焦虑。
然而事不如意十八九，弗莱明也没想到，五十岁后不单难晋升，有时连保住中层都很难。18年，公司又要调整业务结构，产品线经理必须和研发生产在一个地区办公，弗莱明负责了两年多的产品主产地在美国，公司就要他易地就任，否则“只能安排其他职位”，这句话唤醒了弗莱明某些熟悉的记忆，可他又实在不想离开丹麦。就在和公司纠缠的当口，弗莱明家里突然出了意外——他的妻子被诊断出肠癌。
丹麦的癌症治疗，在全世界多少排的上号。奥胡斯大学医院纯靠肿瘤专精排进过世界前十医院。消息刚出来，我们都教他宽心，以家庭为重——当然这话纯属多余。后面六个月里，弗莱明几乎完全住在了奥胡斯，陪他妻子做了两次大手术。公司借这个机会，果断在美国招了新的产品经理，把他降职为产品工程师，不过除了我，可能都没人在意了。一九年初，弗莱明回到办公室，开始了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然而脸上光彩洋溢，据说他的妻子恢复得很好。接替他位置的新经理，是个跑去美国的丹麦年轻人，敢拼敢争，很受赏识，弗莱明回来后两人完成了交接。一次部门例会上，美国大领导把那位投美的新人好好称赞了一番，甚至把弗莱明的功绩也嫁接了些过去。我当时有些不忿，冷不丁插话道，也要感谢弗莱明在过去三年内的贡献。大老板一愣，便也只好顺着往下说，此时弗莱明极快地转过头来，他想给我一个感激的眼色，又怕被其他人看出来。
那天下班后，我开车离开停车场，却看见弗莱明穿着一身很薄的骑行服在一边站着。他说：“阿福(我英文名Evangel)你知道吗？我妻子，我妻子说她今天要开车来接我。今天我不骑车回家啦，我要在这儿等她来！”彼时还是初春，他的话音带着喜悦和料峭的寒风，微微有些颤动。站在四月的道旁，彷佛一棵努力抽出新叶的老树。
那是我印象中弗莱明最高扬的几个月。新经理还不甚熟练，经过商量，弗莱明以工程师身份继续管理某几类产品。我的当时劝他再去争取自己的位置，可弗莱明全无兴趣，反而对周围同事邻居热心起来。有东欧小夫妻想买房，弗莱明去推荐，意大利同事要换车，弗莱明打电话去找4S熟人，甚至我的儿子闹着要养个宠物，弗莱明都能插两句：“养个荷兰猪吧，荷兰猪，Masvin。聪明，味道也不大，放几本书做成一个隧道还能钻过去。我老婆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养这个，这么多年养了五六只。对了，你照顾得好，它是可以活很久的。”
我后来真就给儿子抱了一只荷兰猪，母的，焦黄毛色，取名叫锅巴。
他的妻子身体依然不太好，为了病人方便，弗莱明就在家里和院子搞了不少装修。夏末，一辆闯红灯的轿车把骑车回家的弗莱明带出几米远，锁骨和两根肋骨骨折。“上救护车前我就疼昏过去啦。”医院里的他，脸上还是常日的笑。平心而论，我觉得他运气属实差了些，可弗莱明并不在意。这里的好多丹麦人也是一样，面对灾祸，有一种逆来顺受的宽容态度。这态度既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乐观，也不像日本人那样，一转欣赏凋零破灭。丹麦人的耐性，更像是一种从现实中的抽离，彷佛在我们的这个宇宙之外，还保留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可以是社会意义上的家庭，也可以是一栋楼一坢小院，甚至某个所求不多的爱好。躲进去就万事大吉，任凭世间多少风雨。
然而世间的风雨越来越猛烈了。一九年底最后几天，我在海外听到中国有新型肺炎的流言，回国路上，阿姆斯特丹的机场甚至开始给中国人做体温监测。在那无比混乱的光景里，恍惚间听到弗莱明的妻子似乎又入院了。二零年二月，我结束假期回到丹麦，确认了弗莱明妻子肠癌复发的消息。我在隔离时也向他发了几次邮件，但未曾得到回复。同事都传说这次情况很严重。
四月初，丹麦宣布封闭国境，和欧盟的关系一下紧张起来。民众开始表达自己关于健康与外交的观点，社会气氛变得罕见的焦虑。惴惴不安中，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弗莱明的一封邮件，收件栏只有同办公室的寥寥数人：
[quote]亲爱的朋友：
带着巨大的伤感，我在此告知，我亲爱的妻子，苏珊娜，在四月十一日晨间去世。
她曾坚强地与癌症抗争，但不幸输掉了这场战斗。最后的三周里，她在克里斯蒂安的临终关怀医院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于平静中离去。
我很欣慰，能与她一同度过三十二年的人生。
在葬礼结束后，我计划回到工作，回到你们中间来。
每念及此，总予我一丝希望与慰藉。[/quote]收到信的那个周末，我做了一次新冠测试，然后在城里搜寻了很久花儿。终于在一家关张的小花店门口发现了店主留下的散装花与电子钱包地址。我凭感觉挑了些百合、马蹄莲和黑玫瑰。半小时后，我敲响了弗莱明家的门。看到我，他脸上满是惊讶的神色——那时丹麦政府还在强调新冠的恐怖，他的同事与朋友里，我是第一个上门吊唁的。
