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hazzie
2021-05-07T14:06: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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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清楚吗
退出内卷去大理，那些“非鸡娃”家庭后来怎样了？
原创?祁十一?三联生活周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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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9441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文|祁十一朵姐和蔷薇是最早离开大城市去大理的一批人。近十年前，他们离开成都和北京，拖家带口移居大理。雾霾，对大城市的厌倦，对天高云淡的云南生活的向往，让孩子度过更自由童年的期待，让他们举家南迁，在大理定居下来。
孩子们也走上了与同龄小孩不一样的道路。他们进入了大理一所新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五年级，没有严格的语数外分科学习，学生不用中规中矩地在教室里坐一天，少有卷面考试，更没有排名。每到期末，孩子们需要穿越城市和乡村，在真实世界中去完成一个个任务，这就是他们的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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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姐和蔷薇的两个孩子是新式学校里第一批毕业生，但新式学校没有初中，他们不得不在小学六年级时为小升初做打算，去到城市进公立学校，或者就读国际学校。一些家长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再次从大理返回城市。逃离城市的人们在大理找到了理想乌托邦，而当孩子们面临升学之时，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发生。那会是怎样的结果？??蔷薇原本生活在北京，在2012年时感到了强烈的职业倦怠。同时，年幼的儿子有哮喘，每逢雾霾就咳个不停，生病越来越频繁。儿子即将面临的幼升小也让她焦虑。在北京，要进入一所好的学校需要有强大的资源，比如学区房、关系，还要带着孩子去上各种培训班。她了解了几所小学，发现一二年级小朋友连下课十分钟都不允许随便跑动，得乖乖待在座位上，上厕所都得打报告。她很崩溃，“已经上课这么久了，还不让孩子出去放松，活动身体？”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儿子幼儿园开放日那天她的所见所闻。下课后，老师给孩子们发糖，所有孩子都争先恐后跑过去抢，只有她儿子安安静静地坐着，最后一个去拿。老师表扬了他，“我喜欢这个小朋友，他不争不抢，就安静地坐那儿等老师给他发糖。”蔷薇一下就火了。“这是在给孩子贴标签，鼓励他这个行为，他即便想争想要，也不会去了。还会让别的孩子觉得这个小孩跟他们不一样，不跟他玩。”她说，“就算维持秩序，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我想要的。”那天之后，她开始认真考虑去大理这事儿。“如果我要置身在这个体系中，就必须要遵守(体制教育)游戏规则。那我干脆跳出来，不去玩它。”她说。多年后回看，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当时就选择了退出内卷。?
图|视觉中国
“人生有时是凭运气，做选择就是靠运气、价值观，还有判断力。”她说，“我是比较幸运的，如果那时北京没有雾霾，孩子没有哮喘，或者我的工作没有倦怠，还有激情，我可能都不会来大理。正好各种因素凑在一起，让我思考了人生的下一步，才来了大理。”如果说蔷薇来大理有为孩子上学所做的打算，那么朵姐代表的是大理另一部分新移民群体：出于自己的喜好来大理，孩子只是跟随迁移。这在大理新移民中占的比例也不小。来大理前，朵姐在成都经营咖啡馆，先生上班。随着时日漫长，她开始厌倦城市。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总让人有一种紧张和压迫感，她待一段便得外出旅行，大理更是每年都要去的地方。直到儿子四岁的时候，咖啡馆有了稳定靠谱的合伙人，她终于能够解脱出来，便举家去了大理，一去就没回来了。??
