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fy ahh
2020-04-07T03:5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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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刘墉的老丈人六王爷，甭管什么场合什么话题，都跟念经似的叨咕“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十分喜感。小时候只觉得他滑稽，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未必真信“皇上圣明”， 嘴上说说罢了，甚至心里很清楚皇上根本不圣明，但就因为皇上不圣明，才必须得多讲“皇上圣明”。
真绕。
无论真心还是假意，现在都没人说“皇上圣明”了，但出现了变种——“领导高明”，常见说辞是“领导知道的信息肯定比我们多，水平肯定比我们高，相信领导能处理好”，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实中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为数不少。和“皇上圣明”不同，“领导高明”论不仅没有逢迎、迷信或功利的成分，还有着很强的理性色彩，能够用一个三段论来证明：
大前提：人依赖信息做出决策(a)；
小前提：领导掌握充分信息(b)；
结论：领导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c)；
推论：我们应该服从领导，没有资格批评领导(d)。
虽然这个论证完全合乎逻辑，但珍珠港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武汉疫情……这些事例已经证明领导并不高明，会做出错误决策，直接否定了结论(c)。
为何一个不存在逻辑谬误的论证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呢？问题出在小前提(b)，其实领导未必像一些人想象或期盼的那样掌握了决策需要的充分信息。
领导是在官僚组织中位于高层的一类人，他们在官僚组织中活动，依赖组织中的下级为其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在理想的情形下，每个下级都将掌握的信息报告给自己的上级，上级再传给上级，这样信息层层上传，汇总到高层，领导就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充分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正确决策——但这也只是理想情形，和物理学中的绝对光滑平面一样，仅存在于纸面上，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假设有一个包含7个层级的官僚组织模型，其中每名上级对应3名下级——这已经非常简化了，真实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个组织中位于最底层的是729名低级办事员，每人搜集1份信息就是729份，很显然位于顶端的领导没办法处理729份信息，这729份信息需要经过6次筛选，被深度加工后，才能送到领导面前。信息在这样一个官僚组织中自下而上的传递会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损耗。信息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物理量。既然是物理量，在传递过程中就会有损耗，这是自然规律，无可违逆。官僚组织中，上级要从下级上报的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重新整合上报给自己的上级。在这个信息重组的过程中，就算操作者彻底摒弃了个人私利和主观立场，完全客观中立，但受个人认知局限，也难免会损耗掉一些信息，这样的损耗就算每次微乎其微，但在重复多次后就能产生影响了——想象一下，拿一个空杯和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来回倒水，无论怎么小心翼翼，多次重复后水都会肉眼可见得变少。假设每次筛选只损耗99%，六次后就是94.15%，带入上述模型，就是有43份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消失了，没被领导掌握；假设每次损耗为10%，那么最终送达领导的真实信息就只有38%。
二是扭曲。信息作为物理量是客观的，但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使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因此，信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主观的，不可避免地会受主观因素影响。在官僚组织中，信息关乎权力和利益，受主观因素影响尤为显著。隐瞒不利信息，选择性上报有利信息、夸大或凭空炮制信息是官僚组织中个人的常规操作，想必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无需赘言。需要指出的是，与理想情形和大众认知相反，官僚组织中“有关事实的信息一般是从上到下传达的，而不是由下而上汇报的”(戈登•塔洛克)，也就是说尽管下级会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但他会切断自己与外部现实的联系，只会报告与上级认知相符的“信息”。
举个例子，在“挑战者”号发射前的决策会议上，工程师提出气温低于规定温度，要求推迟发射，NASA的一位经理则公然对这位工程师说：“你应该戴上经理的帽子想问题”，这种威胁压力迫使那位工程师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关键信息也没有上报给上级。我本人在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根据客观实际起草的报告，送到中层领导那里被删改，理由是“与上级精神不符”， “可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啊”我解释道，得到的答复回答是“就算实际存在，但领导刚讲完你就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不讲政治，你还得提高站位”。
