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boi
2020-03-09T03:46: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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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免疫可行否？德英与中国的两种防疫模式
2020年03月14日 07:49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于晓华)新冠肺炎病毒在欧美开始大规模流行，从现在的应对措施来看，欧美等主要国家(除了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们似乎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抗疫模式，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只是减缓疾病传播的速度。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要有70%的人口会感染；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说学校不停课，只是建议感染了的人在家里待一周；禁止70岁以上老人公开活动。美国到现在的应对政策也非常宽松，虽然在3月13日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但是依然有很多疑似案例得不到有效的检测。
中国和意大利采取的是封城和禁止社会流动的策略，严格隔离感染者，这样就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染。中国在17年前发生SARS时就是这样，每个国家发生瘟疫的时候，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对策，这很容易理解的。
和中国和意大利的封城政策相比，为什么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英国首相Johnson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形成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
一个群体，作为群体，要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必须要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达到群体免疫门槛。群体免疫门槛的计算是由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决定的。R0就是平均一个病人传染的人数，如果R0<1，这个病毒会越传播感染人越少，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传染。假设按照新冠病毒的R0=3来计算，那就是一位感染者，平均要传染3人。理论上，如果一个人群中超过67%的人形成了免疫，这位感染者传染人数会小于1人(其他超过两人已经免疫了)，这样会导致R0<1，流行病就得到了控制，群体就形成了免疫。下表是主要传染病的群体免疫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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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病毒传染的初期，采取严密的控制和隔离，中国这样的封城对策是非常有效的。SARS成功抑制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Johnson的讲话所说的那样，当这个第一阶段抑制失败，病毒已经在全世界扩散的时候，严密的控制和隔离策略就不一定有效。首先，这个病毒的宿主还不清楚，传染风险还在；第二，很多人可能还是病毒携带者，在条件合适时候就会开始感染别人；第三，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海外的感染者会再输入，重新感染群体。这就要形成群体免疫。
一个社会，如果不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就会继续传播，传染病在这个群体社会很难控制。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疫情确实控制住了，但是如果一放开控制，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存在，还是很容易再形成大流行。这个社会不可能一直这样处于一种紧张的控制状态。
如何形成群体免疫？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然免疫，一种是疫苗免疫。自然免疫代价比疫苗免疫要高一点。疫苗免疫就是主动让人群形成群体免疫，然后达到群体免疫门槛。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说，不管怎样，德国人群中最终会至少70%人群感染。有了70%的人感染，才能形成群体免疫。如果没有形成70%的免疫人群，病毒是控制不住的。
由于现在还没有疫苗，所以形成免疫群体的方式只有一种：主动或者被动感染。从统计来看，病毒感染的总体死亡率小于1%，且主要死亡为老龄人口和有基础病的人口；病毒只是加快了他们死亡进程，很残酷但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所以，英国和德国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手法。(1)让抵抗力强的年轻人先感染，老年人待在家里。保证医疗系统能够治疗重症感染者；(2)通过关闭学校，取消一些大型活动，和个人主动隔离等手法，拉长病毒的感染周期，防止病毒扩散过快，然后对医疗设施过度挤兑，因为医疗资源跟不上而大量死亡。(3)等到整个社会的群体免疫能力形成，对老年人也安全了。
但是，这样的政策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很多特性还不知道；这是一场豪赌。第一，病毒对年轻人的杀伤力会不会一直很低？武汉就有不少死亡是年轻人。比如李文亮医生，只有34岁。第二，病毒感染速度能不能控制在医疗设施的控制应付能力之下，会不会传染增速突破医疗系统的负荷，然后造成大量死亡。第三，这是一种RNA病毒，变异很快；获得性免疫是否对变异病毒有效，能保持多久，现在也没有一个科学研究结论。第四，现在意大利死亡率已经超过6%，中国的死亡率为4%；即使以0.2%计算，德国要是感染70%人口，也就是58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而且很多感染者在恢复后可能丧失劳动力。这样的代价，社会能不能承受？
群体免疫的形成，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无奈。确实，无论如何，在病毒大规模扩散后，社会必须形成群体免疫，或者是主动感染免疫，或者疫苗免疫。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防疫体制中，社会不能正常运转。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控制和隔离，基本控制住了疫情，但是并没有形成群体免疫能力。现在就是以时间换空间，期待有效疫苗赶紧开发出来。在开发出有效疫苗前，如果放开控制，很可能死灰复燃，整个社会必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两种防疫体制，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代价，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只能期待未来的答案。
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
于晓华：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和库郎贫困、平等与增长研究中心，发展和新兴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200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生物资源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环境与区域经济学博士以及人口学博士学位。2009年4月起任教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担任助理教授；2014年起担任发展和新兴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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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免疫可行否？德英与中国的两种防疫模式
