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yruq
2021-05-15T06:49:30+00:00
蛋蛋明确表示迁都北京了。贴两篇之前了解古都的时候看的知乎。
如果北宋真的按照宋太祖的思路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宋朝的国运或者格局会不会有大的改变？ - 于彼朝阳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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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有形胜，但是也没那么保险，迁过去，不一定就比开封好多少。长安形胜好，但是交通运输不便，离中原和江南太远，迁过去又动了基本盘，所以迁过去也会面临新的大麻烦，可能死得更快。开封是最好的选择。
宋太祖起了个头，说了迁都的话，所以对于宋朝就总有这些比较和争论。很多人支持赵匡胤的迁都理由，即裁冗兵，但即使抛开权力之争，这个理由根本不足以说服当时的赵光义和朝臣，因为不符合北宋隐性的建国方略立场和北宋开国精英的共识，我来分析一下。
洛阳在东周，是各大国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动它，所以一直苟延残喘。
洛阳唯一超过100年的权威稳定朝代是东汉。
西汉初，匈奴占上风的时候，还经常威逼长安。到东汉，光武帝在河北称帝，后来才迁到洛阳。刘玄和赤眉在关中已经互相消耗得差不多了。整个东汉时期，匈奴早就被打残，而且当时是汉族军事技术相对周边族群特别发达，一汉顶五胡的时代，没有外患之忧。战国的封建贵族阶级瓦解之后，内部的豪强与士林还没有融合成后来尾大不掉的士族门阀，新得强大贵族集团仍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内患之忧。当时的矛盾主要是中央内部的派系矛盾。东汉建立到黄金之乱，京师洛阳基本没有受到过军事威胁，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防御形胜、区位条件等真正的地缘功能考验。
而且东汉这次光武帝设计的巧妙在于，他不像魏晋把司州设为洛阳和豫州搭在一起，而是延续西汉司隶，把河洛、河内、河东、关中搭在一起，三河三辅，实际上是避免了洛阳成为四战过境之地，西边的关中其实是京畿腹地。所以有从龙之功的关东豪强虽然强势，但东汉早起皇帝权威正盛时，皇族依然用关中世族力量制衡关东，像窦氏外戚、冯氏外戚，班固班超兄弟等名臣，都是洛阳背后的关中人事力量。而洛阳如果与豫东搭伙儿，从历史现实来看，效果不如与西边搭伙。魏晋的统一和存续，都显得很艰难。开封便是豫东势力，可以想见再次出现洛阳司州配，效果大概不如洛阳司隶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直接威胁到了中原与洛阳，最终虽然被平定，但地方军阀借这次平乱已经形成气候。董卓进入洛阳，直接杀帝迁都。没有经受形胜考验的洛阳，在太平时期维持了160多年，就草草被毁。
三国时，魏国国都本在邺城，也是迁都到洛阳。后来，高平陵之变，洛阳被司马氏控制，才40多年就灭亡。
东汉和魏，表面上是亡于政治，与地理无关，但实际上和都城区位也有关系。因为洛阳地处河北、关中 、颍川、豫东几大人口板块的中间点，表面上天下之中，四贡均里，实际上朝堂之上，各方势力更为交错复杂，拉扯不清。说白了就是基本盘不明确，吸纳四面周边各方势力，所以党争严重，各路广义中原势力在这里进行的权力争夺更加激烈。所以在洛阳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地方体系标签最明显的士族门阀社会。这在偏重抑制关东豪强，更加崇尚集权与军事效率，关中本位明确的长安时代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洛阳各个不同的朝代，京畿区划各不相同，有时与西边的长安搭伙，有时与北边的邺城搭伙，有时与东边的开封搭伙，有时与南边的宛颍搭伙...这就是洛阳居中反而大后方不明确、不统一的表现。
东周乱世、东晋乱世两次长时间的严重分裂时期，洛阳的都城存在感是相对较弱的。历史对洛阳真正的形胜考验，是从西晋开始的。不仅京都的各方权力角逐者，引发了八王之乱，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最终爆发了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西晋也不过50年，太平时期更是相当短。
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洛阳六次城破，可以说已经暴露了表面上有山川形胜的洛阳，真实的防御缺陷与区位缺陷。但是因为洛阳是三代之居，也是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京都，在当时人们心中是汉地的都城代表，是汉制正统的象征，比长安更甚，所以时人并未对洛阳区位缺陷有过太多反思。
可是每逢东周、东晋时期这样的大乱世，各方势力势必更多偏重军事要塞功能，以考量定都决策。所以乱世中罕见大国以洛阳为都。
北魏统一北方后，为了昭示汉化决心，孝文帝迁都到洛阳。这是宋朝以前，洛阳天下之中，华夏正统都城的影响力的体现。可是，如前所述，时人没有真正反思过洛阳的区位劣势与防御劣势，元魏迁都后，从六镇兵变到迁都邺城，洛阳四次城破...又是短短40几年就崩溃。
洛阳的正统之名，源自三代之居和东汉魏晋，三代时期是林立邦国建立主从关系的时代，夏商版图又很小，所以河洛地区在战争规模较小的城邦时代并不存在太明显的区位防御劣势，反而居中优势，即吸收周边各文明众长，控制交通要到的优势特别明显。东汉时期，汉族经过两汉的统一、扩张和发展，技术远超周边国家，所以从未有过兵临京都的外患或内乱。魏国时期仍是如此，三国军事拉锯的前沿在渭河流域与淮河流域，洛阳更显安全。但是西晋开始，国战规模已经远大于城邦时期，洛阳的形胜优势面对此时的国战规模已经弱化不少，防御缺陷暴露，北魏迁都后，再次得到印证。
但是，近两千年的正统名分，与对比中原平原的表象上的形胜优越，仍然让洛阳为后来的帝王所垂青。儒家是缺乏理性工具与科学观的学派，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因此从未正视和反思之前这几个朝代灭亡，在客观地理上的现实困因所在。
隋炀帝常年经营江南，深知大运河的地缘功能，对长安形胜强而交通弱并不满意，所以再次垂青洛阳，兴建东都，以河洛为水运枢纽与天下粮仓。结果仅数年光景，关东叛军轻易夺取洛阳地区的回洛仓、兴洛仓、河阳仓等几大官仓，隋廷十数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之间。天下粮仓不仅没有支撑住危乱时期的帝国，反而成了资敌的缺陷。这大概也是隋炀帝没有想到的。实际上，这是洛阳大区位劣势的体现。
