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77
2021-12-12T03:01:39+00:00
这不是东亚的问题，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问题。
《李光耀观天下》是2013年发行的书籍，书中关于“人口政策”有专门论述的章节。当时李光耀已经89岁高龄，两年后即辞世。
现在是2021年，即将进入2022年。八九年的时间过去了，中文互联网上的所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不论是视野的广度、思考的深度、逻辑连续的长度，全加起来，也都没超越那一个小小的章节——这都已经客气了，不要说超越，根本连略微接近的水准都没有。
很多老生常谈、甚至已经被证伪的问题，在网络讨论中反而像是什么新鲜宝贝一样，被挖出来说车轱辘话。
这充分说明，在严肃社会问题上，听智者一席话，比听一万个庸人瞎哇啦要有价值得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并非虚言。
但是在现在浮躁的网络环境下，也只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文学大行其道了。
归纳一下李的论述吧。
问题定性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势不可挡的大趋势。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进入现代化进程，就会面临生育率下降。这一过程的发生速率，可能会因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略有缓急，但是总体趋势都是一样的：一旦现代化，就不生孩子。
近到日韩，远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不如此。任何文化、任何种族，都不能例外。
所以，揪着某一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嘲讽，只是表不及里的情绪发泄。
哪怕没有施行某些人认为很蠢很错误的某些具体政策，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没有发生，只要社会总体是走向现代化的，低生育率这一趋势就一定会产生(而且某些“愚蠢”政策在当时解决的社会问题，骂它的大聪明也并没提出替代方法进行解决)，最多是下降曲线略微缓和些，但一样是下降。
如果以一个世代交替周期是20年来估计，那一点点缓和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整个社会而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基本不会改变。
问题原因
根本原因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更具体说，是现代化社会让女性发现了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而一旦发现，便无法逆转。
我用自己的理解展开一下“生活方式的改变”的内涵。
所谓生育，包含生产和育儿两大步骤。由于生理原因，生产(妊娠分娩)这一过程完全需要女性承担，这一点无需赘言。
这本身就带来了迟疑：即便以今日如此昌明的医学条件，女性因为生产而丧命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案例，发生率也并不低。
不过，为了简化问题，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理想化模型：女性身体健康、年龄适合、加上先进医学的帮助，妊娠分娩这一过程可以顺利完成，并且在无痛分娩和专业产后护理的帮助下，整个过程痛苦不大。
随着医学进一步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普及，这个理想化模型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广泛实现的。(而且在部分发达国家地区已经实现，可那些国家也并没因此提高了生育率，可见这不是关键)
我们现在就假设它已经实现，那么生产这一生理过程的顾虑得到解决。
那么问题就集中于“育儿”这一环节。这也是生育问题的核心所在：
育儿的问题在于，一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需要占用至少一个成年人至少十年左右的所有时间精力。
这个估计，我相信对育儿过程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会同意，而且这已经估计得很保守了。
即便是再心大、再放养的情况下，怎么也得有六年的时间(人类幼儿0-6岁)，需要一个成年人完全的照顾。
完全的照顾的意思是，时间精力需要完全倾注于育儿的活动上，无暇分身去做社会性工作、个人休闲或个人学习、甚至连做其他家务的时间也没有。
而事实上六岁以后进入正式教育阶段，对孩子生活上的照顾也许减少，教育上的监督和照顾却有增无减，总体需要的人力甚至比婴儿期更大！不少家长会高强度地投入十八年到二十多年的超长育儿周期。
为了简略估计，我们就说是十年吧。
十年的心无旁骛的所有时间精力投入，我们将此记作“一个单位的成年人力”。这是负责任地养育一个孩子的基本人力单位。
