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Shagor!!!!!
2020-03-05T13:17:06+00:00
[url]https://new.qq.com/rain/a/20200308A0FRVG00[/url]
“大邱”(대구，Daegu)原来的汉字是“大丘”，18世纪时不知怎的想起了应该规避儒教教主孔丘的名讳，这才加了一个挂耳成了“大邱”，好在现在韩国已经不用汉字了，有没有耳朵都没关系。
人口250万的大邱广域市是仅次于首尔和釜山的韩国第三大城市，6.25战争时曾是大韩民国饿临时首都。
大邱举行过多次高规格的国际体育大会，是2002年足球世界杯的会场之一，200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在大邱举行，2011年还承办过田径世界杯比赛
在2月18日之前，大邱就是这么一个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山清水秀，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非常适于居住的城市。
但从2月18日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
那天出现了一个现在在韩国提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的“第31号病人”，这是韩国第31位被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一位61岁的女性，新兴宗教组织“新天地会”的成员，此人在2月10日已经有发热症状之后依然在大邱市参加了至少4次礼拜之后被确诊。于是大邱成为了韩国新冠病毒的发病中心。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01740323/1000[/img]
到昨天(3月7日)下午4点钟为止，韩国的统计数字是确诊病例7041例，死亡48例，另外还有19620人疑似病例在等候确诊。
人口只是韩国总人口的4.8%的大邱发生了多少病例呢？在3月7日0点时韩国全国确诊6767病例时，大邱是5084例，占到了75%以上。在死亡病例44例时，大邱是31例，占到了70%以上。大邱的确诊病例再加上也和新天地教会的传染有关系的庆尚北道的1049确诊病例之后，韩国其他地方的发病就几乎可以忽视了，比如占韩国人口18.8%的首都首尔，确诊病例只有108例。
也就是说韩国只要能控制住大邱和庆北(庆尚北道)的疫情就控制住了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所以2月25日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和总统府青瓦台商议决定对大邱和庆北地区实行“最大限度的封锁措施”。
但是根据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洪翼杓在会议之后对记者的说明，“最大新都的封锁措施并不意味着对大邱等地区封锁出入”，基本上还是在这些国家所常见的“呼吁”，并没有硬件的封锁措施，是否奏效看居民是否合作。
韩国国民的个性比较强，习惯上不和政府合作。但现在有点不一样。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险性是明摆着的，逆天而行的新天地教团的礼拜活动和反对党政治集会的结果也是明摆着的，所以在2月25日之后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对着干的几乎没有了，相反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新天地教主李万熙跪在了地上谢罪，还要捐出1千多万的美元来支援防疫，当然大家也知道这并不是李教主良心发现，而是因为警方要对他进行杀人罪的调查。当然那笔捐款也没有人要，因为那钱上甚至有血腥味。
现在在大邱市，几乎所有的餐饮店都已经关门停业，因为没有了顾客，马路上行人也很少，一副惨淡景象，和汉城还是有点不同。
但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比如昨天大邱市就封掉了一座5层的专供35岁以下的未婚女性居住的市营住宅楼，这座楼里住的141人中出现了46人的感染者。重要的是住民中有94人是新天地教团的信徒，放在之前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没人敢这么做，现在没关系了。
当然有口罩的问题，韩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口罩主要还是本国生产，但原料依赖于中国，所以在现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复工的时候，生产能力有一定问题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23490162/1000[/img]
韩国政府一直到3月5日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规定不准出口口罩，再有就是要求口罩再利用。世卫组织对口罩的再利用有诸多限制，比如湿了不能再用，一次性的不能再用，而韩国政府则认为只要不是太脏，消毒之后就可以用。但是韩国在防止囤积居奇方面做得比较好，规定口罩厂家生产的80%必须卖给政府，由政府分配，保证医疗人员不至于没有口罩用。
韩国的问题就是大邱的问题，大邱的问题就是新天地教团的问题。只要搞定了大邱和庆北地区的新天地教团信者就搞定了韩国。所以韩国当局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教团身上。
政府要求教团交出了全部24.5万人的信者和6.5万人的外围成员名单，扣除未成年人和海外信徒之后还有24万人。各地政府先对这些人进行电话调查，了解到有13241人已经有了症状这个事实。对这些人全员进行了核酸检验，结果发现大邱和庆北地区有症状信者中62%结果呈阳性，而在其他地区只有1.7%。
