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nji
2020-10-08T02:32:38+00:00
历史学家胡如雷说：
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主要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关系，日益扩大和膨胀，而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却在逐渐缩小和萎缩，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这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极度地尖锐化了，因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见解。此书的绪论部分是这样叙述的：
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然而，所谓“土地越来越集中”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因为，即使是在土旷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并的强度丝毫也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而不断的土地兼并，更没有从宏观上改变乡村中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阶级之手。“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这是对的，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这就不对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即已成为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中等之家拥有的土地人口都适中，一般可勉强维持物质资料和人口的“两种再生产”；土地极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贫寒之家，在宗嗣延绵的生存竞争中大概只可能是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的，但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宏观上的阶级结构的稳定。
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减少)与土地的兼并(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都不足以影响到王朝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
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腐败与专制权力如影随形。中国的皇帝握有绝对的权力，乾隆帝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在其当政之初的1738年，乾隆帝即申明：
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
在其执政60年而不得不禅位之后，乾隆帝仍以太上皇的特权驾驭一切，其所用“归政仍训政”的玉宝，在其禅位后仍留在养心殿(为皇帝临政之所)训政达3年之久，直至其逝世等等，无一不彰显了这位太上皇的权势欲。乾隆朝后期吏治败坏，武备废弛，以和珅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僚，更是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造成朝廷纲纪堕废、内政疲败。
嘉庆帝亲政后，除迅即整肃和珅及其党羽外，更加强了对地方吏治的整顿。但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江苏山阳县令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委员案件，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1808年，江苏淮、扬大水。清廷调拨赈银近十万，赈济灾民。两江总督铁保等因淮安报灾办赈，派候补知县李毓昌等赴山阳县督察。按惯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只要李毓昌按官场潜规则办事，本来也可分肥，更不会惹上杀身大祸。然而这位新科进士偏偏“以清白自矢”，“居心实为清正”，且办事极为认真，“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并“具清册将揭诸府”。冒领赈银的山阳县令王伸汉坐不住了。他拟与李毓昌私了，“许分肥，不受”，又请知府代缓颊，亦不从。
于是王铤而走险，设计毒杀了李毓昌，又在淮安知府的包庇下，以其“自缢”报闻。但李之家人发现疑点，遂开棺验尸，并走京师，诉都察院。终于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查明了案情真相。于是，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亦被革职。
嘉庆帝为此感慨道：
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该督抚直同木偶，尚有何颜上对朕，下对民！
他后又说：
朕体恤民艰，痌瘝在抱。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发帑拯(赈)济，从不丝毫靳惜。原欲使颠沛穷黎咸登衽席。在职司民牧者，即照定例分别极贫次贫户口，实心抚恤。犹恐僻壤穷乡未能周历巡查，致有遗漏。乃不肖州县，非惟不认真经理，且竟从中侵蚀，私肥囊橐。……是直向垂毙饥民，夺其口食，岂复尚有人心，行为竟同盗贼。向来疆吏，因办赈地方国帑攸关，未尝不特派多员，会同查办。俾互相稽核，以杜弊源。而委员中存心公正者甚难其人，扶同一气者正复不少。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
所谓官吏“行为竟同盗贼”，“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话从嘉庆帝本人口中说出，可见吏治之败坏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了1830年，迁任陕西布政使的周天爵在陛见召对时，与道光帝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道光帝问：“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
周天爵免冠摇首连声说：“不如不如。”并作了如下这一番解释：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按：指功业、功绩)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故臣以为不如。盖督抚乃封疆重寄，断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远害者，似无过失，而祸伏未发，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国与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最为明显的标志。
—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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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主要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关系，日益扩大和膨胀，而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却在逐渐缩小和萎缩，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这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极度地尖锐化了，因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见解。此书的绪论部分是这样叙述的：
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然而，所谓“土地越来越集中”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因为，即使是在土旷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并的强度丝毫也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而不断的土地兼并，更没有从宏观上改变乡村中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阶级之手。“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这是对的，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这就不对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即已成为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中等之家拥有的土地人口都适中，一般可勉强维持物质资料和人口的“两种再生产”；土地极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贫寒之家，在宗嗣延绵的生存竞争中大概只可能是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的，但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宏观上的阶级结构的稳定。
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减少)与土地的兼并(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都不足以影响到王朝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
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腐败与专制权力如影随形。中国的皇帝握有绝对的权力，乾隆帝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在其当政之初的1738年，乾隆帝即申明：
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
在其执政60年而不得不禅位之后，乾隆帝仍以太上皇的特权驾驭一切，其所用“归政仍训政”的玉宝，在其禅位后仍留在养心殿(为皇帝临政之所)训政达3年之久，直至其逝世等等，无一不彰显了这位太上皇的权势欲。乾隆朝后期吏治败坏，武备废弛，以和珅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僚，更是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造成朝廷纲纪堕废、内政疲败。
嘉庆帝亲政后，除迅即整肃和珅及其党羽外，更加强了对地方吏治的整顿。但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江苏山阳县令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委员案件，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1808年，江苏淮、扬大水。清廷调拨赈银近十万，赈济灾民。两江总督铁保等因淮安报灾办赈，派候补知县李毓昌等赴山阳县督察。按惯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只要李毓昌按官场潜规则办事，本来也可分肥，更不会惹上杀身大祸。然而这位新科进士偏偏“以清白自矢”，“居心实为清正”，且办事极为认真，“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并“具清册将揭诸府”。冒领赈银的山阳县令王伸汉坐不住了。他拟与李毓昌私了，“许分肥，不受”，又请知府代缓颊，亦不从。
于是王铤而走险，设计毒杀了李毓昌，又在淮安知府的包庇下，以其“自缢”报闻。但李之家人发现疑点，遂开棺验尸，并走京师，诉都察院。终于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查明了案情真相。于是，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亦被革职。
嘉庆帝为此感慨道：
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该督抚直同木偶，尚有何颜上对朕，下对民！
他后又说：
朕体恤民艰，痌瘝在抱。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发帑拯(赈)济，从不丝毫靳惜。原欲使颠沛穷黎咸登衽席。在职司民牧者，即照定例分别极贫次贫户口，实心抚恤。犹恐僻壤穷乡未能周历巡查，致有遗漏。乃不肖州县，非惟不认真经理，且竟从中侵蚀，私肥囊橐。……是直向垂毙饥民，夺其口食，岂复尚有人心，行为竟同盗贼。向来疆吏，因办赈地方国帑攸关，未尝不特派多员，会同查办。俾互相稽核，以杜弊源。而委员中存心公正者甚难其人，扶同一气者正复不少。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
所谓官吏“行为竟同盗贼”，“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话从嘉庆帝本人口中说出，可见吏治之败坏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了1830年，迁任陕西布政使的周天爵在陛见召对时，与道光帝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道光帝问：“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
周天爵免冠摇首连声说：“不如不如。”并作了如下这一番解释：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按：指功业、功绩)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故臣以为不如。盖督抚乃封疆重寄，断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远害者，似无过失，而祸伏未发，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国与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最为明显的标志。
—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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