一次次的教训，多少冲击到儒家传统意识下的都城理念。长安雄于形胜，洛阳富于交通。现实困境下，唐朝对以往历朝进行了一定的战略反思。在初唐，关中人口没有饱和时期，皇帝一定程度压制了主流的择天下之中的儒家都城理念，坚持关中本位。但在关中人口逐渐饱和时，运粮问题又成了不得不面对的关中本位的短板。
唐高宗，采取两都并重，车架往复奔波。武则天，索性以洛阳为首都。但在政治上，唐高宗临死犹言欲还长安死而无憾，武则天晚年幸西都，改年长安，死后葬乾陵，实际上仍是压制彻底抛弃关中的关东本位思想，也是压制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能坐实的正式迁都洛阳的迁都思潮。这种迁洛阳，废长安的儒家传统的迁都思潮，一直持续到开元年间，唐玄宗完全解决掉运河入关的运输瓶颈之后，洛阳最大优势的口实不再，皇帝才终于心安理得不复东巡。纵观历史，洛阳在宋代以前更符合儒家定都理念，但东周、曹魏、西晋、元魏、隋，以及后来的后梁、后唐等多次现实教训又非常惨痛，始终在冲击这种理念。
唐代的衰落，也是始于安史之乱，洛阳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以洛阳为都建立伪燕政权开始。整个唐代，长安数次被兵临城下或者沦陷，但基本仍有迅速收回复盘的条件，整体上以关中为后方，仍可控制住全局。但洛阳居中，北临河朔势力，东临汴州势力，南临淮西势力，四战之地的缺陷再次显露。可以说，如果盛唐时真的正式迁都洛阳，废长安，安史之乱的作用就不是唐朝衰落的转折点，而类似于黄巢起义，是唐朝的掘墓事件。经历了黄巢起义，唐廷连关内的军阀都无法再平衡，汴州朱温最终把长安拆毁，逼迫唐廷迁都洛阳，不久灭亡。
洛阳的区位，皇族轴心力量强盛的太平时期，可作为四贡均里的财富虹吸地，因为卡着交通咽喉，居于四方之中，中央集聚黄淮海大平原上财富的效率比长安要高很多。或者洛阳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防卫重镇，或者作为关中轴心力量收盘在关中时的向东门户，地形带来的防御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如果皇族力量杠杆不是绝对优势，且是吸引四方猛扑的京都，这种形胜优势再强，也避免也不了作为京都对四方的攻击诱惑，掩盖不住战时区位劣势。交通好意味着别人打你也方便。开封也是交通好，所以开封所能做的，是保持不出现西晋、北魏、隋、唐那样的剧烈频繁的京都争夺战争。不出现京师争夺战争，才是北宋最大的战略需求。北宋最后二次围城城破后，王朝就结束。换作洛阳，即使能撑得四次、五次，但形势到了，形胜也只能延缓败亡，不能避免。但洛阳交通优势又不如开封强。定都中原，说白了整个黄淮海平原都是腹地，除非用阴山、燕山做屏障，据敌于外，否则只要京师第一次被围，就有二次。澶渊之盟起码是个次优解。如果避免不了这种情况，那既然同样是被扑，又何必动摇基本盘非要到交通更劣势的洛阳呢？开封背后是汴河卡南北运河的枢纽经济集团起家，迁洛形胜带来的稳定优势不明显，何必自弃根基？
这个时候，开封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经济最繁荣，功能最完备的城市，水路咽喉。长安已毁，关西已经没有逐鹿势力生存的土壤。作为中原东西两个代表性区位的都会，开封和洛阳，就是择都的两个关键选项。后梁在洛阳和开封间反复，实际上朱温后来是以洛阳为都。几年后，后唐灭后梁后，正式以洛阳为都，十几年后又被石敬瑭与辽军攻破。这是最后一个，真正把洛阳当做首都认真经营的朝代。
所以，到北宋的时候，虽然有迁都洛阳的思潮存在，甚至宋太祖都一度想要实践，但整体舆论已经不支持迁都了。此时，经历了五代十国这最后一场长期大乱世之后，它的区位缺陷一次次得到印证，洛阳的神话已然破灭。尤其是宋真宗之后，科举制逐渐成熟下的儒家，开始迅速儒教化发展，相比此前士族门阀，高门郡望时代的儒家，庶族官僚地主引导的儒家有鲜明的去神秘主义倾向，谶纬，天命，五德终始，天下之中，这些宋代以前儒家很讲究的东西，被兴起的理学基本抛弃。洛阳神话，经历过五代道统崩溃，走马灯换军头皇帝后，乱世锤炼出务实官僚集团已经不在乎了。
从区位战略角度讲，即使是提出迁都的宋太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实际上也心知肚明洛阳从西晋到后唐的建都弊端。所以他只是为了继承人问题才突然发起迁都，此时也是天下即将平定，宋朝的对外优势已经确立，足以掩盖洛阳的战时防御弊端。实际上他仍借口先迁洛阳久迁长安，最终也没有继续坚持迁都，说明当时洛阳已经不像魏晋时期，被士人奉做神话。
其实说来有趣，长安与洛阳作为上古、中古都城双子星，今天来看长安历史地位似乎最盛。但在中唐以前，洛阳更占舆论优势。尤其东汉魏晋，长安通常被看作秦汉故都，洛阳才是进行时的主角。因此北魏与隋唐这些本不在洛阳定都的朝代也尤为青睐洛阳，几乎每个朝代都反复出现迁都洛阳的趋势。而在中唐洛阳两度沦陷逐渐衰败开始，尤其是后唐之后，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地位，才因为按捺住迁都冲动而国祚创下帝制时代记录的唐朝，而逐渐盖过洛阳的影响力。这是历史一次次将现实摆在面前的结论：以洛阳为都，依然有速亡的可能性。
因为洛阳的防御优势，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军事层面的。作为首都，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宋太宗才有底气对宋太祖说“在德不在险”。如果没有内乱，开封并不会有险情。如果有大规模的内乱，洛阳也不一定比开封支撑更久。何况开封才是当时宫室、规模、繁荣程度、枢纽地位都最为发达最为重要的城市。迁到洛阳，仍然需要巨大支出去维护运河水道，花费巨大代价重新建立城池规模。
宋太祖说宋朝的冗兵，如果有了长安或洛阳的地理形胜，就可以裁去大半，的确。但这无非是又走回了唐朝的老路。唐朝就是依仗关中的形胜，禁军只有区区数万人，藩镇坐大后，就成了强枝弱干，军阀横行。宋朝解决唐五代乱因的关键，就是天下之兵收归中央。就算是迁都洛阳，凭借了洛阳的形胜，也不至于把禁军重新削减到唐朝时期的水平，因为如果那样，中央地方兵力同时不足，北宋全国总兵力就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可如果把地方军力做起来，像唐朝那样强枝弱干，军头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宋朝皇帝面对大臣都是好脾气，不能说不是经历了五代乱象后，君威不振的遗风。这是两难。与其如此，不如也不迁都了，就用庞大禁军在开封筑百万人城。北宋一个不能摊开说的隐性基本国策是，要的就是冗兵。
