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xne_ghost
2020-11-06T14:38:28+00:00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须在实体、贸易和金融三个领域都实现市场化的革命，中国之改革任务亦在于此。
“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这句话是日前参加一次经济论坛上听来的，发出这声呐喊的是一位民营企业主，其言朴实，却如雷在耳。
那是一次以“民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主题的论坛，在会上，一家咨询机构公布了最新的调研报告——“目前，我国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六成多是因为企业融资困难。超过四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这些数据再一次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
中国的金融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民营化的活泼状态下。以票庄闻名的晋商在晚清时期控制了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不在皇帝居住的北京，而在晋中的平遥县城。在江南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商和丝绸业的浙北商人同样在金融业上实力雄厚，浙江湖州有南浔镇，其商人的财产总额据信达到6000万到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二十世纪被轻易地“放弃”了。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也是从此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
不过我却以为，商帮的传统还是在其后顽强地持续了二十年，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601988)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商人集团，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做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江浙财团是一种新型的商帮模式，那些企业家在1927年支持了同样为浙江籍的蒋介石和他带领的北伐军，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江浙财团的势力在1935年被彻底击溃，在这一年，国民政府利用当时的经济危机，对民营的中国银行进行了突袭，从而将之国营化。从工商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上来看，在一个缺乏金融自由的市场里，民间资本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业者在金融上的冒险开始得并不晚。早在1984年9月，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的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他依据了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的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样的冒险从一开始就被掐断了，方兴钱庄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601288)查封了。90年代中前期，一直“野花朵朵开”的温州经济出现了停滞，随着全国市场改革的推进，早期的先发优势消失了，大量资金从实业中溢出，而民间金融则受到全面的压抑，民间游资开始袭击全国，也就是从此之后，“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相继出现，一直到今天仍然蔚为壮观。政商各界对这一温州游资现象颇多解释，而如果从“实业与金融”这一角度来解读的话，那就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于实业市场化，导致后者无水可得，前者四处滥溢。
开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度证明了金融开放的重要性。正是在那一年，浙江、广东等省份积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2009年6月，银监会颁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它被看成是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自1935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出台鼓励民间创办银行的文件，尽管还是一个“暂行规定”。
中国产业经济在结构调整上的举步维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金融市场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须在实体、贸易和金融三个领域都实现市场化的革命，中国之改革任务亦在于此。
“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这句话是日前参加一次经济论坛上听来的，发出这声呐喊的是一位民营企业主，其言朴实，却如雷在耳。
那是一次以“民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主题的论坛，在会上，一家咨询机构公布了最新的调研报告——“目前，我国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六成多是因为企业融资困难。超过四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这些数据再一次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
中国的金融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民营化的活泼状态下。以票庄闻名的晋商在晚清时期控制了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不在皇帝居住的北京，而在晋中的平遥县城。在江南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商和丝绸业的浙北商人同样在金融业上实力雄厚，浙江湖州有南浔镇，其商人的财产总额据信达到6000万到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二十世纪被轻易地“放弃”了。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也是从此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
不过我却以为，商帮的传统还是在其后顽强地持续了二十年，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601988)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商人集团，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做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江浙财团是一种新型的商帮模式，那些企业家在1927年支持了同样为浙江籍的蒋介石和他带领的北伐军，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江浙财团的势力在1935年被彻底击溃，在这一年，国民政府利用当时的经济危机，对民营的中国银行进行了突袭，从而将之国营化。从工商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上来看，在一个缺乏金融自由的市场里，民间资本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业者在金融上的冒险开始得并不晚。早在1984年9月，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的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他依据了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的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样的冒险从一开始就被掐断了，方兴钱庄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601288)查封了。90年代中前期，一直“野花朵朵开”的温州经济出现了停滞，随着全国市场改革的推进，早期的先发优势消失了，大量资金从实业中溢出，而民间金融则受到全面的压抑，民间游资开始袭击全国，也就是从此之后，“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相继出现，一直到今天仍然蔚为壮观。政商各界对这一温州游资现象颇多解释，而如果从“实业与金融”这一角度来解读的话，那就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于实业市场化，导致后者无水可得，前者四处滥溢。
开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度证明了金融开放的重要性。正是在那一年，浙江、广东等省份积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2009年6月，银监会颁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它被看成是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自1935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出台鼓励民间创办银行的文件，尽管还是一个“暂行规定”。
中国产业经济在结构调整上的举步维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金融市场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须在实体、贸易和金融三个领域都实现市场化的革命，中国之改革任务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