下级本应向上级传递他不掌握的信息，拓展领导的认知，但现实是一个成熟的官僚为了省却麻烦只会报告领导已经掌握的信息，这样决策必需的新信息永远不会进入官僚组织，下级呈送的报告只会不断巩固领导的固有认知——这不是某个人的个人问题，而是官僚组织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三是迟滞。在损耗和扭曲的作用下，领导已经很难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了，此外他还要面临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迟滞问题。每一层筛选都要消耗一定时间，经过6次筛选后，送达领导的信息就算是真实准确的，也只反映了低级办事员收集信息时的情况，这就好像我们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是几亿年前发生的，光在宇宙中跑了几亿年，才把图像送到我们眼前。受迟滞效应影响，领导掌握的信息永远慢现实一拍，这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理想情形是“信息层层上传”，领导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现实则是领导通过官僚组织掌握的信息是受损耗的、被扭曲的、延迟滞后的，依据这些信息做出的决策，可想而知，和“正确”相去甚远，做出决策的领导也谈不上有多高明。在这里我还假定领导具有充分理性，能够完全理智地决策，实际上只要是人就有很多非理性成分，只要是人就处在情景中，受政治、利益、情感因素左右，决策时并不完全理智，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理智，这部分不展开讲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怪诞行为学》。
我们否定了小前提(b)，也就否定了结论(c)和推论(d)。无论什么领导，对其都要保持一点怀疑的态度，保留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切不可盲目相信“领导高明”，把自己完全交给领导安排，这是在逃避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
领导不高明，然而我们还离不开领导，也离不开官僚组织，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官僚组织是一个封闭体系，假如领导只靠官僚组织获取信息，就始终逃不开损耗、扭曲和迟滞，无法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封闭是病根，开放是解药。假如领导不依赖官僚组织，能够从四面八方获取信息，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讲的开放不是说搞点智库报告、内参就是开放了，它们要么是官僚组织的儿子孙子，要么仰官僚组织鼻息，传递的信息和官僚组织没有本质区别。开放是指存在多个信息源，自媒体、私立机构、公益性组织、乃至每个微小的个人，他们的声音都能表达出来，都能在全社会自由流动，都能越过官僚组织的层级壁垒和坚硬屏障传到高层决策者那里，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中和官僚组织中信息的损耗、扭曲和迟滞。
就算有一个开放的信息传播体系，领导作出错误决策还是难以避免，因此还需要有预防和纠偏机制：把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范围外的事由社会自己管理；将权力拆分成几个部分，形成既合作又制约的格局。
落实到具体制度层面，开放体系意味着言论自由和代议制民主，预防纠偏意味着社会自治和权力制衡，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并不完美，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参考资料：
戈登，官僚体制的政治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
真绕。
无论真心还是假意，现在都没人说“皇上圣明”了，但出现了变种——“领导高明”，常见说辞是“领导知道的信息肯定比我们多，水平肯定比我们高，相信领导能处理好”，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实中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为数不少。和“皇上圣明”不同，“领导高明”论不仅没有逢迎、迷信或功利的成分，还有着很强的理性色彩，能够用一个三段论来证明：
大前提：人依赖信息做出决策(a)；
小前提：领导掌握充分信息(b)；
结论：领导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c)；
推论：我们应该服从领导，没有资格批评领导(d)。
虽然这个论证完全合乎逻辑，但珍珠港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武汉疫情……这些事例已经证明领导并不高明，会做出错误决策，直接否定了结论(c)。
为何一个不存在逻辑谬误的论证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呢？问题出在小前提(b)，其实领导未必像一些人想象或期盼的那样掌握了决策需要的充分信息。
领导是在官僚组织中位于高层的一类人，他们在官僚组织中活动，依赖组织中的下级为其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在理想的情形下，每个下级都将掌握的信息报告给自己的上级，上级再传给上级，这样信息层层上传，汇总到高层，领导就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充分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正确决策——但这也只是理想情形，和物理学中的绝对光滑平面一样，仅存在于纸面上，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假设有一个包含7个层级的官僚组织模型，其中每名上级对应3名下级——这已经非常简化了，真实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个组织中位于最底层的是729名低级办事员，每人搜集1份信息就是729份，很显然位于顶端的领导没办法处理729份信息，这729份信息需要经过6次筛选，被深度加工后，才能送到领导面前。信息在这样一个官僚组织中自下而上的传递会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损耗。信息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物理量。既然是物理量，在传递过程中就会有损耗，这是自然规律，无可违逆。官僚组织中，上级要从下级上报的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重新整合上报给自己的上级。在这个信息重组的过程中，就算操作者彻底摒弃了个人私利和主观立场，完全客观中立，但受个人认知局限，也难免会损耗掉一些信息，这样的损耗就算每次微乎其微，但在重复多次后就能产生影响了——想象一下，拿一个空杯和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来回倒水，无论怎么小心翼翼，多次重复后水都会肉眼可见得变少。假设每次筛选只损耗99%，六次后就是94.15%，带入上述模型，就是有43份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消失了，没被领导掌握；假设每次损耗为10%，那么最终送达领导的真实信息就只有38%。