《心花路放》剧照
那时孩子年幼，对于朵姐来说很好“携带”。“我想来大理，想开客栈，他就跟着我们。”朵姐说，“他小时候需求也不多，吃饱穿暖，送去幼儿园就行了。”送去新式学校，也不过是在大理找了一家她觉得还不错的，把他塞进去了。孩子去了学校之后，他们开始感受到新式教育的与众不同。?来大理之前，蔷薇已经考察了近两年大理的新式学校。大理是中国创新教育很活跃的地方，分布着十多所新式教育学校，也不乏在家上学的孩子。蔷薇为儿子选择的学校创办于2012年，是大理最早一批新移民家庭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而筹办，以国际上较为有名的教育流派蒙台梭利为模板，最初只有幼儿园，后来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有了小学，如今已有齐全的1到6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在20名左右，几乎都是跟随父母从大城市来到大理的孩子。费用约在2500元一个月，比大理本土学校高，与发达城市水平接近。?儿子去了这所学校后，蔷薇开始感受到与自己小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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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校的课程和公立学校不太一样，也会有语文、英语、数学课，但占主导的是主题课。东东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主题课是给大理的小动物流浪之家做一个狗屋。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实地参观考察，再让大家讨论能为小动物们做点什么，最后小朋友们分工合作，做出狗窝来。蔷薇看着儿子在过程中如何学习：和同学们讨论方案怎么做，如何用数学知识去测量，在老师的帮助下动手锯木头……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二年级的情绪课。老师在课上教孩子们感受自己的情绪，开心的，不开心的；伤心的，焦虑的……教他们识别这些情绪如何而来，应该怎么排解，在情绪中又如何表达自己——在蔷薇看来，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却是她觉得很重要的品质。?“现代社会，节奏和压力还蛮大的，只要情绪有出口，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蔷薇说，她在儿子身上也看到了点滴痕迹。最初打篮球、弹钢琴是他的爱好，也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到后来，他的情绪出口又多了两个通道：电子游戏和主动求助。蔷薇把电子游戏当作儿子“自发选择的一种娱乐和放松，也是一种社交手段”，而主动求助则给蔷薇带来了惊喜。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遇到困难时宁可忍受或自己寻找解决办法，也不向她开口。当某一天，他突然跟她说起“今天不太开心，是因为什么什么”的时候，蔷薇很开心，儿子终于愿意敞开自己，和她一起聊聊天，平复情绪。?这些教育内容和方式正是蔷薇想要寻求的。和蔷薇一样，大理新式学校学生的家长们，都是大理的新移民，有文艺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嬉皮士、知识分子、城市中产，不光是家长，他们还是学校的创始人、股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对这些家长做了画像：受过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生于1975年以后，中产，关注下一代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曾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成功者，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高考视为唯一奋斗目标。”?在另一位家长矛矛看来，学校想要教给孩子们的理念是明确并值得认可的，那就是让孩子们意识到“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学会“表达事实和感受，而不是评价”。?在学校里当过助教的矛矛对此感触很深。11年前，矛矛和男友离开北京来了大理，在大理开旅舍、结婚生女，生活至今。女儿到了上学年龄时，他们把她送进了这所新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如今小朋友正上二年级。为了更了解女儿、和她相处得更好，矛矛在今年三月报名当了助教，每周带一天的户外课。一个月的体验，她有过无数次惊奇时刻——为小孩子的简单通透，也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
《西小河的夏天》剧照
有一次，她带孩子们爬山，一个矮个儿女生落在了最后，拖累了大家的行程。急着冲下山的小男孩转头就对小女孩说：“你怎么那么慢呢？是因为你矮吗？因为你腿短吗？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矮？”?
