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n
2020-05-05T13:43:53+00:00
与中国和欧美等国家的严格封锁措施相比，日本的 “紧急事态宣言” 应属 “佛系” 抗疫。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危机感，吁请日本人尽量留在家里，也叫停了部分商业和娱乐设施以减少群集感染。但说到底，决策者还是不愿把商业活动封死，要保持经济运转。然而，日本并未因此而摆脱经济下滑的态势。经济专家预计，疫情或将导致 600 万人失业。这场疫情对日本底层民众而言，更是苦上加苦，本期特稿，梳理日本流浪汉、散工族，以及独居者等在冠病肆虐期间面对的种种困境。
4 月 7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宣布人口密集的七大都府县 —— 东京、大阪、埼玉、千叶、神奈川、兵库，以及福冈进入紧急状态至 5 月 6 日。一星期后，紧急状态措施扩大到日本全国。5 月初，安倍再次宣布将紧急措施延长至 5 月 31 日。
根据日本相关法律，“紧急事态宣言” 本身不限制居民外出，超市、银行、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也正常运营。但宣言发布后，地方知事可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请求居民停止外出，对学校发出停课指示，要求休闲娱乐场所暂时停业，必要时也能强制征用土地和建筑物作为医疗用途。
安倍政府发布宣言之际，拟定的防疫目标，是把人际接触减少七成，最佳是八成。日本政府也大力呼吁上班族居家办公，敦促闹区的百货商场、居酒屋暂时休业。
东京新桥车站是不夜城，过去半个月，成群结队的上班族不见人影，路边的霓虹灯招牌熄了，显得格外冷清，弥漫着一片萧瑟。
车站附近，记者看到一个流浪汉的身影。他拖着沉重脚步，漫无目的地走着，到紧闭大门的百货商场角落，铺起纸皮坐下。若在平时，他必须等到百货公司拉下铁门后才会出现，这一天因百货公司停业，他提早找到了歇脚的地方。
日本当局强烈要求人们居家防疫，但这些流浪汉没有家。当局统计，以车站、公园或河岸边长凳为家的流浪汉，目前在东京有约 1000 人。
东京救助组织 “舫” 创办人稻叶刚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政府实施紧急宣言管制，对原本生活颠簸的流浪汉造成更大冲击。之前，一些流浪汉会到街上捡空罐子和纸皮箱子卖钱，这些赖以维生的物资，在大城市商业活动停顿之后都没了。
目前日本社会同时产生两种危机，一是冠病暴发带来的生命危机；二是深藏于日本社会结构之中，贫上加贫的经济危机。
据了解，流浪汉人群，有些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暴发后，被日本公司遣散的散工族。经济不景气让许多散工族丢了饭碗，继而交不起房租，最后唯有流落街头。
日本政府之前派给每户家庭两个口罩，是按照住址邮寄，但流浪汉没有地址，根本不可能拿到，似乎已被社会遗忘。
《朝日新闻》日前报道，在一罩难求时，福利团体给每个流浪汉发放的一个口罩可用上一个月。
原本，义工们每周六会给流浪汉派免费便当，随着冠病疫情越来越严重，东京政府已要求各个公益组织减少此类活动。一名流浪汉悲观地说：“饮食店若还开着，我们至少还可拿到一些剩饭。但是，紧急宣言发出后，很多饮食店都关了门，我们的食物来源少了很多。或许在染上冠病前，我们会先饿死街头。”
在日本当局发布的 4 月份经济报告中，对连续两个月下调的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做出评估，认为经济处于 “急速恶化，极其严峻的状况”。这是 “雷曼危机” 之后约 11 年，日本当局再次使用 “恶化” 这个表述。
日本经济 “三大波” 威胁
日本经济评论家佐藤治彦发文指出：“冠病是经济的一大杀手，在病毒或将长期存在的前景中，疫情的冲击力会比此前的金融海啸更甚。”
他认为，日本经济面临的威胁有 “三大波”：第一波，目前已摆在人们的眼前，就是紧急宣言后繁华商业街的不景气；第二波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引发不安情绪；第三波是一个巨大的失业潮。
佐藤补充道：“我们正遭遇第一波，冠病侵蚀日本实体经济，东京繁华街道的商业活动停止…… 如果紧急状态措施延长，到时受影响的就不仅是餐馆、旅游业。