问题来了：这个人力从哪儿来？
在前现代的文明中，不论中西南北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这个人力由女性完全承担。
也就是，女性完全不参与任何的社会性劳动(个人无能力，社会不允许)，完全退守在家庭内，把自己成年后的所有人力贡献给育儿这一件事。这是女性在前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价值之所在。
所以不断生养，就是一个成年女性生命中唯一工作。生得越多，贡献越大。反之则是无价值的废人一个。
而且要注意，被排除于社会工作以外，并没有让育儿这个过程简单。因为在古代普遍多子女的情况下，实际需要N个单位的成年人力以资应付。女性即便付出自己全部，也只有一个单位的人力，却要勉力承担N个单位的总工作量。
如果家庭富裕、有仆人帮助，或者公婆通情达理，有婆婆和其它长辈女性亲戚帮扶，情况会略好。可能有半个或者一个单位的工作分给了这些帮忙的亲戚或者仆人。但是总体而言，育儿任务也依旧相当繁重。
所以，以前的家庭出现了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文化以分担和调节。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其实质是母亲的劳力无法覆盖所有孩子，必须让大孩子提早进入成年人角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否则，母亲不可能独力完成育儿过程。这一点在富人家庭，有仆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许稍好。
但是不论贫富，前现代家庭都普遍出现了只能给孩子生活基本物质、但精神和情感抚育缺失的情况，这可以粗略理解为母亲只有精力去把生活物质上那0.5的单位应付掉，但没有多余精力去供应精神和情感上那0.5个单位的人力了。
所以，现代意识觉醒后，不同文化的社会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开始讨论“原生家庭”问题。根源就在于传统的育儿模型里，物质、精神、情感的供给，很难全方位到位。
总结而言，前现代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上面的文化传统，都是让男性去从事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层面取得成就、开创事业。而女性被完全剥除社会性，拘束于家庭内，承担生育和抚养的工作。也就是说，以前的高生育率所需的人力基础，建立在全人类的一半人口，完全专注于育儿这一工作上。
与之配套地，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传统和伦理框架，论证女性的价值和义务就在于生孩子养孩子。
那么，男性只要娶得一个老婆在家负责生养，后代问题即告解决，如果无法解决则是妻子的问题，妻子要负责解决，而男性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到公共场域去发展。
因为生养孩子是前现代女性唯一的价值体现，即便应付不来，她也一定要硬着头皮应付，具体表现为不顾健康地不断怀孕生产、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做饭带孩子、如果自己生不出孩子就要帮丈夫纳妾生孩子，否则，该女性就变得全无价值。
要注意，在公共领域的发声、宣传，也属于“社会活动”的一种。以前的女性虽然大规模地、群体性地、被动或主动地承担了全部育儿职责，可是因为她们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自然也包括不能为自己的情况反思和发声，所以这一事实并没有引起舆论和社会的重视和反思。
长期以来，“女性负责育儿”这一现象的规模(全人类的一半人口)和效能虽然很大(负责全人类的繁衍)，社会影响力却近乎没有。
所以，很多对此省察不充分的人会觉得，在“以前”存在某个时期，育儿很容易、孩子生下来就天经地义地轻易长大了，为什么“现在”却好像很复杂、很困难，有种种问题？甚而会抱怨这是女权/女拳/臆想中的某个捣乱的女性群体所无中生有带来的问题，从而抵制女权/女拳/臆想中的某个捣乱的女性群体。
而真相是，育儿从来就很困难。只不过曾有一个时期，承担这一困难的人整体缺乏教育和发声的机会，无法讲述育儿的困难，只是沉默地承受，所以让人“感觉很容易”。
这里面的难易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讲述的机会。
以前没有讲出来，不等于不困难。
但是，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局面。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工业化社会提供了大量不依赖于性别的现代工作。只要给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就业的权利，她们做得不比男性逊色。
于是女性走向了社会，在社会工作和公共生活里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而且发现了公共领域是何等广阔，以前曾被剥夺的社会里存在着如此多的可能，在这里得到的认可和地位，是多么自由以及可靠。
