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 bloom
2020-04-03T12:01:21+00:00
四月了，纽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是一年中最令人心动的季节，我知道这时若是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会路过街边餐厅坐满了客人的露天座位，光彩照人的都市男女面前的高脚杯里，盛着琥珀色或者柠檬黄的酒精，转角处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在自我陶醉，放学后的年轻人聚集在广场上无所事事，连迎面而来的风都充满了微醺的荷尔蒙气味。
能够从回忆里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我真的在那个城市度过了无与伦比的时光，那是值得放弃我曾经的所有去换来的生活，我为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现在才难过得无以复加。纽约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还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它的沦陷，意味着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从此要魂不守舍。
可是，有什么比失去纽约，更能说明我已经失去了全世界呢。
我们单身、远离父母和亲人、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城市和社群、又处于学习和工作间的过渡期，没有一个稳定身份，甚至不知道几个月过去后还能不能合法留在美国。我们离中国社会的物理距离太远，离美国社会的心理距离也太远，在中美加剧对立的氛围里，更容易承受双方转嫁的压力，这导致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我们的能动性都难以发挥。
而这很可能不是暂时的，瘟疫促进的是体制、权威和服从者们的胜利，曾经那个崇尚自由和冒险精神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会变成那个时代的遗产，像火种一样散落出去，或是在无人的旷野中熄灭，或是找到一小块避风处，偷偷燃烧着。
好想再次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对所有错过的人说对不起。
我可能应该停止回忆新冠之前的日子，人在猛然失去常态之后，会长时间执着于重建常态，但可能开始接受新的常态的时候，生活才会往前走。
洁平讲到了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她还是个记者，多次前往震中一线做采访。她提到了豆腐渣工程、坍塌甚至粉粹的教学楼、展开公民调查行动的谭作人、艾未未的艺术作品、胡慧珊纪念馆、被迫高龄生育的失独家庭、官方从未公布的遇难学生名单……
很多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家就在四川，而且父母曾在建筑规划领域工作，所以关于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我可能比身边的同龄人都听闻得多。但直播间里有很多00后的小孩，十七八岁的，会表示“没有听说过。”
历史啊。当年汶川地震死亡超过八万人，其中八千以上是学生，他们通常有两个父母，四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创伤群体。但没过多久，局面就控制了下来，他们也在公众视线里销声匿迹。当年官方操弄舆情的套路，不过拿出来重复使用，却可以洗一代一代的人。
可是，如果只把这出戏码归咎于官方的领舞，是不是也忽略了民间心甘情愿的配合呢。在国内疫情平复下去的时候，我和朋友讨论时说，一旦解封之日到来，生活恢复正常，人们就会加速遗忘之前的遭遇，因为普通人很难一直承受痛苦，而且越是痛苦，越倾向于主动回避，遗忘得就越快。
遗忘痛苦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书写历史的议题上，权力才是导演，体制才是舞台。当追忆不再和追责相关，铭记也无法改变现状，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悲情体验，就变成了一种消费品，在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加工下，变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消费品，供我们在一次次自我舔惜和众志成城的仪式中，构建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怀——它们是美丽的。
这种记忆和情怀，是不是和百年国耻教育一脉相承呢，否则为什么我们会沉醉于“多难兴邦”的寓言？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系列叙事，缘因这灾难叙事已经和灾难本身相辅相成。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它在历史上承受过的屈辱和打击都太沉重了，正因为巨大的创伤无法修复，且一遍遍被叙事所强化，才会促成某些根深蒂固的，整体国民性的道德损伤：自卑自负、自怜自艾、互相斗争、绑架和剥夺，极端在意他人看法，不合意就疯狂反击。
所以不要那么自信地说：“永不忘记。”不忘记不仅仅是指传承，它的核心是背叛——为了夺回主权的背叛。它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将不再和集体合流，从而我们的身份也是。
FROM：米米亚娜
能够从回忆里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我真的在那个城市度过了无与伦比的时光，那是值得放弃我曾经的所有去换来的生活，我为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现在才难过得无以复加。纽约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还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它的沦陷，意味着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从此要魂不守舍。
可是，有什么比失去纽约，更能说明我已经失去了全世界呢。
我们单身、远离父母和亲人、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城市和社群、又处于学习和工作间的过渡期，没有一个稳定身份，甚至不知道几个月过去后还能不能合法留在美国。我们离中国社会的物理距离太远，离美国社会的心理距离也太远，在中美加剧对立的氛围里，更容易承受双方转嫁的压力，这导致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我们的能动性都难以发挥。
而这很可能不是暂时的，瘟疫促进的是体制、权威和服从者们的胜利，曾经那个崇尚自由和冒险精神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会变成那个时代的遗产，像火种一样散落出去，或是在无人的旷野中熄灭，或是找到一小块避风处，偷偷燃烧着。
好想再次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对所有错过的人说对不起。
我可能应该停止回忆新冠之前的日子，人在猛然失去常态之后，会长时间执着于重建常态，但可能开始接受新的常态的时候，生活才会往前走。
洁平讲到了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她还是个记者，多次前往震中一线做采访。她提到了豆腐渣工程、坍塌甚至粉粹的教学楼、展开公民调查行动的谭作人、艾未未的艺术作品、胡慧珊纪念馆、被迫高龄生育的失独家庭、官方从未公布的遇难学生名单……
很多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家就在四川，而且父母曾在建筑规划领域工作，所以关于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我可能比身边的同龄人都听闻得多。但直播间里有很多00后的小孩，十七八岁的，会表示“没有听说过。”
历史啊。当年汶川地震死亡超过八万人，其中八千以上是学生，他们通常有两个父母，四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创伤群体。但没过多久，局面就控制了下来，他们也在公众视线里销声匿迹。当年官方操弄舆情的套路，不过拿出来重复使用，却可以洗一代一代的人。
可是，如果只把这出戏码归咎于官方的领舞，是不是也忽略了民间心甘情愿的配合呢。在国内疫情平复下去的时候，我和朋友讨论时说，一旦解封之日到来，生活恢复正常，人们就会加速遗忘之前的遭遇，因为普通人很难一直承受痛苦，而且越是痛苦，越倾向于主动回避，遗忘得就越快。
遗忘痛苦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书写历史的议题上，权力才是导演，体制才是舞台。当追忆不再和追责相关，铭记也无法改变现状，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悲情体验，就变成了一种消费品，在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加工下，变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消费品，供我们在一次次自我舔惜和众志成城的仪式中，构建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怀——它们是美丽的。
这种记忆和情怀，是不是和百年国耻教育一脉相承呢，否则为什么我们会沉醉于“多难兴邦”的寓言？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系列叙事，缘因这灾难叙事已经和灾难本身相辅相成。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它在历史上承受过的屈辱和打击都太沉重了，正因为巨大的创伤无法修复，且一遍遍被叙事所强化，才会促成某些根深蒂固的，整体国民性的道德损伤：自卑自负、自怜自艾、互相斗争、绑架和剥夺，极端在意他人看法，不合意就疯狂反击。
所以不要那么自信地说：“永不忘记。”不忘记不仅仅是指传承，它的核心是背叛——为了夺回主权的背叛。它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将不再和集体合流，从而我们的身份也是。
FROM：米米亚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