矛矛心里一惊，从大人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话似乎带有评价和攻击，很伤人。但她谨记着学校的要求，不说话不干预，当一个旁观者，让孩子们自己应对和解决。很快她就听到小女孩的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长那么矮，我也运动，吃得也不少，但就是矮，我也没办法呀。”?男孩儿听到后说：“好吧，我知道呀，我只是说一下。”随后便放慢脚步，等着小女孩跟上来。?矛矛震惊得无以复加。“同样的话，大人就会带入价值观和道德评判，但孩子们心里是没有那些评价性观念的。”她说，“我很难在成人世界里看到这样自然流畅通透的相处方式，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委屈自己，但也不会主动伤害别人。”一个月的助教体验，让她对这些孩子有了全新的认识。“每个小孩身上都有缺点，但都是完整的自然人状态，有非常坚定的自我认知。就像那个小姑娘，她知道自己矮，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会因此而向内攻击、怀疑自己为什么这么矮。”她说，“这点特别重要。为什么现在一些小孩长大后在社会上不自信，都跟这种向内攻击和自我怀疑有关。”?矛矛也不是没有担心和忧虑。一次家长会上，她向校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些小孩最后会不会处在一个躺平的状态？因为他们没什么压力，来自家长的压力很小，来自学校的压力更小，学生之间也没有内部的竞争力。”她说。?与之类似的担心在许多家长身上都有。当已经上小学的孩子，依然不会复杂的算术和拼音，识字量少，英语和大城市同龄孩子相比不在一个水平，不少家长会不自觉地产生焦虑。而更长远的问题是：未来他们会怎样？小学阶段结束后，初高中对接什么样的学校？参加高考吗，考得上好大学吗？又或者只能是拼家底出国？?所以在大理，也有人早早退回大城市和公立教育体系。朵朵和蔷薇的孩子都是在小学五年级后，去昆明参加转学考试的。朵姐的儿子铃铛去的是一所公立小学，蔷薇的儿子东东是铃铛的同班同学，去的是昆明一所国际学校。孩子考试时，朵朵心情特别忐忑，因为五年来，儿子很少参加这样的卷面考试，倒是对爬山、溯溪、布置教室、和同学们一起为流浪动物找一个家这些事情熟悉而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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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校长，也为蔷薇的孩子捏了把汗，他知道这些孩子连正规的答题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数学题的“解和答”都不会写出来。就算考试通过了，之后的学习他们能跟得上吗？但铃铛在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还是合格了，尽管考得不算好。其实朵姐原本想送铃铛去国际学校的，最终还是决定让他到公立学校感受一下。“人是有弹性的嘛，就想让他体验一下体制内，适应性更强一些。”她说。学校是昆明新成立的一所公立学校，班里30多个同学，有厂矿子弟，有政府官员子女，有大学教师的孩子，农民工子弟，生意人的孩子。“人的世界比起在大理拓宽了很多，每个人包括老师，都成了他认识世界的样本。”朵姐说。在新的学校，铃铛的成绩很快达到班里中上水平，期末考试则进入班级前十。最后综合评定时，因为平时表现好，还被评为道德标兵，总排名全班第三。“他在小学前五年，规则感和边界感被训练得很好，能控制自己，所以到了新学校会被评道德标兵。”朵姐说。铃铛甚至会对公立学校的规则保持警醒和质疑。有时候考试要求标准答案，错一个字都不行，比如“但是”不能写成“可是”。铃铛和朵姐交流时告诉她：“我知道答案有好多，但既然到了这个环境，就按他的来吧，只不过我知道那不是唯一答案。”?
图|视觉中国
东东也通过了国际学校的考试。那是昆明一所收费高昂的国际学校，学生主要来自昆明，但也不乏英国、北欧等国的学生，这也是蔷薇所希望的：让孩子接触多元文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东东的第一学期很艰难，学校用英文授课，他和同去的几个同学不太能听懂。但到了学期末，他便慢慢跟上来了，还成了学霸，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他的学习动力和后劲很大，不单接受老师给他的知识，还会从深度和广度做拓展，自己去寻找相关信息，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去研究、自学。”蔷薇说，这是她从学校老师和校长那里收到的反馈。?那所国际学校的校长，后来对大理来的几个孩子赞赏有加。在他看来，他们在学习动力上更好。其他孩子是老师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但这几个学生有探索的特质。在铃铛和东东原来学校的校长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孩子回到正常教育体系后，都很有内驱力。这种驱动力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自我内部的推动。这正是学校想要培养的。不过目前没有人能对这些孩子和教育成果下定论。跟据学校的追踪，这十几个孩子当中，有回户籍所在地公立学校的，有在昆明念国际学校的，还有在大理本地公立初中上学的等等。他们往往在刚转换环境时会有不适，是班里的倒数。但一两个学期后，就会冲到中上游甚至顶尖。又或者社交能力很强，成为班里的中心人物。但不少家长认为“样本还是太少”，说明不了什么。?朵姐和蔷薇的儿子，是融入主流，在教育内卷中暂胜一筹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很难说明“如果融入不了，该怎么办”的问题。但实际上，朵姐和蔷薇本来就是主动退出内卷的家长。