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看似牢靠舒适，实际上一旦家庭崩溃(离婚，丈夫宠爱妾多过自己，找小三，或者自己就是妾或小三)，所有的供给便全告丧失；想要寻求新的家庭保护时，过往的价值无法转移，反而会大大贬低(改嫁的不如头婚的、守贞守节的舆论压力)；原生家庭也未必会保护自己(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将陷入无依无靠的死地。
而在社会中取得的地位、经验和技能，除非整个社会崩溃(例如战乱、灭国，这种情况相比于家庭崩溃要少见得多)，否则可以处处通行，并且随着时间，越积累越有价值。
许多女性发觉，原来人可以独立地依靠自己生活。相比于把所有价值寄托于家庭，寄托于社会要可靠得多，也充实得多。
而当受过教育的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在家庭中生儿育女时，也有能力将其中的甘苦和困境进行表达和宣传，让公众广泛地对此认知。
这时候，让女性把自己原本可以投入于社会生活的那一个单位的人力牺牲掉，投入到育儿上，很多女性就感到抗拒了。
如果还要生多于一个的孩子，牺牲掉N个单位的人力(也就是自己所有的正常时间精力之外，还要额外压榨自己、多榨出人力，甚至消耗自己以前社会工作中积攒的资源和金钱去雇用帮佣；等到过往资源积累消耗殆尽，就会沦落到依赖于家庭供养、丧失独立性、只能寄希望于丈夫不背叛以求生存的境地)，那就更不愿意了。
所以就出现了生育率低的问题。
表面上看男女平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哪怕将男女平等完全推行，也依然很难扭转。
因为育儿实在是太辛苦了。
哪怕男女共担，每个人也要付出0.5个单位的劳力。
在维持自己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关系时，额外拿出0.5个单位的人力去抚育孩子，很多人会(不分男女)感到不堪重负。
这一点，积极参与到育儿过程的父亲应该深有体会(因为原本只用顾社会工作这一头，加入了育儿这一头后，很多男性会发现此事的消耗之大远超想象)。
如果想要把生活方式改回去，除非强行让女性不受教育、不参加工作，逼迫她们回到以家庭价值为唯一寄托的生活方式里去。
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非常愚蠢的。强行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等于自动放弃一半人口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力承担这样的损失。
所以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只能进不能退，可是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就会导致低生育率。
要注意，所谓低生育率，是相对于世代更替率所要求的2.1而言。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总人口不变，需要每个适龄男女都走入婚姻，生育至少两个子女；至少每十对夫妇，就要有一对生育三个子女。
很多现代男女并不至于终身不婚不育，但是普遍只生一个、最多两个，这同样属于低生育率。
(有部分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但组织形式仍然依托于某种古老宗教建立，实际上没有进入现代化。它们的生育率以宗教教义强制维持，采用前现代的方式强制甚至暴力约束女性，并无推广性，也不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在此不作讨论。)
解决办法
面对现代化造成的低生育率，目前整个人类社会只找到两个方法：1.新生儿补贴，鼓励本国国民生育；2.引入移民。
但是这两个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方法一很多北欧高福利国家推行的力度很大，但是收效甚微；方法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做得最多，但也没有可持续自我再生能力，需要一代代不断地补充移民。
李光耀反复强调，根源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这是单纯的生活物质问题、或者男女不平等问题。这些因素有影响，但没有触及根本。
李光耀说，如果他依旧是总理(为这本书进行访谈时，李光耀已经卸任，但是他作为新加坡的开国领导人，实打实从无到有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现代强国，担任总理职位长达31年，在任期间新加坡保持高速发展。他的“假设”不是键盘侠的假设，而是有长期成功的执政经验支撑的假设)，他愿意提供高到离谱的生育补贴，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确保男女平等，不会因为补贴反而造成女性就业的劣势，在物质上大力保障和奖励生育。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2/17/-7Q2p-88nzXdZ3rT3cSu0-4o5.jpeg[/img][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2/17/-7Q2p-jjymXfZ46T3cSu0-6zu.jpeg[/img][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2/17/-7Q2p-4ou8XiZ54T3cSu0-6bu.jpeg[/img]