因此，维系庞大的中央军，是战略的因，选择便于供给这支军队、临近江南的运河枢纽开封，是战略的果。如果反过来，裁撤冗兵是宋朝战略追求的话，那么北宋即使没能在太祖时期迁都，也会效法北魏后来迁都，或者先取两都制，逐渐转移政治中心，最后借助迁都后的形胜去冗兵。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北宋历代君主，宁可背负巨大的中央财政压力，也要让兵力压倒性得集中于京都。就是要冗兵，还要区位优势也大不了太多的洛阳形胜干什么呢？同样不能裁军之下，迁都成本反而更高，后续问题更大。即使如此，禁军也并非全在开封中央，西北禁军和河北禁军，仍然是抵御外族的中坚力量。北宋宁可严重削弱军事效率，也要由中央控制全国军队。否则，唐五代乱源的根子仍会复苏。裁去冗兵，只是文人对统治者因果倒置的错误战略揣测。
实际上，后来的北京的区位，将军事抗压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就能兼顾强干弱枝与震慑外患，再通过运河实现经济中心与军政中心紧密优先连接，才是解决中唐募兵制改革以后，元代以前，地方性的士族望门选拔向高度集权性的庶族科举选拔的历史转型中，央地军力分配问题的最优解。但北宋还没有探索到这一点，没有收复幽云，也做不到这一点。
北宋在军事上的强干弱枝，与对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倚重文官政策，都是对历史形势的整套适应性探索。社会结构已变，都城区位的历史要求也截然不同。如果宋太宗成功，说不定他会类似朱棣做法，长期以幽州为军事中心，与辽对峙，最后迁都幽州。宋朝会提前进入明清的超长大一统朝代模式。在这个都城区位解决方案形成之前，裁冗兵根本不是北宋开国一代精英的共识，因为他们宁可冗兵，也不能裁兵。他们是经历过五代军头称帝的乱世，道统崩溃，皇帝走马灯式轮替的，最着重思考前唐五代乱因的一代人，他们面临的是现实的两难抉择，不是开上帝视角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觉得冗兵拖垮了宋朝，是没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开了上帝视角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北宋，质疑它为什么当时不去解决...但当时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会失控。
所以北宋统治集团不是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宋朝皇帝都是死了才修陵园，不怎么穿龙袍，这种节俭他们时刻在感知，他们知道钱为什么要花在冗兵身上，就是要硬扛。大概只有附庸风雅宋徽宗，糊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北宋皇帝要节俭。所以北宋从太宗开始财政就是走危险平衡，甚至太宗为了省钱连马政和骑兵都不要了。敌人不止是辽，还有随时复发的职业军人病灶。文官士大夫制约武将军头化倾向，只是缓解，是一种北宋方案的，皇族系统、文人系统、军人系统的三方制衡状态。因为有这个职业军人问题的根子存在，北宋财政才异常艰难，引发的党争，路线之争，变法改革才会那么激烈，政策那么反复，本质上都是文官集团为了在冗兵状态下，如何更好填财政的窟窿所做的实验。
这种平衡看起来弱，可历史现实是，晚唐五代到明初迁都北京，开封能够坚持160多年，在那个发展阶段已经是最久的了。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名列前茅，建都时间上，甚至持平或略高于洛阳的东汉。
历史的事实更证明了，五代以后，尤其是北京都城地位确立之后，中国基本没有太严重的分裂，都城面对内患所需条件并不再像宋朝之前的士族社会时期那么苛刻，北京除非遇到几百年一遇到的大变局，后方是基本稳定可控的。因为唐宋时期已经完成了近世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构建。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东移且南北分离的大趋势，在宋朝过渡期后，最终完成了。
所以，仅就宋朝当时来说，定都洛阳和开封，条件相差不多。统治者从稳定角度讲，宁可要冗兵，而不要形胜。当时更重要的是，周边民族已经建立完备的国家机器和独立文化，中国面对外患的区位条件如何，比如北京的优势，或者区域经济条件如何，比如南京的优势，才是更现实的因素。从这两个条件讲，前者，洛阳只比开封稍好一些，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后者开封比洛阳又强许多。或者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隔黄河直面河北，其实就是类似后世北京在燕山北麓直面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但缺少山脉形胜且位置偏后的，临敌型都城战略的雏形。所以开封在当时，是符合历史条件和时人认知的。
—————— 偏题继续说说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唐朝出现募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军阀化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解决的呢？到明朝才算彻底解决的。
唐朝，远看是一个朝代，但近看，像两个朝代。
唐玄宗改革之前，唐朝更像魏晋南北朝。唐玄宗改革之后，唐朝更像宋元明清。
唐朝，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诗词歌赋到古文运动，从士族郡望到雁塔题名，从高门大姓到士大夫治国，从外戚巅峰的女皇到激烈的牛李党争，从远设军镇到依赖禁军，从丝路开疆到运河输血，唐朝是一个从让中国从中世社会滑变到近世社会的分水岭。
所以，唐朝前期的那个乱，更像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乱。皇权的乱不危机国家实力的基本面。但是，唐朝后期的那个乱，更像是两宋面对辽金元的乱，更像是宋明党争的乱，国家是有很多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京师的方位。
中晚唐，京师在长安，但经济高地已经不在中原，而是转移到江南。所以中晚唐，依赖着东西向隋唐大运河，以及江汉水路的山南漕运，奉长安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中国的山川分布，从二三地理阶梯线开始，西安处在第二地理阶梯，漕运是游走于山川之间，需要克服巨大的地形瓶颈。所以几路漕运穿越于各大山川和不同的地理单元，朝廷的维护成本较高。中晚唐的藩镇、盗匪，经常干扰运河漕运，朝廷平乱，军队也必须横穿山地险关。