蔷薇说，自己当时辞职到大理时，“我妈挺焦虑，说你去那边怎么生活呢？我说，摆地摊也能活啊。”来大理后，先生做夏令营，她和先生一起做营地、卖云南土特产、帮学校运营公众号，尝试过许多事情。大理十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依然送进了新式学校。四月的早晨，她会在开车送女儿上学后，顺手买一束马蹄莲回家。时而周末和朋友去露营，在苍山顶洱海边回归自然。她和先生也会轮流去昆明陪大儿子，期待着等他大一点后可以住校，他们便全身心在大理生活。“我比较能看到孩子的长处，所以觉得没什么可焦虑的。至于未来怎么样，没人判断得了，很多工种说不定都会被AI取代。而孩子以后如何走自己的人生路，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行了。”她说。?朵姐还略有些担心。铃铛不是学霸，也没有特别喜欢的艺术门类，她期待他能早一点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拥有在这个社会立足的方法，人生有所支撑、有意义感和幸福感。“我现在就会想，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东西。但我不着急，就陪着他呗，慢慢来。”她说。她还记得，孩子在幼儿园时，她曾问他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普通人。”而这个13岁的“普通人”，会在早上6点半拖着行李箱去赶飞机时，担心吵到小区的人而把箱子抬起来。“他有肯为别人着想的觉知和善良，还有平时处处谨行的规则意识。拥有这些品质，未来会宽广。”朵姐说。如今，为了和在深圳工作的先生团聚，她正在为铃铛寻找深圳合适的学校，也亲身感受了一把一线城市的教育难题：没有户口，去不了公立学校；好的国际学校价格昂贵，价格便宜的要么位置偏远要么质量堪忧；去民办学校吧，稍微好一点的也没空位，进不去。他们还在等，等到6月份看是否有名额空出来。矛矛的女儿才8岁，她还没有考虑长远，唯一期盼的是：这所新式学校能把初中也办起来，这样他们可以一直在大理生活，女儿也能在这所他们都很喜欢的学校继续读下去。她也很少焦虑。哪怕上二年级的孩子不会算术，课堂上也没有学到很多知识，期盼的初中还是个未知数，她也依然享受着自己的生活。“算术嘛，她大一点，上五六级自然就会了，现在这么小，学那么多又用不了也是浪费。至于以后的发展，也没啥好焦虑的。反正都是庸人，我们自己就是庸人啊。”她说。
看的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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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祁十一?三联生活周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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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文|祁十一朵姐和蔷薇是最早离开大城市去大理的一批人。近十年前，他们离开成都和北京，拖家带口移居大理。雾霾，对大城市的厌倦，对天高云淡的云南生活的向往，让孩子度过更自由童年的期待，让他们举家南迁，在大理定居下来。
孩子们也走上了与同龄小孩不一样的道路。他们进入了大理一所新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五年级，没有严格的语数外分科学习，学生不用中规中矩地在教室里坐一天，少有卷面考试，更没有排名。每到期末，孩子们需要穿越城市和乡村，在真实世界中去完成一个个任务，这就是他们的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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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姐和蔷薇的两个孩子是新式学校里第一批毕业生，但新式学校没有初中，他们不得不在小学六年级时为小升初做打算，去到城市进公立学校，或者就读国际学校。一些家长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再次从大理返回城市。逃离城市的人们在大理找到了理想乌托邦，而当孩子们面临升学之时，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发生。那会是怎样的结果？??蔷薇原本生活在北京，在2012年时感到了强烈的职业倦怠。同时，年幼的儿子有哮喘，每逢雾霾就咳个不停，生病越来越频繁。儿子即将面临的幼升小也让她焦虑。在北京，要进入一所好的学校需要有强大的资源，比如学区房、关系，还要带着孩子去上各种培训班。她了解了几所小学，发现一二年级小朋友连下课十分钟都不允许随便跑动，得乖乖待在座位上，上厕所都得打报告。她很崩溃，“已经上课这么久了，还不让孩子出去放松，活动身体？”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儿子幼儿园开放日那天她的所见所闻。下课后，老师给孩子们发糖，所有孩子都争先恐后跑过去抢，只有她儿子安安静静地坐着，最后一个去拿。老师表扬了他，“我喜欢这个小朋友，他不争不抢，就安静地坐那儿等老师给他发糖。”蔷薇一下就火了。“这是在给孩子贴标签，鼓励他这个行为，他即便想争想要，也不会去了。还会让别的孩子觉得这个小孩跟他们不一样，不跟他玩。”她说，“就算维持秩序，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我想要的。”那天之后，她开始认真考虑去大理这事儿。“如果我要置身在这个体系中，就必须要遵守(体制教育)游戏规则。那我干脆跳出来，不去玩它。”她说。多年后回看，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当时就选择了退出内卷。?