转自知乎[url]https://www.zhihu.com/answer/2268285135[/url]
《李光耀观天下》是2013年发行的书籍，书中关于“人口政策”有专门论述的章节。当时李光耀已经89岁高龄，两年后即辞世。
现在是2021年，即将进入2022年。八九年的时间过去了，中文互联网上的所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不论是视野的广度、思考的深度、逻辑连续的长度，全加起来，也都没超越那一个小小的章节——这都已经客气了，不要说超越，根本连略微接近的水准都没有。
很多老生常谈、甚至已经被证伪的问题，在网络讨论中反而像是什么新鲜宝贝一样，被挖出来说车轱辘话。
这充分说明，在严肃社会问题上，听智者一席话，比听一万个庸人瞎哇啦要有价值得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并非虚言。
但是在现在浮躁的网络环境下，也只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文学大行其道了。
归纳一下李的论述吧。
问题定性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势不可挡的大趋势。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进入现代化进程，就会面临生育率下降。这一过程的发生速率，可能会因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略有缓急，但是总体趋势都是一样的：一旦现代化，就不生孩子。
近到日韩，远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不如此。任何文化、任何种族，都不能例外。
所以，揪着某一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嘲讽，只是表不及里的情绪发泄。
哪怕没有施行某些人认为很蠢很错误的某些具体政策，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没有发生，只要社会总体是走向现代化的，低生育率这一趋势就一定会产生(而且某些“愚蠢”政策在当时解决的社会问题，骂它的大聪明也并没提出替代方法进行解决)，最多是下降曲线略微缓和些，但一样是下降。
如果以一个世代交替周期是20年来估计，那一点点缓和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整个社会而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基本不会改变。
问题原因
根本原因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更具体说，是现代化社会让女性发现了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而一旦发现，便无法逆转。
我用自己的理解展开一下“生活方式的改变”的内涵。
所谓生育，包含生产和育儿两大步骤。由于生理原因，生产(妊娠分娩)这一过程完全需要女性承担，这一点无需赘言。
这本身就带来了迟疑：即便以今日如此昌明的医学条件，女性因为生产而丧命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案例，发生率也并不低。
不过，为了简化问题，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理想化模型：女性身体健康、年龄适合、加上先进医学的帮助，妊娠分娩这一过程可以顺利完成，并且在无痛分娩和专业产后护理的帮助下，整个过程痛苦不大。
随着医学进一步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普及，这个理想化模型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广泛实现的。(而且在部分发达国家地区已经实现，可那些国家也并没因此提高了生育率，可见这不是关键)
我们现在就假设它已经实现，那么生产这一生理过程的顾虑得到解决。
那么问题就集中于“育儿”这一环节。这也是生育问题的核心所在：
育儿的问题在于，一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需要占用至少一个成年人至少十年左右的所有时间精力。
这个估计，我相信对育儿过程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会同意，而且这已经估计得很保守了。
即便是再心大、再放养的情况下，怎么也得有六年的时间(人类幼儿0-6岁)，需要一个成年人完全的照顾。
完全的照顾的意思是，时间精力需要完全倾注于育儿的活动上，无暇分身去做社会性工作、个人休闲或个人学习、甚至连做其他家务的时间也没有。
而事实上六岁以后进入正式教育阶段，对孩子生活上的照顾也许减少，教育上的监督和照顾却有增无减，总体需要的人力甚至比婴儿期更大！不少家长会高强度地投入十八年到二十多年的超长育儿周期。
为了简略估计，我们就说是十年吧。