第二波危机将导致一些大型消费如买房和投资乏力，金融业界将受到深度波及。第三波危机是对人们生计的冲击，届时我们将看到更多商店和公司倒闭，大型裁员浪潮就会接踵而来。”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教授戴南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在初夏触顶，达到 20% 甚至更高，这是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佐藤认为，日本的情况也不乐观，“目前日本的失业率是 2.4%，失业人数已达 124 万人。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可能让失业率升至 10%，也就是 600 万人。”
旨在为日本散工族进行就业辅导的东京首都圈劳动组织透露，从冠病疫情蔓延后的 3 月份起，求助的热线电话通数激增。目前显著的困境是，疫情暴发后，很多饮食业的散工族工作减少，还有一些则突然被解雇。
网咖停业 散工无处栖身
大学二年级学生桥本俊彦半工半读，靠在饮食店里打散工，赚取每月的生活费和房租。他受访时说：“紧急状态令发布后，老板决定不做生意了，这个月我没有收入，无法交房租，还好找到送餐服务的活儿。”
这份工作多少有助桥本俊彦解决经济的问题，但也出现其他顾虑。在人人禁足的日子里，他不分晴雨在外奔走送餐。他说：“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怕感冒，去医院会受感染。”
日本散工族是在 1990 年代后，随着经济陷入长达 30 年的漫长衰退期而不断增加的群体。日本很多企业通过雇用散工族，降低人工成本。散工族大多收入不稳定，无法租房居住，有时睡公园，有时睡网络咖啡厅(网咖)已是日本社会贫困族群的常态。
冠病疫情期间，为避免密闭空间成为病毒肆虐的场所，东京和大阪关闭了 24 小时营业的网咖。网咖暂停营业导致几千名散工也失去了 “栖身之所”。
民间调查数据显示，东京每天有 4000 人把网咖当家。网咖一晚的费用是 2500 日元(约新币 30 元)，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散工族而言犹如天堂，既有横卧的躺椅，又有空调和暖气，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可好好睡上一晚。网咖里还有淋浴设备，没有手机的散工还可以在网咖上网寻职。
在紧急宣言生效期间，为了给散工族提供住处，东京女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指示，在武道馆和体育馆内设置一些临时床铺，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处。大阪也为 1000 多个散工族找到住所，并补助部分费用，让他们入住当地的小旅馆。
在南亚从事国际劳动公共卫生服务的日本医生川上冈受访时指出：“控制传染病，封城的做法固然很管用，但必须考虑国家的劳动福利，是否有充足的辅助，这包括符合公共卫生条件的住宿。日本有大量居无定所的劳动民众，这点如果做不好，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日本房子小 防疫难题大
由于东京等城区人口密度高，住所不但昂贵且面积狭小。防疫期间的 “禁足” 举措使得日本人在居家防疫、居家办公，以及居家疗养方面都遇到难题。
日本当局为减少地铁车厢的拥挤情况，指示企业让员工在家办公。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发布紧急宣言第三天(4 月 9 日)对 2400 万人进行调查，只有 5.6% 的人选择居家办公。
日本 AERA 杂志调查东京等城区的 450 个上班族，结果显示在紧急状态宣布后仍有 93.5% 隔天照常出门上班。 在日本当局的一再督促下，居家办公在 4 月底提高至 27%。这个数据与日当局拟定的 “70% 上班族在家办公” 的目标距离很远。
一名保险公司女职员说：“公司只安排少数职员在家办公，像我们这类合约员工被排除在外。目前，有百多名合约员工每天照常上班。居家办公需要公司给我们安装相应办公系统，但他们觉得非正式雇员没有必要。每天须乘搭地铁上下班，我感到很不安。但实在没办法。”
难以居家办公三理由
日本难以实施居家办公有三理由：一、日本公司数字化不到位，许多文件仍未数码化和电脑化；二、不少工作得按照传统方法执行，例如所拟合约必须盖印章；三、受到居住环境的限制，很多人的房子面积都太小。
在东京开设公司的外国人徐世杰告诉记者：“本来要让员工在家办公，实施了一两天，就觉得行不通。比如有个员工，他一家三口住的是 40 平米的房子，根本没有空间可办公，最后甚至须把壁橱腾空，躲在里头办公。”
检测速度慢 “孤独死” 案例增
冠病已经导致全球超过 27 万人失去生命。日本警方日前报告，3 月的 20 天内发现的 “离奇死” 案件，有 15 起后来证实与感染冠病有关。东京共有九起，其中一起是 60 来岁日本男子在街上晕倒后送院离世，他在送院时对救护员申诉胸口难受，医院在他死后做检验时得出阳性反应。
