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cker101
2022-07-27T04:16:44+00:00
前些年，我们一支6个人的支教扶贫队到了陕北，队友们基本都是清北人的硕士博士。
我们都刚工作没多久，想着趁年轻，去祖国最贫困的地方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被分配到黄土高原一个山窝窝里的村小支教，挂了个副校长的名。全校6个年级，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个学生，全部都是留守儿童，一大半的单亲家庭。
其中有一个娃娃，我们都喊他“小黑皮”，特别惨，爸妈是外出打工认识的，妈妈生他下来就跑了，爸爸工地干活出了意外，当场去世。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大。
两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一个残疾又上了年纪的爷爷。
我们支教的小学是个寄宿制学校，学生们每周回家一次。
每次都是他爷爷拄着拐棍，头上裹着羊肚肚巾，乱糟糟的灰色头发从里面露出来，颤颤巍巍的在校门口等他。那场景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就像是以前美术书上的那副油画《父亲》。
我们跑去找学校领导了解情况，副校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姐，一说起来她自己都抹眼泪。她说那个娃娃确实很可怜，他爷爷前两年年每周都来学校找她哭，求学校里的领导去找县领导通融通融，看能不能给娃认定个“事实孤儿”，每个月发点钱。
学校里的领导也很重视，很快就整理好了材料，填好了表格，送到了村干部那，结果从此就石沉大海。
“我估计是那老汉脾气倔，惹着了村干部，给耽搁了，你们都是北京来的，能不能去找找县领导，给娃娃把手续办下来？”副校长抹着眼泪，对我们说。
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又是党员，一听这种事，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什么村干部，根本不管群众死活。
第二天我们就把“小黑皮”的爷爷请到学校来了解情况。
老爷爷说到自己家里的情况也掉眼泪，他跟我们说：“老伴走了，我估计也没几年活头了，你们要是能请得动县里的领导，给娃娃办个孤儿证，走关系要多少钱我都出。”
我们赶忙安慰他，请他放心，明天我们就带他去找县领导。
老汉走了以后，我们马上就联系了当地的县委书记，书记也很重视，安排了时间，派车到村里来接我们和他爷爷去办手续。
坐车去县城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支教队办了一件大好事。
县里派了一位文书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兴冲冲的把材料递给窗口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跟她讲这家人如何如何惨。小孩子母亲跑了，父亲去世，奶奶也就走，就只剩一个爷爷。
女工作人员同情的看着我们，然后准备把材料录入电脑。
可是怎么都录不进去，最后一查发现，这个娃娃早在几年前精准扶贫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村干部报上去，县里认定为“事实孤儿”了。每月700块钱，按时打到卡里已经打了三年了。
我一听头嗡的一声，把银行卡号抄下来，问老爷爷，这是不是你的卡。
老汉摇着头说不是，我们赶快让社保中心打电话给银行，查了持卡人信息。
结果是娃娃的姑姑。
冒领了三年钱，除了逢年过节给娃娃送点东西，一分钱都没给爷爷。
本来我们以为这事到此就结束了。结果刚要上车，社保中心的女职员又追出来喊住了我们。
“你们说他奶奶xxx两年前去世了？怎么没跟我们报啊？我看老太太的低保一直到上个月还在发啊？”
老汉脸一下子就黑了，在座位底下偷偷的跟我们直摆手。
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是我们记错了，和别人家的情况弄混了。
回学校的车上，一车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回北京以后，再给后面去支教扶贫的同志们传授经验，我都要加上这么一句话：
永远不要高估群众的道德水平
永远不要低估群众的智商水平。
我们都刚工作没多久，想着趁年轻，去祖国最贫困的地方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被分配到黄土高原一个山窝窝里的村小支教，挂了个副校长的名。全校6个年级，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个学生，全部都是留守儿童，一大半的单亲家庭。
其中有一个娃娃，我们都喊他“小黑皮”，特别惨，爸妈是外出打工认识的，妈妈生他下来就跑了，爸爸工地干活出了意外，当场去世。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大。
两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一个残疾又上了年纪的爷爷。
我们支教的小学是个寄宿制学校，学生们每周回家一次。
每次都是他爷爷拄着拐棍，头上裹着羊肚肚巾，乱糟糟的灰色头发从里面露出来，颤颤巍巍的在校门口等他。那场景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就像是以前美术书上的那副油画《父亲》。
我们跑去找学校领导了解情况，副校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姐，一说起来她自己都抹眼泪。她说那个娃娃确实很可怜，他爷爷前两年年每周都来学校找她哭，求学校里的领导去找县领导通融通融，看能不能给娃认定个“事实孤儿”，每个月发点钱。
学校里的领导也很重视，很快就整理好了材料，填好了表格，送到了村干部那，结果从此就石沉大海。
“我估计是那老汉脾气倔，惹着了村干部，给耽搁了，你们都是北京来的，能不能去找找县领导，给娃娃把手续办下来？”副校长抹着眼泪，对我们说。
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又是党员，一听这种事，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什么村干部，根本不管群众死活。
第二天我们就把“小黑皮”的爷爷请到学校来了解情况。
老爷爷说到自己家里的情况也掉眼泪，他跟我们说：“老伴走了，我估计也没几年活头了，你们要是能请得动县里的领导，给娃娃办个孤儿证，走关系要多少钱我都出。”
我们赶忙安慰他，请他放心，明天我们就带他去找县领导。
老汉走了以后，我们马上就联系了当地的县委书记，书记也很重视，安排了时间，派车到村里来接我们和他爷爷去办手续。
坐车去县城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支教队办了一件大好事。
县里派了一位文书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兴冲冲的把材料递给窗口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跟她讲这家人如何如何惨。小孩子母亲跑了，父亲去世，奶奶也就走，就只剩一个爷爷。
女工作人员同情的看着我们，然后准备把材料录入电脑。
可是怎么都录不进去，最后一查发现，这个娃娃早在几年前精准扶贫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村干部报上去，县里认定为“事实孤儿”了。每月700块钱，按时打到卡里已经打了三年了。
我一听头嗡的一声，把银行卡号抄下来，问老爷爷，这是不是你的卡。
老汉摇着头说不是，我们赶快让社保中心打电话给银行，查了持卡人信息。
结果是娃娃的姑姑。
冒领了三年钱，除了逢年过节给娃娃送点东西，一分钱都没给爷爷。
本来我们以为这事到此就结束了。结果刚要上车，社保中心的女职员又追出来喊住了我们。
“你们说他奶奶xxx两年前去世了？怎么没跟我们报啊？我看老太太的低保一直到上个月还在发啊？”
老汉脸一下子就黑了，在座位底下偷偷的跟我们直摆手。
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是我们记错了，和别人家的情况弄混了。
回学校的车上，一车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回北京以后，再给后面去支教扶贫的同志们传授经验，我都要加上这么一句话：
永远不要高估群众的道德水平
永远不要低估群众的智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