十年的心无旁骛的所有时间精力投入，我们将此记作“一个单位的成年人力”。这是负责任地养育一个孩子的基本人力单位。
问题来了：这个人力从哪儿来？
在前现代的文明中，不论中西南北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这个人力由女性完全承担。
也就是，女性完全不参与任何的社会性劳动(个人无能力，社会不允许)，完全退守在家庭内，把自己成年后的所有人力贡献给育儿这一件事。这是女性在前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价值之所在。
所以不断生养，就是一个成年女性生命中唯一工作。生得越多，贡献越大。反之则是无价值的废人一个。
而且要注意，被排除于社会工作以外，并没有让育儿这个过程简单。因为在古代普遍多子女的情况下，实际需要N个单位的成年人力以资应付。女性即便付出自己全部，也只有一个单位的人力，却要勉力承担N个单位的总工作量。
如果家庭富裕、有仆人帮助，或者公婆通情达理，有婆婆和其它长辈女性亲戚帮扶，情况会略好。可能有半个或者一个单位的工作分给了这些帮忙的亲戚或者仆人。但是总体而言，育儿任务也依旧相当繁重。
所以，以前的家庭出现了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文化以分担和调节。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其实质是母亲的劳力无法覆盖所有孩子，必须让大孩子提早进入成年人角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否则，母亲不可能独力完成育儿过程。这一点在富人家庭，有仆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许稍好。
但是不论贫富，前现代家庭都普遍出现了只能给孩子生活基本物质、但精神和情感抚育缺失的情况，这可以粗略理解为母亲只有精力去把生活物质上那0.5的单位应付掉，但没有多余精力去供应精神和情感上那0.5个单位的人力了。
所以，现代意识觉醒后，不同文化的社会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开始讨论“原生家庭”问题。根源就在于传统的育儿模型里，物质、精神、情感的供给，很难全方位到位。
总结而言，前现代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上面的文化传统，都是让男性去从事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层面取得成就、开创事业。而女性被完全剥除社会性，拘束于家庭内，承担生育和抚养的工作。也就是说，以前的高生育率所需的人力基础，建立在全人类的一半人口，完全专注于育儿这一工作上。
与之配套地，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传统和伦理框架，论证女性的价值和义务就在于生孩子养孩子。
那么，男性只要娶得一个老婆在家负责生养，后代问题即告解决，如果无法解决则是妻子的问题，妻子要负责解决，而男性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到公共场域去发展。
因为生养孩子是前现代女性唯一的价值体现，即便应付不来，她也一定要硬着头皮应付，具体表现为不顾健康地不断怀孕生产、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做饭带孩子、如果自己生不出孩子就要帮丈夫纳妾生孩子，否则，该女性就变得全无价值。
要注意，在公共领域的发声、宣传，也属于“社会活动”的一种。以前的女性虽然大规模地、群体性地、被动或主动地承担了全部育儿职责，可是因为她们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自然也包括不能为自己的情况反思和发声，所以这一事实并没有引起舆论和社会的重视和反思。
长期以来，“女性负责育儿”这一现象的规模(全人类的一半人口)和效能虽然很大(负责全人类的繁衍)，社会影响力却近乎没有。
所以，很多对此省察不充分的人会觉得，在“以前”存在某个时期，育儿很容易、孩子生下来就天经地义地轻易长大了，为什么“现在”却好像很复杂、很困难，有种种问题？甚而会抱怨这是女权/女拳/臆想中的某个捣乱的女性群体所无中生有带来的问题，从而抵制女权/女拳/臆想中的某个捣乱的女性群体。
而真相是，育儿从来就很困难。只不过曾有一个时期，承担这一困难的人整体缺乏教育和发声的机会，无法讲述育儿的困难，只是沉默地承受，所以让人“感觉很容易”。
这里面的难易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讲述的机会。
以前没有讲出来，不等于不困难。
但是，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局面。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工业化社会提供了大量不依赖于性别的现代工作。只要给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就业的权利，她们做得不比男性逊色。
于是女性走向了社会，在社会工作和公共生活里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而且发现了公共领域是何等广阔，以前曾被剥夺的社会里存在着如此多的可能，在这里得到的认可和地位，是多么自由以及可靠。