毗邻东京的埼玉县，患者有一半是轻症患者。近期一名 50 来岁独居男患者突然病情恶化，最终死在家中。这一问题，给有 627 万个独居老人的日本社会敲响了警钟。
《每日新闻》日前发表《给我孤独死朋友》的文章，记载一名独居冠病患者的故事。56 岁的他是一名前橄榄球选手，身体状态一直不错，退出球坛后，还负责教导该区的中小学生橄榄球。他为了工作，将妻儿留在故乡福冈县，一人住在东京。
4 月初，他的同事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疑似患上冠病。4 月 6 日，他怀疑自己受感染，妻子催促他尽快检测，当时他回答说：“我给保健所打了好几个电话，但一直接不通。”
隔天，知道公司有人确诊，他不敢掉以轻心，第三天赶紧去医院做检查。他回来后告诉妻子，检测结果要一周后才知道。第四天，他发短信给妻子诉说：“我的体温很高，咳嗽不停，喉咙很干...... 最难受的是胸口，很痛。”
当晚，夫妻沟通了两次，妻子了解到丈夫只是和医生在电话里交谈，药局在他的住所门口放了药物；他也请求公寓的管理员买食物。
那是两人最后一次通话。隔天，妻子给他发短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应。之后，她接到公司传来的噩耗。从发烧到死去，仅仅八天时间，医院检测报告仍未出炉。警方先将他列入离奇死亡案例，后来检测结果证实他感染冠病。
因为是感染冠病，家人无法见他最后一面，只收到警方的一张照片。
死者家属无法理解的是，为何日本当局的检测速度如此缓慢，也未让患者及时住院。
冠病检测能力为人诟病
日卫生当局的冠病检测能力，一直为人诟病。《每日新闻》称，日本官方 4 月初对外公布，一天有能力进行 2 万个检测，但上述男子在 4 月中死去时，检测完成量只是三分之一，即每天平均只做 7000 个。韩国在 3 月时已是每天能检测超过 1 万人。直至 4 月 19 日，日本当局累计检测量只有 17 万 8000 个。
神户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认为日本存在医疗崩溃危机。例如，东京的确诊人数快速增加，初期就出现床位供不应求的紧张，为让出床位给重症患者，轻症病患只能留在家中休养或转移到酒店，而对于独居者来说，在家疗养存在一定的风险。
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独居者越来越多，独自死在家中的案例时有所闻，去年统计约有 2 万 8000 起。单是东京，每年平均就有 8000 个独居者默默离世。日本社会一天不走出疫情，恐怕还将衍生更多悲凉的个案。
(记者是《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
原文链接：[url]https://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200510-1052076[/url]
4 月 7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宣布人口密集的七大都府县 —— 东京、大阪、埼玉、千叶、神奈川、兵库，以及福冈进入紧急状态至 5 月 6 日。一星期后，紧急状态措施扩大到日本全国。5 月初，安倍再次宣布将紧急措施延长至 5 月 31 日。
根据日本相关法律，“紧急事态宣言” 本身不限制居民外出，超市、银行、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也正常运营。但宣言发布后，地方知事可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请求居民停止外出，对学校发出停课指示，要求休闲娱乐场所暂时停业，必要时也能强制征用土地和建筑物作为医疗用途。
安倍政府发布宣言之际，拟定的防疫目标，是把人际接触减少七成，最佳是八成。日本政府也大力呼吁上班族居家办公，敦促闹区的百货商场、居酒屋暂时休业。
东京新桥车站是不夜城，过去半个月，成群结队的上班族不见人影，路边的霓虹灯招牌熄了，显得格外冷清，弥漫着一片萧瑟。
车站附近，记者看到一个流浪汉的身影。他拖着沉重脚步，漫无目的地走着，到紧闭大门的百货商场角落，铺起纸皮坐下。若在平时，他必须等到百货公司拉下铁门后才会出现，这一天因百货公司停业，他提早找到了歇脚的地方。
日本当局强烈要求人们居家防疫，但这些流浪汉没有家。当局统计，以车站、公园或河岸边长凳为家的流浪汉，目前在东京有约 1000 人。
东京救助组织 “舫” 创办人稻叶刚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政府实施紧急宣言管制，对原本生活颠簸的流浪汉造成更大冲击。之前，一些流浪汉会到街上捡空罐子和纸皮箱子卖钱，这些赖以维生的物资，在大城市商业活动停顿之后都没了。
目前日本社会同时产生两种危机，一是冠病暴发带来的生命危机；二是深藏于日本社会结构之中，贫上加贫的经济危机。
