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登] 聊一聊明末的乌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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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史料记载，关内(内地)客商进入蒙古腹地经商，开始于清朝的康熙时代，
到清末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关内、关外(指蒙古地区)贸易全面开放自由。

内地商人携茶叶、粮食、布匹以及日用百货杂品纷至沓来，驼队与马队，满载而来又满载而去，
这些客商以山西、山东的“老客”为主，拉来牧区所需，又带走蒙地的特产。
除了用米与布直接易(换)皮毛以外，其余杂物都是以青砖茶定为价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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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内陆农民私入蒙地垦种；不准内陆商人随意到蒙古地区经商贸易；不准内陆民人携眷进入蒙古地区，
不得在蒙地盖屋造房，不得定居，娶蒙古妇女为妻，取蒙古名字，入蒙古籍；
不准蒙古人随意往来内陆；不准蒙古人拐卖、容留和招致内陆农民·；不准蒙古各旗互相买卖，
馈送属下人丁，严禁互留逃人；不准各旗蒙古人私行往来、私行联姻和贸易；严禁隐匿盗贼等。

严禁私自采伐树木；封禁各处矿藏，禁上私自开采；除日常生活所用金属器皿外，
严禁把军器和其他铁器、金属携入蒙古等。
但是，自乾隆朝中叶以后，“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的流民不但未能消除，反而出现了流民出边涌入蒙地的移民高潮，
出边的人数超过前朝，“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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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蒙古各部后，为蒙古族地区与内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开创了有利条件。蒙古族与内陆的贸易活动主要通过“通贡”与“官市”两种形式。
所谓“通贡”，即蒙古各封建主在值年班、朝觐或其他事情来京时，向清廷“朝贡”，贡品有牲畜、猎物和各种手工业品。
清廷通过“赏赐”回赐以各种丝织品、棉织品、农产品、佛经、佛器、银钱等。“通贡”所得到的“赏赐”数量有限，
因而，贡使一般都随带人数众多的商队，携带大量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以从事另一种通商活动，即“官市”贸易。

“官市”贸易又分京师互市和边口互市。

京师互市。清初规定，蒙古台吉每年进贡一次，四季均可，进口时由地方官查明人数、贡物，亦用印文差绿旗步兵护送。以后，进贡的时间和方式虽有变化，但随贡使而来的商队贸易变化不大，商队人数约为二三百名。清廷在北京御河西岸的南部，设有“里馆”，在安定门内外，设有“外馆”，专供来京贸易的蒙古王公及商队居住。

边口互市。清廷承袭历代王朝“马市”贸易的传统，在清初就颁令设立边口互市，“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外，照常贸易，勿得阻抑。其喀尔喀部落来市马者令驻于口外，申报户部”(《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六)。蒙古各部把边口作为与内陆贸易的主要场所，主要的边口有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归化城、定边、花马池、东科尔、肃州、西宁等地。蒙古商队虽以来京师贸易为最主要目的，但因清朝对入京人数有所限制，所以于沿途或边口进行交易。当时蒙古商人多以马、牛、羊、驼和皮张为大宗，此外，还有皮毛、蘑菇、药材等，以换取生活必需品。

蒙古地区的集镇和集市贸易在蒙民中影响很大。初期的集镇贸易点如归化城、多伦诺尔、库伦、乌里雅苏台后来都发展成为商业城市，如归化城“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军机处录副奏折》，巴廷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当时“牲畜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曰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热，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门外十字街，俗呼为皮十字”(《古丰识略》卷二十)。

定期集市贸易，是蒙古地区的一种重要贸易形式。这种贸易是以寺庙和兵营为中心进行的定期交易活动，每逢集市之期，牧民和商人驱赶牲畜，驮载货物，不辞辛苦前来进行贸易。比较有名的集市、庙会有甘珠尔庙(呼伦贝尔)、大板(巴林右旗)、经棚喇嘛庙(克什克腾旗)、贝子庙(锡林郭勒盟)、准噶尔庙(鄂尔多斯)、百灵庙(乌兰察布盟)、南寺(阿拉善旗)、额尔德尼昭(外蒙古)、丹噶尔寺(西宁口外)、王呼勒(外蒙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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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1583年 古勒城 觉昌安 塔克世，被梁子误杀 佩奇24岁
1586年 复仇尼堪外兰
1583年—1619年 统一女真各部
1592年—1598年 万历朝鲜战争

1618年 “七大恨” 佩奇59岁
1619年 萨尔浒
1626年 努尔哈赤死亡
1631年 皇太极征讨林丹汗
1644年 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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