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etie
2020-04-19T07:58: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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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老龄化、学区房贵、文娱用地少，都与土地问题有关
房价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心头焦虑，因为买房成了一件改变我们命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买房的人，也许一辈子都赶不上早早买好房子的人。“比如说，十年前的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我指毕业在2000年到2008年的那批学生。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济正在增长，收入正在增加，那时房价涨得还不多。但是现在的毕业生一看，一套房子六百万，很多人心态马上就崩溃了。”周承辉说。
学区房更是房价焦虑中的一大因素。因为教育事关代际阶层跃迁的问题。且不说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我们的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也很紧缺，费用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办幼儿园最主要的能力是拿到地。办幼儿园是有很多规定的，比如一个小孩至少要有多少平方米，室内和户外活动面积至少要多大，周围的噪音不能超过多少分贝等。你想拿到一张办幼儿园的执照，是需要非常强的能力的。除非这家幼儿园是小区建设时就配建好的，你才比较容易拿得到地。这种幼儿园的成本是一天一平米一毛多。几乎所有的地只能从教委手里转拿，拿出来的价格跟一个写字楼差不多。拿出来的地又收不了几个小孩，所以学费才那么贵。我们觉得幼儿园贵，第一件事是找教委的麻烦，其实在这些事上，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此外，在文化娱乐体验上，我们经常抱怨体育用地不足，因为“中国城镇的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只是一点几平米，美国是15平米，而日本是18平米。”而对于商业用地，比如超市，也是缺地的，周承辉调侃道：“如果超市生在欧美，是地主的命；如果生在东亚，是搬砖的命。东亚的土地太紧缺了，你所有的努力都在给地主打工。” 而超市高昂的租金也转移到了物价身上。
这只是城市居民的切身感受。若我们把视线往城市之外转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备受忽略的乡村里，还有上千万的留守儿童。而且可预见的是，我们还会有上千万的留守老人。在目前，留守老人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特别严重，是因为我们的生育高峰在1963年，老人暂且还没有那么多。现在网上很多人讨论日本“孤独老人”的晚年是多么悲惨。周承辉认为，这些工作到七十多岁，然后孤独死去的日本老人，跟中国未来即将出现的留守老人相比，其实还是很幸福的。
高房价、留守老人、学区房贵、体育用地少等，看起来毫无联系的社会问题，其实都跟中国土地制度的症结有关。我们通常认为，这全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周承辉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人多地少”只是某些利益集团的说辞。因为根据2016年《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和《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的数据，中国耕地和园地约有22.3亿亩，农村的宅基地约1.6亿亩，而城镇住宅用地仅约0.5亿亩，城镇开发区厂矿、仓储、商业、服务用地仅约0.5亿亩。
若聚焦到北京一市来看，北京的城市面积才11.2万公顷，比村庄的11.7万公顷还要小，“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一点：北京摊得那么大，居然比周围那些小村的面积还要小。天津城市面积也比周围的村庄小。假如你把北京的村庄面积变成城市用地的话，城市面积直接摊大一倍。而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的村庄用地就占了一亿亩，大约是全国城市住宅面积的两倍。这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我们缺地吗？我们并不缺地，缺的是对地权规划的权力，而这个东西是上面松不得的。
生育率与房子的大小有关
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因此，周承辉为各国的土地制度做了国际比较。他认为，美国给我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美国有些城市是管制的，而有些城市是自由的，因地制宜。
此外，美国的企业用地成本非常低，迁徙很容易。比如，亚马逊能直接搞全国招标，向全美国的大城市发招标书，表明亚马逊想把总部搬过去，需要某些条件，然后各个城市政府回复。在亚马逊收到回复之后，它还对各个城市进行点评，比如说，税太高、交通不好等。他们的企业迁徙是非常便利的。
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除了超大城市，几乎所有地方都住洋房。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对比美国城市房价、生育率以及一个城市里公寓的占比，我们就能发现，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少，生育率相对越高。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房价中位数是约12万美元，这是非常低的，家庭平均收入是6万美元。而且，现在的新房大概平均约240平米，而公寓占比非常低，是13.9，2017年生育率就高达1.85……我们用常识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只有一两个房间，你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你住的是大宅子，外面有草地，房间空了一排，生育意愿很容易就上来了。”房价越低，大家买房的年龄也越年轻，而且面积也大，这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
周承辉举了两个反例：“像新加坡，买房人均要排队五年，他们的小孩三年级就开始分级，精英和非精英就开始分化了，这导致新加坡人不太敢生孩子。因为他们的竞争压力和阶层跃迁压力非常大。其实整个东亚在这方面压力都很大。”
“还有，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大城市，六七对夫妻共用一个厨房。所以那时苏联的城市生育率就一点几了，只能靠着乡村和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往上拉，总共也就2.1左右。”
周承辉总结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出很多招数，什么补贴、产假、奖励，其实美国都没用这些。”他认为，房价、房间数、公寓占比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这些补贴和奖励，对于刺激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来说，还不如多一个房间。