据了解，流浪汉人群，有些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暴发后，被日本公司遣散的散工族。经济不景气让许多散工族丢了饭碗，继而交不起房租，最后唯有流落街头。
日本政府之前派给每户家庭两个口罩，是按照住址邮寄，但流浪汉没有地址，根本不可能拿到，似乎已被社会遗忘。
《朝日新闻》日前报道，在一罩难求时，福利团体给每个流浪汉发放的一个口罩可用上一个月。
原本，义工们每周六会给流浪汉派免费便当，随着冠病疫情越来越严重，东京政府已要求各个公益组织减少此类活动。一名流浪汉悲观地说：“饮食店若还开着，我们至少还可拿到一些剩饭。但是，紧急宣言发出后，很多饮食店都关了门，我们的食物来源少了很多。或许在染上冠病前，我们会先饿死街头。”
在日本当局发布的 4 月份经济报告中，对连续两个月下调的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做出评估，认为经济处于 “急速恶化，极其严峻的状况”。这是 “雷曼危机” 之后约 11 年，日本当局再次使用 “恶化” 这个表述。
日本经济 “三大波” 威胁
日本经济评论家佐藤治彦发文指出：“冠病是经济的一大杀手，在病毒或将长期存在的前景中，疫情的冲击力会比此前的金融海啸更甚。”
他认为，日本经济面临的威胁有 “三大波”：第一波，目前已摆在人们的眼前，就是紧急宣言后繁华商业街的不景气；第二波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引发不安情绪；第三波是一个巨大的失业潮。
佐藤补充道：“我们正遭遇第一波，冠病侵蚀日本实体经济，东京繁华街道的商业活动停止…… 如果紧急状态措施延长，到时受影响的就不仅是餐馆、旅游业。
第二波危机将导致一些大型消费如买房和投资乏力，金融业界将受到深度波及。第三波危机是对人们生计的冲击，届时我们将看到更多商店和公司倒闭，大型裁员浪潮就会接踵而来。”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教授戴南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在初夏触顶，达到 20% 甚至更高，这是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佐藤认为，日本的情况也不乐观，“目前日本的失业率是 2.4%，失业人数已达 124 万人。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可能让失业率升至 10%，也就是 600 万人。”
旨在为日本散工族进行就业辅导的东京首都圈劳动组织透露，从冠病疫情蔓延后的 3 月份起，求助的热线电话通数激增。目前显著的困境是，疫情暴发后，很多饮食业的散工族工作减少，还有一些则突然被解雇。
网咖停业 散工无处栖身
大学二年级学生桥本俊彦半工半读，靠在饮食店里打散工，赚取每月的生活费和房租。他受访时说：“紧急状态令发布后，老板决定不做生意了，这个月我没有收入，无法交房租，还好找到送餐服务的活儿。”
这份工作多少有助桥本俊彦解决经济的问题，但也出现其他顾虑。在人人禁足的日子里，他不分晴雨在外奔走送餐。他说：“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怕感冒，去医院会受感染。”
日本散工族是在 1990 年代后，随着经济陷入长达 30 年的漫长衰退期而不断增加的群体。日本很多企业通过雇用散工族，降低人工成本。散工族大多收入不稳定，无法租房居住，有时睡公园，有时睡网络咖啡厅(网咖)已是日本社会贫困族群的常态。
冠病疫情期间，为避免密闭空间成为病毒肆虐的场所，东京和大阪关闭了 24 小时营业的网咖。网咖暂停营业导致几千名散工也失去了 “栖身之所”。
民间调查数据显示，东京每天有 4000 人把网咖当家。网咖一晚的费用是 2500 日元(约新币 30 元)，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散工族而言犹如天堂，既有横卧的躺椅，又有空调和暖气，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可好好睡上一晚。网咖里还有淋浴设备，没有手机的散工还可以在网咖上网寻职。
在紧急宣言生效期间，为了给散工族提供住处，东京女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指示，在武道馆和体育馆内设置一些临时床铺，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处。大阪也为 1000 多个散工族找到住所，并补助部分费用，让他们入住当地的小旅馆。