北宋，京师在开封，经济高地一直在江南。但开封和运河同处在第三地理阶梯，和江南更是平原相接，距离更近。运河维护成本较低。这也是奉开封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可是，因为开封处在中东部大平原上没有山川形胜，面对占有平原北角幽州，也就是北京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骑兵可以几日便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直抵开封。北宋解决了唐朝由江南像京师输血的运河漕运维系不便，却解决不了因缺乏形胜而造成的冗兵财政压力，以及北方民族的轻易南下入侵。北宋为了弥补这个都城方位的缺憾，又为了解决中晚唐的募兵制下军人职业化造成的军头割据的乱象，只好重文抑武，丢疆弃土，分化军权，兵不知将，不能统一，在兵力布局上实行强干弱枝，囤冗兵于京师，军务废弛。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元朝，京师在北京，经济高地仍然一直在江南。元朝就很直接，把连接政治中心的京师与经济中心江南的东西向大运河直接改成南北向大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可是元朝的民族问题，和对农业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让元朝没有存在太长时间。
明初，是另一种实验。经济中心自己推出政权，把政治中心就在放在经济中心。这是一次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全重合的状态。然而，这个实验还是失败了。因为，北方即使没有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有效威胁，但也有内部势力的尾大不掉，最终形成内部威胁。内部势力一样会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直接南下。朱棣开始是在搞国战，拼地力，其实很勉强。最后，一改对峙战略，转而策反南京内部的势力，直接亲率骑兵一路直下，一举攻破京师。
明初的实验失败了。明朝又回到了元朝的模式。但作为对于元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模式最的关键补充，明朝把南京和江南作为南直隶，以两都制解决了元朝的江南经济中心挑战京师政治中心的漏洞。
清朝虽然没有在江南设都城，但是清朝在康乾时期，皇帝下江南十余次，清朝同样延续明朝重视江南的基本国策。当清朝在清朝后期对江南的经营逐渐荒疏后，太平天国叛乱以此为都，洋人在此广设殖民地，辛亥革命党叛乱以此为都...经济中心一次次地重锤政治中心，直到锤翻。
所以，唐朝作为中世中国的结束，宋朝作为近世中国的起始，各个朝代就都城方位的实验，对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宏观命题，经历了中晚唐宋元明初长达数百年的摸索与筛汰。而期间的南北对峙，更像是由民族对峙，意外实现的一种矛盾爆发和转移，也给了滋养职业军人继续存在的温床条件和价值余地，暂时缓解了军事与政治在和平状态下的矛盾。所以这种民族性的对峙相比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也异常长久和稳定。但这种形态最终还是会衰竭，又会有新的军事力量打破平衡。
其实历史宏观规律一直在探索。唐朝是传媒技术的一次普及期，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已经开始拥有完备的文字文化和国家机器。唐长安从安史之乱后，仍为黄淮海大平原腹地抵御着吐蕃、回纥等西北方向的强势民族。而河朔地区之所以一直处于半独立藩镇的状态，是因为河朔藩镇所代表的职业军人集团，是在东北方向替整个腹地作为抵御力量。它们都是因为对腹地经济有足够的宏观价值，历史规律如此，所以才延续了京畿和半独立的特殊地位。从地缘演变的角度来讲，从唐朝前期对华北的绝对掌控，到中晚唐对华北的半失控，再到坐镇黄淮海平原中央的宋朝，未能收复幽云，与草原帝国辽朝两分华北，形成互不侵犯协议下的，宋辽(金)夏三国长期的和平均势，再到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蒙古出现，打破这种均势，全面并吞整合东亚大陆，把政治中心完全转移到面对东北方向的黄淮海大平原北角，华北防御核心区位的北京，完成军政集团由面对西北外患压力的长安到面对东北外患压力的北京的政治中心的彻底转移。
盛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鼎盛，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一般地方
江南(运河南端)仍显平庸
中晚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转衰，全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高度自治
江南(运河南端)加速开发，逐渐取代中原经济中心地位
北宋
长安(默认西夏，放弃西北)失都
开封(中原东缘，靠近江南南北水路枢纽)，过渡期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不再是运河西端)衰落，不再是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辽控，与辽朝盟约，放弃东北)成为辽朝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经济崛起，全国经济中心
南宋
北京(金控，与金朝议和，放弃北方)由金朝陪都变成了金朝京师，北国政治中心
杭州(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南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进一步开发繁盛
元
北京(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失都
南京(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南京失都，降为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清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这完全就是从[长安-中原配]到[北京-江南配]的转移过渡轨迹，从陆路时代到水路时代的数百年过渡期，北京从一般地方，到高度自治藩镇，到辽金陪都，再到金元首都，期间明初反弹，永乐开始成为绝对的全国政治中心...而江南也是从中原鼎盛期，熬到中原衰落，逐步取代了中原的全国经济中心...