弗莱明把我引进客厅，第一句话就是他和他的孩子现在每天都会做新冠测试。我们面对面坐下，弗莱明泡茶、放花，显得手足无措，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问他现在感觉如何。弗莱明艰难地说，现在已经好多了，愣了片刻又补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一种感觉会突然涌上来…会很难控制自己。”
接下来，弗莱明开始缓缓地讲述。讲起妻子的病情，肠癌在短期内突然复发，因为各种原因只能保守治疗，然后发展速度又超出预计；讲起临终医院的配置，那是一个在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旁边建立的，专为病人最后一程设置的机构，里面有六十个医护，照顾不到二十个病人；他甚至讲起了妻子死后的保险和补贴——退回的社保六十余万，健康险一百五十万，妻子工作的村政府还给了四十万慰问金。这些信息杂乱无章，弗莱明好像仅仅试图用讲述来维持体面。直到他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满了同村人投递的唁电。他的目光突然柔软了，人也好像放松了一些。
“她的灵柩在几天前刚运到了村里的教堂。进村的时候，全村人都站在各自的门前，目送她回家……”
有一瞬间，我彷佛窥见了丹麦人心底那小世界的一角。他们并没有凭空捏造出一个适合躲藏的地方，也许是，他们身旁的世界，本来就是很小的。
之后弗莱明站了起来，带我走过他家的房间，给我看他去年夏天新修的厕所、浴缸、楼梯扶手和开关。他又带我去看他的孩子，两个年轻人，愣愣地躺在床上看手机，对我的回应十分无力。
“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们，以前都是她做饭，现在得从零开始学……”
弗莱明又把我带进院子，给我看他妻子曾经精心打理的花池，有几株大丽花已经枯死了。给我看他家的仓库，里面有十多年前他给孩子做的木头玩具。给我看废弃的马厩，现在里面停着一辆七十年代的Massey Ferguson红色拖拉机，就是答应我儿子坐的那辆。
我们走着走着，终于走到院子里视野最好的位置，巨大的铜山毛榉下，一幢崭新的玻璃房，里面放着一个茶几和两张躺椅，还有一盆翠绿的龙血树。弗莱明的脚步不知为何开始蹒跚，脸上的肌肉也牵动起来…我们慢慢靠近那座玻璃房，然后弗莱明伸出手，用力扶住廊柱。
“这也是我去年夏天盖的……” 弗莱明颤抖着，睁大了眼睛，“那时候就想，我们以后很难出去旅游了吧。苏珊娜又喜欢看书，我就造了一座玻璃房，让她可以在里面，看看书，看看风景……”他抬起脖梗，望着天空，可这些都阻不住几滴泪从他老迈的双眼中落下来——即使在这时，他还想尽力掩盖自己的失态。
命运是多么无常暴戾啊。我恍惚间看到，一年前的今天，路旁的弗莱明也是这样颤抖着，兴奋地对我说：“阿福，我妻子今天要开车接我下班了…”
二零年对大部分丹麦人都是最难熬的日子。出于对经济形式的担忧，许多公司都把员工遣散回家一两个月。世事无常下，连我也没有多余的同情心了，只会偶尔想起弗莱明现在怎样，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还好吗？直到二零二一年的春天，疫情略微好转，我们终于又在办公室相遇。弗莱明看起来气色恢复了一些，他的儿子去参加了丹麦海军，女儿则去了欧登塞学习舞蹈，现在孑然一人，但并不孤单。亡妻的兄弟姐妹经常走访他，办公室那对保加利亚小夫妻也买了他家附近一套房子——乡下的不动产都很便宜。小夫妻酷爱骑摩托，经常穿着皮衣开着铃木从村中小路呼啸而过。受他们影响，弗莱明居然也买了一辆二手雅马哈，现在正在一件件拆开清洗维护。正说着，那位保加利亚小伙凑过来，对大家说，我觉得吧，弗莱明一个人以后更自由了呢——然后被好一顿啐——这家伙向来这么会说话。
大家又开始串门，我也向弗莱明发出了邀请。几天之后他来了，还是和过去一样，抱着一瓶酒，一盆大丽花，一盆蓝莓树。我们在花园里吃点心，弗莱明和我儿子聊着拖拉机的事情，一切彷佛像云朵一样飞过去了，只留下几缕淡淡的航迹。
“你要看看我们的荷兰猪吗？我们养了一只荷兰猪。”五岁的儿子突然对弗莱明发出了邀请。听后他愣了一下，眼睛不自觉地眯缝起来。
“好呀…”弗莱明缓缓地说，然后他跟着我儿子进到房里。我们那脾气古怪的豚鼠发出了一串尖锐的抱怨。
“他叫什么呀？”
“锅巴。”
“好，锅巴，lille锅巴…”弗莱明的中文发音非常滑稽，可是又那么的温柔缱绻…像是在呼唤一位过去的老朋友。
“弗莱明，已经可以开饭啦。”我走到书房门口，就在他背后几步远：“弗莱明？”
弗莱明没有回答，他仿佛什么都没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