图|视觉中国
“人生有时是凭运气，做选择就是靠运气、价值观，还有判断力。”她说，“我是比较幸运的，如果那时北京没有雾霾，孩子没有哮喘，或者我的工作没有倦怠，还有激情，我可能都不会来大理。正好各种因素凑在一起，让我思考了人生的下一步，才来了大理。”如果说蔷薇来大理有为孩子上学所做的打算，那么朵姐代表的是大理另一部分新移民群体：出于自己的喜好来大理，孩子只是跟随迁移。这在大理新移民中占的比例也不小。来大理前，朵姐在成都经营咖啡馆，先生上班。随着时日漫长，她开始厌倦城市。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总让人有一种紧张和压迫感，她待一段便得外出旅行，大理更是每年都要去的地方。直到儿子四岁的时候，咖啡馆有了稳定靠谱的合伙人，她终于能够解脱出来，便举家去了大理，一去就没回来了。??
《心花路放》剧照
那时孩子年幼，对于朵姐来说很好“携带”。“我想来大理，想开客栈，他就跟着我们。”朵姐说，“他小时候需求也不多，吃饱穿暖，送去幼儿园就行了。”送去新式学校，也不过是在大理找了一家她觉得还不错的，把他塞进去了。孩子去了学校之后，他们开始感受到新式教育的与众不同。?来大理之前，蔷薇已经考察了近两年大理的新式学校。大理是中国创新教育很活跃的地方，分布着十多所新式教育学校，也不乏在家上学的孩子。蔷薇为儿子选择的学校创办于2012年，是大理最早一批新移民家庭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而筹办，以国际上较为有名的教育流派蒙台梭利为模板，最初只有幼儿园，后来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有了小学，如今已有齐全的1到6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在20名左右，几乎都是跟随父母从大城市来到大理的孩子。费用约在2500元一个月，比大理本土学校高，与发达城市水平接近。?儿子去了这所学校后，蔷薇开始感受到与自己小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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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校的课程和公立学校不太一样，也会有语文、英语、数学课，但占主导的是主题课。东东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主题课是给大理的小动物流浪之家做一个狗屋。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实地参观考察，再让大家讨论能为小动物们做点什么，最后小朋友们分工合作，做出狗窝来。蔷薇看着儿子在过程中如何学习：和同学们讨论方案怎么做，如何用数学知识去测量，在老师的帮助下动手锯木头……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二年级的情绪课。老师在课上教孩子们感受自己的情绪，开心的，不开心的；伤心的，焦虑的……教他们识别这些情绪如何而来，应该怎么排解，在情绪中又如何表达自己——在蔷薇看来，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却是她觉得很重要的品质。?“现代社会，节奏和压力还蛮大的，只要情绪有出口，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蔷薇说，她在儿子身上也看到了点滴痕迹。最初打篮球、弹钢琴是他的爱好，也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到后来，他的情绪出口又多了两个通道：电子游戏和主动求助。蔷薇把电子游戏当作儿子“自发选择的一种娱乐和放松，也是一种社交手段”，而主动求助则给蔷薇带来了惊喜。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遇到困难时宁可忍受或自己寻找解决办法，也不向她开口。当某一天，他突然跟她说起“今天不太开心，是因为什么什么”的时候，蔷薇很开心，儿子终于愿意敞开自己，和她一起聊聊天，平复情绪。?这些教育内容和方式正是蔷薇想要寻求的。和蔷薇一样，大理新式学校学生的家长们，都是大理的新移民，有文艺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嬉皮士、知识分子、城市中产，不光是家长，他们还是学校的创始人、股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对这些家长做了画像：受过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生于1975年以后，中产，关注下一代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曾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成功者，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高考视为唯一奋斗目标。”?在另一位家长矛矛看来，学校想要教给孩子们的理念是明确并值得认可的，那就是让孩子们意识到“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学会“表达事实和感受，而不是评价”。?在学校里当过助教的矛矛对此感触很深。11年前，矛矛和男友离开北京来了大理，在大理开旅舍、结婚生女，生活至今。女儿到了上学年龄时，他们把她送进了这所新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如今小朋友正上二年级。为了更了解女儿、和她相处得更好，矛矛在今年三月报名当了助教，每周带一天的户外课。一个月的体验，她有过无数次惊奇时刻——为小孩子的简单通透，也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
《西小河的夏天》剧照
有一次，她带孩子们爬山，一个矮个儿女生落在了最后，拖累了大家的行程。急着冲下山的小男孩转头就对小女孩说：“你怎么那么慢呢？是因为你矮吗？因为你腿短吗？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矮？”?