最终，经过了几次面试，包括长安(中晚唐)，开封(北宋)，大都(元)，南京(明初)，北京(明)，定调了北京与江南配。北方军政集与江南经济集团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模式：北方军政集团守国门，防止北方民族南下，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江南经济集团通过运河向北方政治中心输血，同时获得最高的政策权利、经济地位、入仕渠道、文化尊崇。由此，中国开启了超长稳定大一统朝代的历史惯性，即使在明清交替之时，也是北京换了下北方军政集团，但整个北京-江南配的大基本盘并没有变，所以显得很干脆。这个历史逻辑，到今天仍然适用。江南地区的直辖市上海记书直升委常现在仍是惯例。河北之所以被调侃为环首都贫困带，是因为首都的经济是通过水路与海路连接着江南，是江南经济长臂输血的经济飞地，与河北经济的一体性不够强。这个从如今南北京官话口音演变也能看出端倪。北京官话很多发音是受南京官话影响，而与河北不同，就知道运河把南北京联系有多紧密。
所以，回看唐朝的乱，前边乱是因为唐朝仍然留有魏晋南北朝的基因。最稳定的，是昙花一现的极盛之世开天时期。那时是交卷时刻的短暂过渡红利，中世问题被解决，近世问题仍未完全浮出水面。后边又乱，是因为唐朝又面临了近世中国初现的瓶颈难题，尤其是：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太远的难题。而明朝从朱棣迁都以后不乱了，是因为运河走向，运河维系成本，都城方位，京师与江南的特殊关系模式等问题已经被解决。
朱棣夺位与迁都，意味着：还得自己的重兵陈于北方以同时兼顾北方疆防之患和江南离心之患。京师在北京，即重兵在平原北角，一可防北方民族进入黄淮海大平原，二在平原的京杭运河的一线，京师铁骑也可以随时在平原上一路无阻，高效南下扫乱，维护成本较低。替大平原与经济中心挡住外族的守门人由我北京来做，在大平原像曾经的金人蒙古人一样威慑容易不顾全局的经济中心，使之听话的胁迫者，也同时由我北京来做。其实明朝末期的衰落，就是由于北京军政集团已经收不上江南的税，江南经济集团已经不怎么听话了。北京统筹全局无力，把税赋负担压在了内陆小农身上而造成了中西部的农民起义，明朝灭亡。东西差距，贫富差距，工农差距，海岸线与内陆的差距，这才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所要协调的事务。江南经济集团在明末的贪婪与短视，使得沿海市镇与内陆形成了一边繁华似锦，一遍烂入骨髓的冰火两重天之情景。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江南虽然有经济蓬发的区位条件，却并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缘资本。当内陆崩溃时，迎接江南经济集团的，不再是偏安独活，隔岸观火，而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该缴给明朝北京的税，依然要一分不少得必须缴到清朝北京的，全新的北方军政集团。这是宏观规律经过数百年演进出来的结果，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可以逆势而为的。同样，历史对北方军政集团的要求，是要替腹地抵御外患，进行宏观的利益再分配，国家机器腐朽失效时，历史规律同样会对北方军政集团秋风扫落叶...只是，由历史规律来亲自下手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总会是悲剧...