高房价、老龄化、学区房贵、文娱用地少，都与土地问题有关
房价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心头焦虑，因为买房成了一件改变我们命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买房的人，也许一辈子都赶不上早早买好房子的人。“比如说，十年前的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我指毕业在2000年到2008年的那批学生。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济正在增长，收入正在增加，那时房价涨得还不多。但是现在的毕业生一看，一套房子六百万，很多人心态马上就崩溃了。”周承辉说。
学区房更是房价焦虑中的一大因素。因为教育事关代际阶层跃迁的问题。且不说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我们的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也很紧缺，费用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办幼儿园最主要的能力是拿到地。办幼儿园是有很多规定的，比如一个小孩至少要有多少平方米，室内和户外活动面积至少要多大，周围的噪音不能超过多少分贝等。你想拿到一张办幼儿园的执照，是需要非常强的能力的。除非这家幼儿园是小区建设时就配建好的，你才比较容易拿得到地。这种幼儿园的成本是一天一平米一毛多。几乎所有的地只能从教委手里转拿，拿出来的价格跟一个写字楼差不多。拿出来的地又收不了几个小孩，所以学费才那么贵。我们觉得幼儿园贵，第一件事是找教委的麻烦，其实在这些事上，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此外，在文化娱乐体验上，我们经常抱怨体育用地不足，因为“中国城镇的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只是一点几平米，美国是15平米，而日本是18平米。”而对于商业用地，比如超市，也是缺地的，周承辉调侃道：“如果超市生在欧美，是地主的命；如果生在东亚，是搬砖的命。东亚的土地太紧缺了，你所有的努力都在给地主打工。” 而超市高昂的租金也转移到了物价身上。
这只是城市居民的切身感受。若我们把视线往城市之外转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备受忽略的乡村里，还有上千万的留守儿童。而且可预见的是，我们还会有上千万的留守老人。在目前，留守老人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特别严重，是因为我们的生育高峰在1963年，老人暂且还没有那么多。现在网上很多人讨论日本“孤独老人”的晚年是多么悲惨。周承辉认为，这些工作到七十多岁，然后孤独死去的日本老人，跟中国未来即将出现的留守老人相比，其实还是很幸福的。
高房价、留守老人、学区房贵、体育用地少等，看起来毫无联系的社会问题，其实都跟中国土地制度的症结有关。我们通常认为，这全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周承辉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人多地少”只是某些利益集团的说辞。因为根据2016年《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和《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的数据，中国耕地和园地约有22.3亿亩，农村的宅基地约1.6亿亩，而城镇住宅用地仅约0.5亿亩，城镇开发区厂矿、仓储、商业、服务用地仅约0.5亿亩。
若聚焦到北京一市来看，北京的城市面积才11.2万公顷，比村庄的11.7万公顷还要小，“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一点：北京摊得那么大，居然比周围那些小村的面积还要小。天津城市面积也比周围的村庄小。假如你把北京的村庄面积变成城市用地的话，城市面积直接摊大一倍。而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的村庄用地就占了一亿亩，大约是全国城市住宅面积的两倍。这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我们缺地吗？我们并不缺地，缺的是对地权规划的权力，而这个东西是上面松不得的。
生育率与房子的大小有关
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因此，周承辉为各国的土地制度做了国际比较。他认为，美国给我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美国有些城市是管制的，而有些城市是自由的，因地制宜。
此外，美国的企业用地成本非常低，迁徙很容易。比如，亚马逊能直接搞全国招标，向全美国的大城市发招标书，表明亚马逊想把总部搬过去，需要某些条件，然后各个城市政府回复。在亚马逊收到回复之后，它还对各个城市进行点评，比如说，税太高、交通不好等。他们的企业迁徙是非常便利的。
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除了超大城市，几乎所有地方都住洋房。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对比美国城市房价、生育率以及一个城市里公寓的占比，我们就能发现，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少，生育率相对越高。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房价中位数是约12万美元，这是非常低的，家庭平均收入是6万美元。而且，现在的新房大概平均约240平米，而公寓占比非常低，是13.9，2017年生育率就高达1.85……我们用常识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只有一两个房间，你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你住的是大宅子，外面有草地，房间空了一排，生育意愿很容易就上来了。”房价越低，大家买房的年龄也越年轻，而且面积也大，这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
周承辉举了两个反例：“像新加坡，买房人均要排队五年，他们的小孩三年级就开始分级，精英和非精英就开始分化了，这导致新加坡人不太敢生孩子。因为他们的竞争压力和阶层跃迁压力非常大。其实整个东亚在这方面压力都很大。”
“还有，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大城市，六七对夫妻共用一个厨房。所以那时苏联的城市生育率就一点几了，只能靠着乡村和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往上拉，总共也就2.1左右。”
周承辉总结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出很多招数，什么补贴、产假、奖励，其实美国都没用这些。”他认为，房价、房间数、公寓占比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这些补贴和奖励，对于刺激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来说，还不如多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