矛矛心里一惊，从大人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话似乎带有评价和攻击，很伤人。但她谨记着学校的要求，不说话不干预，当一个旁观者，让孩子们自己应对和解决。很快她就听到小女孩的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长那么矮，我也运动，吃得也不少，但就是矮，我也没办法呀。”?男孩儿听到后说：“好吧，我知道呀，我只是说一下。”随后便放慢脚步，等着小女孩跟上来。?矛矛震惊得无以复加。“同样的话，大人就会带入价值观和道德评判，但孩子们心里是没有那些评价性观念的。”她说，“我很难在成人世界里看到这样自然流畅通透的相处方式，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委屈自己，但也不会主动伤害别人。”一个月的助教体验，让她对这些孩子有了全新的认识。“每个小孩身上都有缺点，但都是完整的自然人状态，有非常坚定的自我认知。就像那个小姑娘，她知道自己矮，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会因此而向内攻击、怀疑自己为什么这么矮。”她说，“这点特别重要。为什么现在一些小孩长大后在社会上不自信，都跟这种向内攻击和自我怀疑有关。”?矛矛也不是没有担心和忧虑。一次家长会上，她向校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些小孩最后会不会处在一个躺平的状态？因为他们没什么压力，来自家长的压力很小，来自学校的压力更小，学生之间也没有内部的竞争力。”她说。?与之类似的担心在许多家长身上都有。当已经上小学的孩子，依然不会复杂的算术和拼音，识字量少，英语和大城市同龄孩子相比不在一个水平，不少家长会不自觉地产生焦虑。而更长远的问题是：未来他们会怎样？小学阶段结束后，初高中对接什么样的学校？参加高考吗，考得上好大学吗？又或者只能是拼家底出国？?所以在大理，也有人早早退回大城市和公立教育体系。朵朵和蔷薇的孩子都是在小学五年级后，去昆明参加转学考试的。朵姐的儿子铃铛去的是一所公立小学，蔷薇的儿子东东是铃铛的同班同学，去的是昆明一所国际学校。孩子考试时，朵朵心情特别忐忑，因为五年来，儿子很少参加这样的卷面考试，倒是对爬山、溯溪、布置教室、和同学们一起为流浪动物找一个家这些事情熟悉而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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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校长，也为蔷薇的孩子捏了把汗，他知道这些孩子连正规的答题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数学题的“解和答”都不会写出来。就算考试通过了，之后的学习他们能跟得上吗？但铃铛在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还是合格了，尽管考得不算好。其实朵姐原本想送铃铛去国际学校的，最终还是决定让他到公立学校感受一下。“人是有弹性的嘛，就想让他体验一下体制内，适应性更强一些。”她说。学校是昆明新成立的一所公立学校，班里30多个同学，有厂矿子弟，有政府官员子女，有大学教师的孩子，农民工子弟，生意人的孩子。“人的世界比起在大理拓宽了很多，每个人包括老师，都成了他认识世界的样本。”朵姐说。在新的学校，铃铛的成绩很快达到班里中上水平，期末考试则进入班级前十。最后综合评定时，因为平时表现好，还被评为道德标兵，总排名全班第三。“他在小学前五年，规则感和边界感被训练得很好，能控制自己，所以到了新学校会被评道德标兵。”朵姐说。铃铛甚至会对公立学校的规则保持警醒和质疑。有时候考试要求标准答案，错一个字都不行，比如“但是”不能写成“可是”。铃铛和朵姐交流时告诉她：“我知道答案有好多，但既然到了这个环境，就按他的来吧，只不过我知道那不是唯一答案。”?