节制，可以救人，也可以救己，但人性的短视和贪婪，决定了一个个曾抱有崇高民治理念的新生王朝的统治集团，其制度性功能性的节制理念，往往会随着利益的固化而不断衰减，如同物理上的熵增定律一样。但地缘规律，仍然在用适者生存进行淘汰和选择，不曾停止。
朱棣那次，是最后一次由宏观筛汰结束失败实验而已。北京-江南配，是近世中国都城方位的最优解。此后，中国从明清至今，起码进入了都城方位大体不变的长期历史平衡状态，也是稳定大一统时期能占到8成以上的超稳定态。
[/quote]向南仍需要类似明南直隶的经济控制
如果北宋真的按照宋太祖的思路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宋朝的国运或者格局会不会有大的改变？ - 于彼朝阳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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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有形胜，但是也没那么保险，迁过去，不一定就比开封好多少。长安形胜好，但是交通运输不便，离中原和江南太远，迁过去又动了基本盘，所以迁过去也会面临新的大麻烦，可能死得更快。开封是最好的选择。
宋太祖起了个头，说了迁都的话，所以对于宋朝就总有这些比较和争论。很多人支持赵匡胤的迁都理由，即裁冗兵，但即使抛开权力之争，这个理由根本不足以说服当时的赵光义和朝臣，因为不符合北宋隐性的建国方略立场和北宋开国精英的共识，我来分析一下。
洛阳在东周，是各大国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动它，所以一直苟延残喘。
洛阳唯一超过100年的权威稳定朝代是东汉。
西汉初，匈奴占上风的时候，还经常威逼长安。到东汉，光武帝在河北称帝，后来才迁到洛阳。刘玄和赤眉在关中已经互相消耗得差不多了。整个东汉时期，匈奴早就被打残，而且当时是汉族军事技术相对周边族群特别发达，一汉顶五胡的时代，没有外患之忧。战国的封建贵族阶级瓦解之后，内部的豪强与士林还没有融合成后来尾大不掉的士族门阀，新得强大贵族集团仍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内患之忧。当时的矛盾主要是中央内部的派系矛盾。东汉建立到黄金之乱，京师洛阳基本没有受到过军事威胁，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防御形胜、区位条件等真正的地缘功能考验。
而且东汉这次光武帝设计的巧妙在于，他不像魏晋把司州设为洛阳和豫州搭在一起，而是延续西汉司隶，把河洛、河内、河东、关中搭在一起，三河三辅，实际上是避免了洛阳成为四战过境之地，西边的关中其实是京畿腹地。所以有从龙之功的关东豪强虽然强势，但东汉早起皇帝权威正盛时，皇族依然用关中世族力量制衡关东，像窦氏外戚、冯氏外戚，班固班超兄弟等名臣，都是洛阳背后的关中人事力量。而洛阳如果与豫东搭伙儿，从历史现实来看，效果不如与西边搭伙。魏晋的统一和存续，都显得很艰难。开封便是豫东势力，可以想见再次出现洛阳司州配，效果大概不如洛阳司隶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直接威胁到了中原与洛阳，最终虽然被平定，但地方军阀借这次平乱已经形成气候。董卓进入洛阳，直接杀帝迁都。没有经受形胜考验的洛阳，在太平时期维持了160多年，就草草被毁。
三国时，魏国国都本在邺城，也是迁都到洛阳。后来，高平陵之变，洛阳被司马氏控制，才40多年就灭亡。
东汉和魏，表面上是亡于政治，与地理无关，但实际上和都城区位也有关系。因为洛阳地处河北、关中 、颍川、豫东几大人口板块的中间点，表面上天下之中，四贡均里，实际上朝堂之上，各方势力更为交错复杂，拉扯不清。说白了就是基本盘不明确，吸纳四面周边各方势力，所以党争严重，各路广义中原势力在这里进行的权力争夺更加激烈。所以在洛阳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地方体系标签最明显的士族门阀社会。这在偏重抑制关东豪强，更加崇尚集权与军事效率，关中本位明确的长安时代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洛阳各个不同的朝代，京畿区划各不相同，有时与西边的长安搭伙，有时与北边的邺城搭伙，有时与东边的开封搭伙，有时与南边的宛颍搭伙...这就是洛阳居中反而大后方不明确、不统一的表现。
东周乱世、东晋乱世两次长时间的严重分裂时期，洛阳的都城存在感是相对较弱的。历史对洛阳真正的形胜考验，是从西晋开始的。不仅京都的各方权力角逐者，引发了八王之乱，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最终爆发了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西晋也不过50年，太平时期更是相当短。
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洛阳六次城破，可以说已经暴露了表面上有山川形胜的洛阳，真实的防御缺陷与区位缺陷。但是因为洛阳是三代之居，也是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京都，在当时人们心中是汉地的都城代表，是汉制正统的象征，比长安更甚，所以时人并未对洛阳区位缺陷有过太多反思。
可是每逢东周、东晋时期这样的大乱世，各方势力势必更多偏重军事要塞功能，以考量定都决策。所以乱世中罕见大国以洛阳为都。
北魏统一北方后，为了昭示汉化决心，孝文帝迁都到洛阳。这是宋朝以前，洛阳天下之中，华夏正统都城的影响力的体现。可是，如前所述，时人没有真正反思过洛阳的区位劣势与防御劣势，元魏迁都后，从六镇兵变到迁都邺城，洛阳四次城破...又是短短40几年就崩溃。
洛阳的正统之名，源自三代之居和东汉魏晋，三代时期是林立邦国建立主从关系的时代，夏商版图又很小，所以河洛地区在战争规模较小的城邦时代并不存在太明显的区位防御劣势，反而居中优势，即吸收周边各文明众长，控制交通要到的优势特别明显。东汉时期，汉族经过两汉的统一、扩张和发展，技术远超周边国家，所以从未有过兵临京都的外患或内乱。魏国时期仍是如此，三国军事拉锯的前沿在渭河流域与淮河流域，洛阳更显安全。但是西晋开始，国战规模已经远大于城邦时期，洛阳的形胜优势面对此时的国战规模已经弱化不少，防御缺陷暴露，北魏迁都后，再次得到印证。