二是扭曲。信息作为物理量是客观的，但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使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因此，信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主观的，不可避免地会受主观因素影响。在官僚组织中，信息关乎权力和利益，受主观因素影响尤为显著。隐瞒不利信息，选择性上报有利信息、夸大或凭空炮制信息是官僚组织中个人的常规操作，想必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无需赘言。需要指出的是，与理想情形和大众认知相反，官僚组织中“有关事实的信息一般是从上到下传达的，而不是由下而上汇报的”(戈登•塔洛克)，也就是说尽管下级会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但他会切断自己与外部现实的联系，只会报告与上级认知相符的“信息”。
举个例子，在“挑战者”号发射前的决策会议上，工程师提出气温低于规定温度，要求推迟发射，NASA的一位经理则公然对这位工程师说：“你应该戴上经理的帽子想问题”，这种威胁压力迫使那位工程师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关键信息也没有上报给上级。我本人在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根据客观实际起草的报告，送到中层领导那里被删改，理由是“与上级精神不符”， “可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啊”我解释道，得到的答复回答是“就算实际存在，但领导刚讲完你就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不讲政治，你还得提高站位”。
下级本应向上级传递他不掌握的信息，拓展领导的认知，但现实是一个成熟的官僚为了省却麻烦只会报告领导已经掌握的信息，这样决策必需的新信息永远不会进入官僚组织，下级呈送的报告只会不断巩固领导的固有认知——这不是某个人的个人问题，而是官僚组织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三是迟滞。在损耗和扭曲的作用下，领导已经很难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了，此外他还要面临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迟滞问题。每一层筛选都要消耗一定时间，经过6次筛选后，送达领导的信息就算是真实准确的，也只反映了低级办事员收集信息时的情况，这就好像我们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是几亿年前发生的，光在宇宙中跑了几亿年，才把图像送到我们眼前。受迟滞效应影响，领导掌握的信息永远慢现实一拍，这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理想情形是“信息层层上传”，领导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现实则是领导通过官僚组织掌握的信息是受损耗的、被扭曲的、延迟滞后的，依据这些信息做出的决策，可想而知，和“正确”相去甚远，做出决策的领导也谈不上有多高明。在这里我还假定领导具有充分理性，能够完全理智地决策，实际上只要是人就有很多非理性成分，只要是人就处在情景中，受政治、利益、情感因素左右，决策时并不完全理智，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理智，这部分不展开讲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怪诞行为学》。
我们否定了小前提(b)，也就否定了结论(c)和推论(d)。无论什么领导，对其都要保持一点怀疑的态度，保留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切不可盲目相信“领导高明”，把自己完全交给领导安排，这是在逃避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
领导不高明，然而我们还离不开领导，也离不开官僚组织，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官僚组织是一个封闭体系，假如领导只靠官僚组织获取信息，就始终逃不开损耗、扭曲和迟滞，无法掌握决策必需的充分信息。封闭是病根，开放是解药。假如领导不依赖官僚组织，能够从四面八方获取信息，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讲的开放不是说搞点智库报告、内参就是开放了，它们要么是官僚组织的儿子孙子，要么仰官僚组织鼻息，传递的信息和官僚组织没有本质区别。开放是指存在多个信息源，自媒体、私立机构、公益性组织、乃至每个微小的个人，他们的声音都能表达出来，都能在全社会自由流动，都能越过官僚组织的层级壁垒和坚硬屏障传到高层决策者那里，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中和官僚组织中信息的损耗、扭曲和迟滞。
就算有一个开放的信息传播体系，领导作出错误决策还是难以避免，因此还需要有预防和纠偏机制：把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范围外的事由社会自己管理；将权力拆分成几个部分，形成既合作又制约的格局。
落实到具体制度层面，开放体系意味着言论自由和代议制民主，预防纠偏意味着社会自治和权力制衡，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并不完美，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参考资料：
戈登，官僚体制的政治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