在南亚从事国际劳动公共卫生服务的日本医生川上冈受访时指出：“控制传染病，封城的做法固然很管用，但必须考虑国家的劳动福利，是否有充足的辅助，这包括符合公共卫生条件的住宿。日本有大量居无定所的劳动民众，这点如果做不好，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日本房子小 防疫难题大
由于东京等城区人口密度高，住所不但昂贵且面积狭小。防疫期间的 “禁足” 举措使得日本人在居家防疫、居家办公，以及居家疗养方面都遇到难题。
日本当局为减少地铁车厢的拥挤情况，指示企业让员工在家办公。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发布紧急宣言第三天(4 月 9 日)对 2400 万人进行调查，只有 5.6% 的人选择居家办公。
日本 AERA 杂志调查东京等城区的 450 个上班族，结果显示在紧急状态宣布后仍有 93.5% 隔天照常出门上班。 在日本当局的一再督促下，居家办公在 4 月底提高至 27%。这个数据与日当局拟定的 “70% 上班族在家办公” 的目标距离很远。
一名保险公司女职员说：“公司只安排少数职员在家办公，像我们这类合约员工被排除在外。目前，有百多名合约员工每天照常上班。居家办公需要公司给我们安装相应办公系统，但他们觉得非正式雇员没有必要。每天须乘搭地铁上下班，我感到很不安。但实在没办法。”
难以居家办公三理由
日本难以实施居家办公有三理由：一、日本公司数字化不到位，许多文件仍未数码化和电脑化；二、不少工作得按照传统方法执行，例如所拟合约必须盖印章；三、受到居住环境的限制，很多人的房子面积都太小。
在东京开设公司的外国人徐世杰告诉记者：“本来要让员工在家办公，实施了一两天，就觉得行不通。比如有个员工，他一家三口住的是 40 平米的房子，根本没有空间可办公，最后甚至须把壁橱腾空，躲在里头办公。”
检测速度慢 “孤独死” 案例增
冠病已经导致全球超过 27 万人失去生命。日本警方日前报告，3 月的 20 天内发现的 “离奇死” 案件，有 15 起后来证实与感染冠病有关。东京共有九起，其中一起是 60 来岁日本男子在街上晕倒后送院离世，他在送院时对救护员申诉胸口难受，医院在他死后做检验时得出阳性反应。
毗邻东京的埼玉县，患者有一半是轻症患者。近期一名 50 来岁独居男患者突然病情恶化，最终死在家中。这一问题，给有 627 万个独居老人的日本社会敲响了警钟。
《每日新闻》日前发表《给我孤独死朋友》的文章，记载一名独居冠病患者的故事。56 岁的他是一名前橄榄球选手，身体状态一直不错，退出球坛后，还负责教导该区的中小学生橄榄球。他为了工作，将妻儿留在故乡福冈县，一人住在东京。
4 月初，他的同事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疑似患上冠病。4 月 6 日，他怀疑自己受感染，妻子催促他尽快检测，当时他回答说：“我给保健所打了好几个电话，但一直接不通。”
隔天，知道公司有人确诊，他不敢掉以轻心，第三天赶紧去医院做检查。他回来后告诉妻子，检测结果要一周后才知道。第四天，他发短信给妻子诉说：“我的体温很高，咳嗽不停，喉咙很干...... 最难受的是胸口，很痛。”
当晚，夫妻沟通了两次，妻子了解到丈夫只是和医生在电话里交谈，药局在他的住所门口放了药物；他也请求公寓的管理员买食物。
那是两人最后一次通话。隔天，妻子给他发短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应。之后，她接到公司传来的噩耗。从发烧到死去，仅仅八天时间，医院检测报告仍未出炉。警方先将他列入离奇死亡案例，后来检测结果证实他感染冠病。
因为是感染冠病，家人无法见他最后一面，只收到警方的一张照片。
死者家属无法理解的是，为何日本当局的检测速度如此缓慢，也未让患者及时住院。
冠病检测能力为人诟病
日卫生当局的冠病检测能力，一直为人诟病。《每日新闻》称，日本官方 4 月初对外公布，一天有能力进行 2 万个检测，但上述男子在 4 月中死去时，检测完成量只是三分之一，即每天平均只做 7000 个。韩国在 3 月时已是每天能检测超过 1 万人。直至 4 月 19 日，日本当局累计检测量只有 17 万 8000 个。
神户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认为日本存在医疗崩溃危机。例如，东京的确诊人数快速增加，初期就出现床位供不应求的紧张，为让出床位给重症患者，轻症病患只能留在家中休养或转移到酒店，而对于独居者来说，在家疗养存在一定的风险。
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独居者越来越多，独自死在家中的案例时有所闻，去年统计约有 2 万 8000 起。单是东京，每年平均就有 8000 个独居者默默离世。日本社会一天不走出疫情，恐怕还将衍生更多悲凉的个案。
(记者是《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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