其实韩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最露脸的就是检验技术。韩国在2015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中因为缺乏检验能力而发生了病例186例么，而死亡居然高达38例的怪事。事后痛定思痛，韩国在核酸检验上面下了大功夫，他们独自开发的方法不但把通常需要的6小时短缩到了15分钟到30分钟，还独创了“driving through”的方法，人们可以像去麦当劳买汉堡那样开着车检验，帮医院省去了消毒程序从而更加加快了速度。
而且韩国人还可以在没有医生诊断意见的情况下主动去医院检验，只不过要担负16万韩元(约930人民币)的检查费用而已，当然一旦确诊政府将退还全部费用并担负此后的全部治疗费用。
但光是检验能力还不能“搞定”，还有医疗能力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口250万的城市是无法对应突如而来的几千位呼吸道疾病的病人的，而突发性传染病危机最恐怖的就是病源地因为病例超出了处理能力而发生的“医疗崩溃”。
但是即便在大邱也没有发生医疗崩溃。
大邱的医疗资源不能算很好，以去年末为基准,大邱共有5856名医生,1万2347名护士,4864名牙卫生师等医疗技师。全市3781家医院中,具备对付"科罗纳19"能力的医院只有5家上级医院和3-4家大型综合医院。
计算下来，大邱市的每千人口医生数为2.34。
中国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这个数字分别是5.06、2.84、2.90和2.89人。日本的京都为3.35，东京为3.24。
武汉为3.47。
现在全韩国都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威胁，其他地方政府不可能出面“支援”大邱。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人身份作为志愿者去支援大邱。光3月4日这一天，来到大邱的医疗人员就有262名医生,358名护士和7名放射科临床病理师，另外还有800名医疗自愿者在等待安排。
另外韩国国军在大邱有一个比较大的军医院，韩国国军调了相当多军医过去支援。韩国国军看护学校还将原定在3月9日举行的毕业授衔仪式提前到3日，分配到大邱地区的75名护理人员5日就直接去了大邱国军医院报到。
是这些医疗人员保证了大邱的医疗系统不至于崩溃。
大邱的医护人员也非常努力，他们脸上被口罩勒出的血印在韩国网上也是热议的题目，韩国国军军医金惠珠大尉因为鼻梁上因此而贴的创口贴而被誉为“最美军医”。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23501577/1000[/img]
除了医生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纳病人的医院。在截止到7日在大邱确诊的5084病例中，住院治疗了的只有1949人，另外还有952人在“生活治疗中心”，其实就相当于武汉的“方舱医院”治疗，其余的2127人因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等待。
韩国把确诊病人根据病状严重程度分为4个等级，最严重的当然要住院治疗，对于那些轻症病人是准备安排在“生活治疗中心”，最早被征收来做“生活治疗中心”的是大邱市体育场。
现在除了体育场之外，大邱市还在另外的8个设施中确保了1527个房间用作方舱医院，目前有1110名轻症患者进入中心,占总数的73%，就是说这个问题可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但是韩国人不太接受这种山寨的“中心”。大邱市长权泳臻在新闻发布会中说对1199轻症患者进行的调查发现有534人(44.5%)表示不愿意入所。
但现在韩国政府已经不惯着那些人了。3月3日的内阁会议公布了2月26日在国会通过的“传染病预防法、检疫法和医疗法”修改案，所谓“新冠三法”。根据这些法律，对拒绝检查的有感染嫌疑的人可处以300万韩元(约1.75万人民币)以下的罚金，对于违反在家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的对象可以处以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1000万韩元(约5.8万人民币)的罚款。
文在寅政权已经从“31号病人”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本来在31号病人出现之前，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权的表现反映不错。在韩联社在2月12日进行的舆论调查中，64%的人认为“干得不错”，只有25%的人认为“干得不好”。两周后的2月28日，因为大邱的大量病人发生而有51%的人认为“干得不好”，认为文在寅“干得不错”的人降到了41%。
但在之后，文在寅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从3月6日开始，韩国政府所有部门都取消休息，24小时工作”、“禁止消毒液和口罩的出口”等，虽然没有多大直接效果，但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姿态。
这一连串的新冠肺炎对策以及新天地教团的帮忙背锅再加上反对党坚持在光化门举行政治集会的神操作，使得文在寅的支持率骤升，在韩联社3月6日的调查中，认为文在寅“干得不错”的比率上升到了44%，认为“干得不好”降到了48%。
国际社会看韩国都比较悲观，现在有102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对韩国实行了入境限制，但韩国人自己并不这么悲观。在韩国人看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便大邱的确诊病例数也已经稳定了下来并且在下降。
韩国人对日本要从3月9日零点开始对从韩国入境人员进行限制勃然大怒除了“谁都行就你日本不行”这个民族感情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已经看到了曙光。