2020年03月14日 07:49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于晓华)新冠肺炎病毒在欧美开始大规模流行，从现在的应对措施来看，欧美等主要国家(除了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们似乎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抗疫模式，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只是减缓疾病传播的速度。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要有70%的人口会感染；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说学校不停课，只是建议感染了的人在家里待一周；禁止70岁以上老人公开活动。美国到现在的应对政策也非常宽松，虽然在3月13日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但是依然有很多疑似案例得不到有效的检测。
中国和意大利采取的是封城和禁止社会流动的策略，严格隔离感染者，这样就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染。中国在17年前发生SARS时就是这样，每个国家发生瘟疫的时候，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对策，这很容易理解的。
和中国和意大利的封城政策相比，为什么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英国首相Johnson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形成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
一个群体，作为群体，要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必须要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达到群体免疫门槛。群体免疫门槛的计算是由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决定的。R0就是平均一个病人传染的人数，如果R0<1，这个病毒会越传播感染人越少，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传染。假设按照新冠病毒的R0=3来计算，那就是一位感染者，平均要传染3人。理论上，如果一个人群中超过67%的人形成了免疫，这位感染者传染人数会小于1人(其他超过两人已经免疫了)，这样会导致R0<1，流行病就得到了控制，群体就形成了免疫。下表是主要传染病的群体免疫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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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病毒传染的初期，采取严密的控制和隔离，中国这样的封城对策是非常有效的。SARS成功抑制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Johnson的讲话所说的那样，当这个第一阶段抑制失败，病毒已经在全世界扩散的时候，严密的控制和隔离策略就不一定有效。首先，这个病毒的宿主还不清楚，传染风险还在；第二，很多人可能还是病毒携带者，在条件合适时候就会开始感染别人；第三，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海外的感染者会再输入，重新感染群体。这就要形成群体免疫。
一个社会，如果不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就会继续传播，传染病在这个群体社会很难控制。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疫情确实控制住了，但是如果一放开控制，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存在，还是很容易再形成大流行。这个社会不可能一直这样处于一种紧张的控制状态。
如何形成群体免疫？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然免疫，一种是疫苗免疫。自然免疫代价比疫苗免疫要高一点。疫苗免疫就是主动让人群形成群体免疫，然后达到群体免疫门槛。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说，不管怎样，德国人群中最终会至少70%人群感染。有了70%的人感染，才能形成群体免疫。如果没有形成70%的免疫人群，病毒是控制不住的。
由于现在还没有疫苗，所以形成免疫群体的方式只有一种：主动或者被动感染。从统计来看，病毒感染的总体死亡率小于1%，且主要死亡为老龄人口和有基础病的人口；病毒只是加快了他们死亡进程，很残酷但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所以，英国和德国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手法。(1)让抵抗力强的年轻人先感染，老年人待在家里。保证医疗系统能够治疗重症感染者；(2)通过关闭学校，取消一些大型活动，和个人主动隔离等手法，拉长病毒的感染周期，防止病毒扩散过快，然后对医疗设施过度挤兑，因为医疗资源跟不上而大量死亡。(3)等到整个社会的群体免疫能力形成，对老年人也安全了。
但是，这样的政策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很多特性还不知道；这是一场豪赌。第一，病毒对年轻人的杀伤力会不会一直很低？武汉就有不少死亡是年轻人。比如李文亮医生，只有34岁。第二，病毒感染速度能不能控制在医疗设施的控制应付能力之下，会不会传染增速突破医疗系统的负荷，然后造成大量死亡。第三，这是一种RNA病毒，变异很快；获得性免疫是否对变异病毒有效，能保持多久，现在也没有一个科学研究结论。第四，现在意大利死亡率已经超过6%，中国的死亡率为4%；即使以0.2%计算，德国要是感染70%人口，也就是58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而且很多感染者在恢复后可能丧失劳动力。这样的代价，社会能不能承受？
群体免疫的形成，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无奈。确实，无论如何，在病毒大规模扩散后，社会必须形成群体免疫，或者是主动感染免疫，或者疫苗免疫。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防疫体制中，社会不能正常运转。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控制和隔离，基本控制住了疫情，但是并没有形成群体免疫能力。现在就是以时间换空间，期待有效疫苗赶紧开发出来。在开发出有效疫苗前，如果放开控制，很可能死灰复燃，整个社会必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两种防疫体制，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代价，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只能期待未来的答案。
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
于晓华：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和库郎贫困、平等与增长研究中心，发展和新兴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200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生物资源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环境与区域经济学博士以及人口学博士学位。2009年4月起任教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担任助理教授；2014年起担任发展和新兴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