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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1T09:17:23+00:00
陈龙是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那一天，他的所有外卖订单都超时了。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
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
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陈龙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他去跑了一天外卖，送了5单，挣了41块钱，然后说心里很委屈。以我的经验，他再跑两天就习惯了，之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而是我还能跑30单、40单，甚至会抱怨平台，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
陈龙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
通过智能手机、商家的Wi-Fi网络等，平台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等。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
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
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把全部东西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他还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陈龙说，之前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为测算依据，大概要花4分钟时间。
但后面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
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骑手也会反抗。
陈龙说，“我后来研究，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自主性，是不是真的很自由？”但做完调查后，他发现这种反抗，其实力量很微弱。
数据会对你的自主性造成挤压。平台推着骑手去找捷径，找到了之后，会按新捷径来设计标准。
“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陈龙说道。
我们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苛刻？是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我们被平台建构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生产当中投入的时间越多，在流通环节投入时间越少，资本增值就越大。
从这个角度讲，平台只能是希望流通过程越短越好，最好是菜刚做出来就能马上送给你，恨不得你在家尝到的跟你在饭店尝到的是一样的体验，你就愿意花很高价钱买它对吧？所以这本质上是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的，最终的趋向就是他们会越跑越快。
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
管理一般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指导工作，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第三是根据评估，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放以前的话，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
而现在呢，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谁来指导？平台给骑手开单，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再送哪个。
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你会发现这个“老板”找不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系统在负责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第二项交给了消费者。
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
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
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
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
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而在消费者角度，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
我送外卖的时候，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
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最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
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
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
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
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改变)很难。
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全文：[url]https://www.sohu.com/a/464878129_120146415?spm=smpc.author.fd-d.1.1620354691433Sxsg7yX[/url]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
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
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陈龙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他去跑了一天外卖，送了5单，挣了41块钱，然后说心里很委屈。以我的经验，他再跑两天就习惯了，之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而是我还能跑30单、40单，甚至会抱怨平台，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
陈龙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
通过智能手机、商家的Wi-Fi网络等，平台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等。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
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
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把全部东西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他还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陈龙说，之前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为测算依据，大概要花4分钟时间。
但后面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
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骑手也会反抗。
陈龙说，“我后来研究，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自主性，是不是真的很自由？”但做完调查后，他发现这种反抗，其实力量很微弱。
数据会对你的自主性造成挤压。平台推着骑手去找捷径，找到了之后，会按新捷径来设计标准。
“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陈龙说道。
我们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苛刻？是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我们被平台建构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生产当中投入的时间越多，在流通环节投入时间越少，资本增值就越大。
从这个角度讲，平台只能是希望流通过程越短越好，最好是菜刚做出来就能马上送给你，恨不得你在家尝到的跟你在饭店尝到的是一样的体验，你就愿意花很高价钱买它对吧？所以这本质上是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的，最终的趋向就是他们会越跑越快。
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
管理一般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指导工作，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第三是根据评估，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放以前的话，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
而现在呢，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谁来指导？平台给骑手开单，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再送哪个。
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你会发现这个“老板”找不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系统在负责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第二项交给了消费者。
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
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
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
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
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而在消费者角度，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
我送外卖的时候，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
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最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
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
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
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
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改变)很难。
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全文：[url]https://www.sohu.com/a/464878129_120146415?spm=smpc.author.fd-d.1.1620354691433Sxsg7yX[/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