(感谢金正镐教授和严燕霞女士对本文的贡献)
“大邱”(대구，Daegu)原来的汉字是“大丘”，18世纪时不知怎的想起了应该规避儒教教主孔丘的名讳，这才加了一个挂耳成了“大邱”，好在现在韩国已经不用汉字了，有没有耳朵都没关系。
人口250万的大邱广域市是仅次于首尔和釜山的韩国第三大城市，6.25战争时曾是大韩民国饿临时首都。
大邱举行过多次高规格的国际体育大会，是2002年足球世界杯的会场之一，200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在大邱举行，2011年还承办过田径世界杯比赛
在2月18日之前，大邱就是这么一个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山清水秀，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非常适于居住的城市。
但从2月18日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
那天出现了一个现在在韩国提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的“第31号病人”，这是韩国第31位被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一位61岁的女性，新兴宗教组织“新天地会”的成员，此人在2月10日已经有发热症状之后依然在大邱市参加了至少4次礼拜之后被确诊。于是大邱成为了韩国新冠病毒的发病中心。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01740323/1000[/img]
到昨天(3月7日)下午4点钟为止，韩国的统计数字是确诊病例7041例，死亡48例，另外还有19620人疑似病例在等候确诊。
人口只是韩国总人口的4.8%的大邱发生了多少病例呢？在3月7日0点时韩国全国确诊6767病例时，大邱是5084例，占到了75%以上。在死亡病例44例时，大邱是31例，占到了70%以上。大邱的确诊病例再加上也和新天地教会的传染有关系的庆尚北道的1049确诊病例之后，韩国其他地方的发病就几乎可以忽视了，比如占韩国人口18.8%的首都首尔，确诊病例只有108例。
也就是说韩国只要能控制住大邱和庆北(庆尚北道)的疫情就控制住了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所以2月25日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和总统府青瓦台商议决定对大邱和庆北地区实行“最大限度的封锁措施”。
但是根据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洪翼杓在会议之后对记者的说明，“最大新都的封锁措施并不意味着对大邱等地区封锁出入”，基本上还是在这些国家所常见的“呼吁”，并没有硬件的封锁措施，是否奏效看居民是否合作。
韩国国民的个性比较强，习惯上不和政府合作。但现在有点不一样。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险性是明摆着的，逆天而行的新天地教团的礼拜活动和反对党政治集会的结果也是明摆着的，所以在2月25日之后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对着干的几乎没有了，相反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新天地教主李万熙跪在了地上谢罪，还要捐出1千多万的美元来支援防疫，当然大家也知道这并不是李教主良心发现，而是因为警方要对他进行杀人罪的调查。当然那笔捐款也没有人要，因为那钱上甚至有血腥味。
现在在大邱市，几乎所有的餐饮店都已经关门停业，因为没有了顾客，马路上行人也很少，一副惨淡景象，和汉城还是有点不同。
但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比如昨天大邱市就封掉了一座5层的专供35岁以下的未婚女性居住的市营住宅楼，这座楼里住的141人中出现了46人的感染者。重要的是住民中有94人是新天地教团的信徒，放在之前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没人敢这么做，现在没关系了。
当然有口罩的问题，韩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口罩主要还是本国生产，但原料依赖于中国，所以在现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复工的时候，生产能力有一定问题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23490162/1000[/img]
韩国政府一直到3月5日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规定不准出口口罩，再有就是要求口罩再利用。世卫组织对口罩的再利用有诸多限制，比如湿了不能再用，一次性的不能再用，而韩国政府则认为只要不是太脏，消毒之后就可以用。但是韩国在防止囤积居奇方面做得比较好，规定口罩厂家生产的80%必须卖给政府，由政府分配，保证医疗人员不至于没有口罩用。
韩国的问题就是大邱的问题，大邱的问题就是新天地教团的问题。只要搞定了大邱和庆北地区的新天地教团信者就搞定了韩国。所以韩国当局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教团身上。
政府要求教团交出了全部24.5万人的信者和6.5万人的外围成员名单，扣除未成年人和海外信徒之后还有24万人。各地政府先对这些人进行电话调查，了解到有13241人已经有了症状这个事实。对这些人全员进行了核酸检验，结果发现大邱和庆北地区有症状信者中62%结果呈阳性，而在其他地区只有1.7%。