但是，近两千年的正统名分，与对比中原平原的表象上的形胜优越，仍然让洛阳为后来的帝王所垂青。儒家是缺乏理性工具与科学观的学派，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因此从未正视和反思之前这几个朝代灭亡，在客观地理上的现实困因所在。
隋炀帝常年经营江南，深知大运河的地缘功能，对长安形胜强而交通弱并不满意，所以再次垂青洛阳，兴建东都，以河洛为水运枢纽与天下粮仓。结果仅数年光景，关东叛军轻易夺取洛阳地区的回洛仓、兴洛仓、河阳仓等几大官仓，隋廷十数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之间。天下粮仓不仅没有支撑住危乱时期的帝国，反而成了资敌的缺陷。这大概也是隋炀帝没有想到的。实际上，这是洛阳大区位劣势的体现。
一次次的教训，多少冲击到儒家传统意识下的都城理念。长安雄于形胜，洛阳富于交通。现实困境下，唐朝对以往历朝进行了一定的战略反思。在初唐，关中人口没有饱和时期，皇帝一定程度压制了主流的择天下之中的儒家都城理念，坚持关中本位。但在关中人口逐渐饱和时，运粮问题又成了不得不面对的关中本位的短板。
唐高宗，采取两都并重，车架往复奔波。武则天，索性以洛阳为首都。但在政治上，唐高宗临死犹言欲还长安死而无憾，武则天晚年幸西都，改年长安，死后葬乾陵，实际上仍是压制彻底抛弃关中的关东本位思想，也是压制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能坐实的正式迁都洛阳的迁都思潮。这种迁洛阳，废长安的儒家传统的迁都思潮，一直持续到开元年间，唐玄宗完全解决掉运河入关的运输瓶颈之后，洛阳最大优势的口实不再，皇帝才终于心安理得不复东巡。纵观历史，洛阳在宋代以前更符合儒家定都理念，但东周、曹魏、西晋、元魏、隋，以及后来的后梁、后唐等多次现实教训又非常惨痛，始终在冲击这种理念。
唐代的衰落，也是始于安史之乱，洛阳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以洛阳为都建立伪燕政权开始。整个唐代，长安数次被兵临城下或者沦陷，但基本仍有迅速收回复盘的条件，整体上以关中为后方，仍可控制住全局。但洛阳居中，北临河朔势力，东临汴州势力，南临淮西势力，四战之地的缺陷再次显露。可以说，如果盛唐时真的正式迁都洛阳，废长安，安史之乱的作用就不是唐朝衰落的转折点，而类似于黄巢起义，是唐朝的掘墓事件。经历了黄巢起义，唐廷连关内的军阀都无法再平衡，汴州朱温最终把长安拆毁，逼迫唐廷迁都洛阳，不久灭亡。
洛阳的区位，皇族轴心力量强盛的太平时期，可作为四贡均里的财富虹吸地，因为卡着交通咽喉，居于四方之中，中央集聚黄淮海大平原上财富的效率比长安要高很多。或者洛阳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防卫重镇，或者作为关中轴心力量收盘在关中时的向东门户，地形带来的防御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如果皇族力量杠杆不是绝对优势，且是吸引四方猛扑的京都，这种形胜优势再强，也避免也不了作为京都对四方的攻击诱惑，掩盖不住战时区位劣势。交通好意味着别人打你也方便。开封也是交通好，所以开封所能做的，是保持不出现西晋、北魏、隋、唐那样的剧烈频繁的京都争夺战争。不出现京师争夺战争，才是北宋最大的战略需求。北宋最后二次围城城破后，王朝就结束。换作洛阳，即使能撑得四次、五次，但形势到了，形胜也只能延缓败亡，不能避免。但洛阳交通优势又不如开封强。定都中原，说白了整个黄淮海平原都是腹地，除非用阴山、燕山做屏障，据敌于外，否则只要京师第一次被围，就有二次。澶渊之盟起码是个次优解。如果避免不了这种情况，那既然同样是被扑，又何必动摇基本盘非要到交通更劣势的洛阳呢？开封背后是汴河卡南北运河的枢纽经济集团起家，迁洛形胜带来的稳定优势不明显，何必自弃根基？
这个时候，开封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经济最繁荣，功能最完备的城市，水路咽喉。长安已毁，关西已经没有逐鹿势力生存的土壤。作为中原东西两个代表性区位的都会，开封和洛阳，就是择都的两个关键选项。后梁在洛阳和开封间反复，实际上朱温后来是以洛阳为都。几年后，后唐灭后梁后，正式以洛阳为都，十几年后又被石敬瑭与辽军攻破。这是最后一个，真正把洛阳当做首都认真经营的朝代。
所以，到北宋的时候，虽然有迁都洛阳的思潮存在，甚至宋太祖都一度想要实践，但整体舆论已经不支持迁都了。此时，经历了五代十国这最后一场长期大乱世之后，它的区位缺陷一次次得到印证，洛阳的神话已然破灭。尤其是宋真宗之后，科举制逐渐成熟下的儒家，开始迅速儒教化发展，相比此前士族门阀，高门郡望时代的儒家，庶族官僚地主引导的儒家有鲜明的去神秘主义倾向，谶纬，天命，五德终始，天下之中，这些宋代以前儒家很讲究的东西，被兴起的理学基本抛弃。洛阳神话，经历过五代道统崩溃，走马灯换军头皇帝后，乱世锤炼出务实官僚集团已经不在乎了。
从区位战略角度讲，即使是提出迁都的宋太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实际上也心知肚明洛阳从西晋到后唐的建都弊端。所以他只是为了继承人问题才突然发起迁都，此时也是天下即将平定，宋朝的对外优势已经确立，足以掩盖洛阳的战时防御弊端。实际上他仍借口先迁洛阳久迁长安，最终也没有继续坚持迁都，说明当时洛阳已经不像魏晋时期，被士人奉做神话。
其实说来有趣，长安与洛阳作为上古、中古都城双子星，今天来看长安历史地位似乎最盛。但在中唐以前，洛阳更占舆论优势。尤其东汉魏晋，长安通常被看作秦汉故都，洛阳才是进行时的主角。因此北魏与隋唐这些本不在洛阳定都的朝代也尤为青睐洛阳，几乎每个朝代都反复出现迁都洛阳的趋势。而在中唐洛阳两度沦陷逐渐衰败开始，尤其是后唐之后，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地位，才因为按捺住迁都冲动而国祚创下帝制时代记录的唐朝，而逐渐盖过洛阳的影响力。这是历史一次次将现实摆在面前的结论：以洛阳为都，依然有速亡的可能性。
