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从一个物质贫瘠精神高尚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说他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饭都不咋能吃饱的那些年。

父亲是六十年代的中生代人，在家排行老六，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据他所说，直到八十年代末村里才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有些村民们十里八乡的赶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新奇；在这之前，天黑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一天的结束。

父亲是家里最争气的孩子，到上高中了，每个月返校的时候都需要背一麻袋自己的口粮徒步几十里路到镇上去上学，往复三年，然后当兵考上军校，继而分配到市里工作至今。

按照今天的定义，他应该不算是被牺牲了那一批人，副处级干部，基本就这样干到退休了，他也不是有野心的人，这么多年干下来，我这个成长在社会风气不好年代的儿子在跟任何人说起他时，都能理直气壮的如此形容他：从不以权谋私，始终两袖清风。

有些人听了只是笑笑，有些人会顺嘴说几句客套话，可真正了解他的人，不用我说，也知道父亲就是这么个刚正不阿的耿直秉性。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在这一点上，他从不妥协。

如果以政治立场来划分，他的左倾左义比较严重，某位设计师在他的评价体系里难得有几句好话，我说您这也太偏激了些，都不讲究一个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了。他坚持己见，不以为然。

他活了大半辈子，自己对生活的盖棺定论，停留在了那些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红薯饭就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温柔的时光里。

他说，那时候的人们没有私心，或者说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很难生养出怀带私心的人，你们现在看‘毛主席万岁’是一句口号，不会明白这其实真的是一种信仰。

我说您的眼光也跟着您的年纪一起开始陈朽了，飞机要上天，海里下战舰，还有很多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事情，靠对着领导人喊口号可成不了事。

每当言至于此，父亲也会有一瞬间恍神，然后用一种迈入了老年阶段特有的安详神态回复我：你不懂。

我确实很难构筑起物质贫瘠与精神高尚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我只会在盛饭的时候恰到好处的问上一句：

“是饭多一点还是红薯多一点？”

“先来一碗红薯。”

这个答案在四五十年前和今天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