图|视觉中国
东东也通过了国际学校的考试。那是昆明一所收费高昂的国际学校，学生主要来自昆明，但也不乏英国、北欧等国的学生，这也是蔷薇所希望的：让孩子接触多元文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东东的第一学期很艰难，学校用英文授课，他和同去的几个同学不太能听懂。但到了学期末，他便慢慢跟上来了，还成了学霸，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他的学习动力和后劲很大，不单接受老师给他的知识，还会从深度和广度做拓展，自己去寻找相关信息，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去研究、自学。”蔷薇说，这是她从学校老师和校长那里收到的反馈。?那所国际学校的校长，后来对大理来的几个孩子赞赏有加。在他看来，他们在学习动力上更好。其他孩子是老师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但这几个学生有探索的特质。在铃铛和东东原来学校的校长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孩子回到正常教育体系后，都很有内驱力。这种驱动力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自我内部的推动。这正是学校想要培养的。不过目前没有人能对这些孩子和教育成果下定论。跟据学校的追踪，这十几个孩子当中，有回户籍所在地公立学校的，有在昆明念国际学校的，还有在大理本地公立初中上学的等等。他们往往在刚转换环境时会有不适，是班里的倒数。但一两个学期后，就会冲到中上游甚至顶尖。又或者社交能力很强，成为班里的中心人物。但不少家长认为“样本还是太少”，说明不了什么。?朵姐和蔷薇的儿子，是融入主流，在教育内卷中暂胜一筹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很难说明“如果融入不了，该怎么办”的问题。但实际上，朵姐和蔷薇本来就是主动退出内卷的家长。蔷薇说，自己当时辞职到大理时，“我妈挺焦虑，说你去那边怎么生活呢？我说，摆地摊也能活啊。”来大理后，先生做夏令营，她和先生一起做营地、卖云南土特产、帮学校运营公众号，尝试过许多事情。大理十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依然送进了新式学校。四月的早晨，她会在开车送女儿上学后，顺手买一束马蹄莲回家。时而周末和朋友去露营，在苍山顶洱海边回归自然。她和先生也会轮流去昆明陪大儿子，期待着等他大一点后可以住校，他们便全身心在大理生活。“我比较能看到孩子的长处，所以觉得没什么可焦虑的。至于未来怎么样，没人判断得了，很多工种说不定都会被AI取代。而孩子以后如何走自己的人生路，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行了。”她说。?朵姐还略有些担心。铃铛不是学霸，也没有特别喜欢的艺术门类，她期待他能早一点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拥有在这个社会立足的方法，人生有所支撑、有意义感和幸福感。“我现在就会想，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东西。但我不着急，就陪着他呗，慢慢来。”她说。她还记得，孩子在幼儿园时，她曾问他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普通人。”而这个13岁的“普通人”，会在早上6点半拖着行李箱去赶飞机时，担心吵到小区的人而把箱子抬起来。“他有肯为别人着想的觉知和善良，还有平时处处谨行的规则意识。拥有这些品质，未来会宽广。”朵姐说。如今，为了和在深圳工作的先生团聚，她正在为铃铛寻找深圳合适的学校，也亲身感受了一把一线城市的教育难题：没有户口，去不了公立学校；好的国际学校价格昂贵，价格便宜的要么位置偏远要么质量堪忧；去民办学校吧，稍微好一点的也没空位，进不去。他们还在等，等到6月份看是否有名额空出来。矛矛的女儿才8岁，她还没有考虑长远，唯一期盼的是：这所新式学校能把初中也办起来，这样他们可以一直在大理生活，女儿也能在这所他们都很喜欢的学校继续读下去。她也很少焦虑。哪怕上二年级的孩子不会算术，课堂上也没有学到很多知识，期盼的初中还是个未知数，她也依然享受着自己的生活。“算术嘛，她大一点，上五六级自然就会了，现在这么小，学那么多又用不了也是浪费。至于以后的发展，也没啥好焦虑的。反正都是庸人，我们自己就是庸人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