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看似牢靠舒适，实际上一旦家庭崩溃(离婚，丈夫宠爱妾多过自己，找小三，或者自己就是妾或小三)，所有的供给便全告丧失；想要寻求新的家庭保护时，过往的价值无法转移，反而会大大贬低(改嫁的不如头婚的、守贞守节的舆论压力)；原生家庭也未必会保护自己(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将陷入无依无靠的死地。
而在社会中取得的地位、经验和技能，除非整个社会崩溃(例如战乱、灭国，这种情况相比于家庭崩溃要少见得多)，否则可以处处通行，并且随着时间，越积累越有价值。
许多女性发觉，原来人可以独立地依靠自己生活。相比于把所有价值寄托于家庭，寄托于社会要可靠得多，也充实得多。
而当受过教育的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在家庭中生儿育女时，也有能力将其中的甘苦和困境进行表达和宣传，让公众广泛地对此认知。
这时候，让女性把自己原本可以投入于社会生活的那一个单位的人力牺牲掉，投入到育儿上，很多女性就感到抗拒了。
如果还要生多于一个的孩子，牺牲掉N个单位的人力(也就是自己所有的正常时间精力之外，还要额外压榨自己、多榨出人力，甚至消耗自己以前社会工作中积攒的资源和金钱去雇用帮佣；等到过往资源积累消耗殆尽，就会沦落到依赖于家庭供养、丧失独立性、只能寄希望于丈夫不背叛以求生存的境地)，那就更不愿意了。
所以就出现了生育率低的问题。
表面上看男女平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哪怕将男女平等完全推行，也依然很难扭转。
因为育儿实在是太辛苦了。
哪怕男女共担，每个人也要付出0.5个单位的劳力。
在维持自己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关系时，额外拿出0.5个单位的人力去抚育孩子，很多人会(不分男女)感到不堪重负。
这一点，积极参与到育儿过程的父亲应该深有体会(因为原本只用顾社会工作这一头，加入了育儿这一头后，很多男性会发现此事的消耗之大远超想象)。
如果想要把生活方式改回去，除非强行让女性不受教育、不参加工作，逼迫她们回到以家庭价值为唯一寄托的生活方式里去。
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非常愚蠢的。强行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等于自动放弃一半人口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力承担这样的损失。
所以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只能进不能退，可是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就会导致低生育率。
要注意，所谓低生育率，是相对于世代更替率所要求的2.1而言。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总人口不变，需要每个适龄男女都走入婚姻，生育至少两个子女；至少每十对夫妇，就要有一对生育三个子女。
很多现代男女并不至于终身不婚不育，但是普遍只生一个、最多两个，这同样属于低生育率。
(有部分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但组织形式仍然依托于某种古老宗教建立，实际上没有进入现代化。它们的生育率以宗教教义强制维持，采用前现代的方式强制甚至暴力约束女性，并无推广性，也不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在此不作讨论。)
解决办法
面对现代化造成的低生育率，目前整个人类社会只找到两个方法：1.新生儿补贴，鼓励本国国民生育；2.引入移民。
但是这两个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方法一很多北欧高福利国家推行的力度很大，但是收效甚微；方法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做得最多，但也没有可持续自我再生能力，需要一代代不断地补充移民。
李光耀反复强调，根源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这是单纯的生活物质问题、或者男女不平等问题。这些因素有影响，但没有触及根本。
李光耀说，如果他依旧是总理(为这本书进行访谈时，李光耀已经卸任，但是他作为新加坡的开国领导人，实打实从无到有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现代强国，担任总理职位长达31年，在任期间新加坡保持高速发展。他的“假设”不是键盘侠的假设，而是有长期成功的执政经验支撑的假设)，他愿意提供高到离谱的生育补贴，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确保男女平等，不会因为补贴反而造成女性就业的劣势，在物质上大力保障和奖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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