其实韩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最露脸的就是检验技术。韩国在2015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中因为缺乏检验能力而发生了病例186例么，而死亡居然高达38例的怪事。事后痛定思痛，韩国在核酸检验上面下了大功夫，他们独自开发的方法不但把通常需要的6小时短缩到了15分钟到30分钟，还独创了“driving through”的方法，人们可以像去麦当劳买汉堡那样开着车检验，帮医院省去了消毒程序从而更加加快了速度。
而且韩国人还可以在没有医生诊断意见的情况下主动去医院检验，只不过要担负16万韩元(约930人民币)的检查费用而已，当然一旦确诊政府将退还全部费用并担负此后的全部治疗费用。
但光是检验能力还不能“搞定”，还有医疗能力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口250万的城市是无法对应突如而来的几千位呼吸道疾病的病人的，而突发性传染病危机最恐怖的就是病源地因为病例超出了处理能力而发生的“医疗崩溃”。
但是即便在大邱也没有发生医疗崩溃。
大邱的医疗资源不能算很好，以去年末为基准,大邱共有5856名医生,1万2347名护士,4864名牙卫生师等医疗技师。全市3781家医院中,具备对付"科罗纳19"能力的医院只有5家上级医院和3-4家大型综合医院。
计算下来，大邱市的每千人口医生数为2.34。
中国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这个数字分别是5.06、2.84、2.90和2.89人。日本的京都为3.35，东京为3.24。
武汉为3.47。
现在全韩国都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威胁，其他地方政府不可能出面“支援”大邱。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人身份作为志愿者去支援大邱。光3月4日这一天，来到大邱的医疗人员就有262名医生,358名护士和7名放射科临床病理师，另外还有800名医疗自愿者在等待安排。
另外韩国国军在大邱有一个比较大的军医院，韩国国军调了相当多军医过去支援。韩国国军看护学校还将原定在3月9日举行的毕业授衔仪式提前到3日，分配到大邱地区的75名护理人员5日就直接去了大邱国军医院报到。
是这些医疗人员保证了大邱的医疗系统不至于崩溃。
大邱的医护人员也非常努力，他们脸上被口罩勒出的血印在韩国网上也是热议的题目，韩国国军军医金惠珠大尉因为鼻梁上因此而贴的创口贴而被誉为“最美军医”。
[img]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423501577/1000[/img]
除了医生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纳病人的医院。在截止到7日在大邱确诊的5084病例中，住院治疗了的只有1949人，另外还有952人在“生活治疗中心”，其实就相当于武汉的“方舱医院”治疗，其余的2127人因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等待。
韩国把确诊病人根据病状严重程度分为4个等级，最严重的当然要住院治疗，对于那些轻症病人是准备安排在“生活治疗中心”，最早被征收来做“生活治疗中心”的是大邱市体育场。
现在除了体育场之外，大邱市还在另外的8个设施中确保了1527个房间用作方舱医院，目前有1110名轻症患者进入中心,占总数的73%，就是说这个问题可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但是韩国人不太接受这种山寨的“中心”。大邱市长权泳臻在新闻发布会中说对1199轻症患者进行的调查发现有534人(44.5%)表示不愿意入所。
但现在韩国政府已经不惯着那些人了。3月3日的内阁会议公布了2月26日在国会通过的“传染病预防法、检疫法和医疗法”修改案，所谓“新冠三法”。根据这些法律，对拒绝检查的有感染嫌疑的人可处以300万韩元(约1.75万人民币)以下的罚金，对于违反在家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的对象可以处以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1000万韩元(约5.8万人民币)的罚款。
文在寅政权已经从“31号病人”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本来在31号病人出现之前，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权的表现反映不错。在韩联社在2月12日进行的舆论调查中，64%的人认为“干得不错”，只有25%的人认为“干得不好”。两周后的2月28日，因为大邱的大量病人发生而有51%的人认为“干得不好”，认为文在寅“干得不错”的人降到了41%。
但在之后，文在寅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从3月6日开始，韩国政府所有部门都取消休息，24小时工作”、“禁止消毒液和口罩的出口”等，虽然没有多大直接效果，但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姿态。
这一连串的新冠肺炎对策以及新天地教团的帮忙背锅再加上反对党坚持在光化门举行政治集会的神操作，使得文在寅的支持率骤升，在韩联社3月6日的调查中，认为文在寅“干得不错”的比率上升到了44%，认为“干得不好”降到了48%。
国际社会看韩国都比较悲观，现在有102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对韩国实行了入境限制，但韩国人自己并不这么悲观。在韩国人看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便大邱的确诊病例数也已经稳定了下来并且在下降。
韩国人对日本要从3月9日零点开始对从韩国入境人员进行限制勃然大怒除了“谁都行就你日本不行”这个民族感情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已经看到了曙光。
(感谢金正镐教授和严燕霞女士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