因为洛阳的防御优势，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军事层面的。作为首都，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宋太宗才有底气对宋太祖说“在德不在险”。如果没有内乱，开封并不会有险情。如果有大规模的内乱，洛阳也不一定比开封支撑更久。何况开封才是当时宫室、规模、繁荣程度、枢纽地位都最为发达最为重要的城市。迁到洛阳，仍然需要巨大支出去维护运河水道，花费巨大代价重新建立城池规模。
宋太祖说宋朝的冗兵，如果有了长安或洛阳的地理形胜，就可以裁去大半，的确。但这无非是又走回了唐朝的老路。唐朝就是依仗关中的形胜，禁军只有区区数万人，藩镇坐大后，就成了强枝弱干，军阀横行。宋朝解决唐五代乱因的关键，就是天下之兵收归中央。就算是迁都洛阳，凭借了洛阳的形胜，也不至于把禁军重新削减到唐朝时期的水平，因为如果那样，中央地方兵力同时不足，北宋全国总兵力就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可如果把地方军力做起来，像唐朝那样强枝弱干，军头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宋朝皇帝面对大臣都是好脾气，不能说不是经历了五代乱象后，君威不振的遗风。这是两难。与其如此，不如也不迁都了，就用庞大禁军在开封筑百万人城。北宋一个不能摊开说的隐性基本国策是，要的就是冗兵。
因此，维系庞大的中央军，是战略的因，选择便于供给这支军队、临近江南的运河枢纽开封，是战略的果。如果反过来，裁撤冗兵是宋朝战略追求的话，那么北宋即使没能在太祖时期迁都，也会效法北魏后来迁都，或者先取两都制，逐渐转移政治中心，最后借助迁都后的形胜去冗兵。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北宋历代君主，宁可背负巨大的中央财政压力，也要让兵力压倒性得集中于京都。就是要冗兵，还要区位优势也大不了太多的洛阳形胜干什么呢？同样不能裁军之下，迁都成本反而更高，后续问题更大。即使如此，禁军也并非全在开封中央，西北禁军和河北禁军，仍然是抵御外族的中坚力量。北宋宁可严重削弱军事效率，也要由中央控制全国军队。否则，唐五代乱源的根子仍会复苏。裁去冗兵，只是文人对统治者因果倒置的错误战略揣测。
实际上，后来的北京的区位，将军事抗压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就能兼顾强干弱枝与震慑外患，再通过运河实现经济中心与军政中心紧密优先连接，才是解决中唐募兵制改革以后，元代以前，地方性的士族望门选拔向高度集权性的庶族科举选拔的历史转型中，央地军力分配问题的最优解。但北宋还没有探索到这一点，没有收复幽云，也做不到这一点。
北宋在军事上的强干弱枝，与对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倚重文官政策，都是对历史形势的整套适应性探索。社会结构已变，都城区位的历史要求也截然不同。如果宋太宗成功，说不定他会类似朱棣做法，长期以幽州为军事中心，与辽对峙，最后迁都幽州。宋朝会提前进入明清的超长大一统朝代模式。在这个都城区位解决方案形成之前，裁冗兵根本不是北宋开国一代精英的共识，因为他们宁可冗兵，也不能裁兵。他们是经历过五代军头称帝的乱世，道统崩溃，皇帝走马灯式轮替的，最着重思考前唐五代乱因的一代人，他们面临的是现实的两难抉择，不是开上帝视角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觉得冗兵拖垮了宋朝，是没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开了上帝视角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北宋，质疑它为什么当时不去解决...但当时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会失控。
所以北宋统治集团不是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宋朝皇帝都是死了才修陵园，不怎么穿龙袍，这种节俭他们时刻在感知，他们知道钱为什么要花在冗兵身上，就是要硬扛。大概只有附庸风雅宋徽宗，糊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北宋皇帝要节俭。所以北宋从太宗开始财政就是走危险平衡，甚至太宗为了省钱连马政和骑兵都不要了。敌人不止是辽，还有随时复发的职业军人病灶。文官士大夫制约武将军头化倾向，只是缓解，是一种北宋方案的，皇族系统、文人系统、军人系统的三方制衡状态。因为有这个职业军人问题的根子存在，北宋财政才异常艰难，引发的党争，路线之争，变法改革才会那么激烈，政策那么反复，本质上都是文官集团为了在冗兵状态下，如何更好填财政的窟窿所做的实验。
这种平衡看起来弱，可历史现实是，晚唐五代到明初迁都北京，开封能够坚持160多年，在那个发展阶段已经是最久的了。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名列前茅，建都时间上，甚至持平或略高于洛阳的东汉。
历史的事实更证明了，五代以后，尤其是北京都城地位确立之后，中国基本没有太严重的分裂，都城面对内患所需条件并不再像宋朝之前的士族社会时期那么苛刻，北京除非遇到几百年一遇到的大变局，后方是基本稳定可控的。因为唐宋时期已经完成了近世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构建。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东移且南北分离的大趋势，在宋朝过渡期后，最终完成了。
所以，仅就宋朝当时来说，定都洛阳和开封，条件相差不多。统治者从稳定角度讲，宁可要冗兵，而不要形胜。当时更重要的是，周边民族已经建立完备的国家机器和独立文化，中国面对外患的区位条件如何，比如北京的优势，或者区域经济条件如何，比如南京的优势，才是更现实的因素。从这两个条件讲，前者，洛阳只比开封稍好一些，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后者开封比洛阳又强许多。或者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隔黄河直面河北，其实就是类似后世北京在燕山北麓直面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但缺少山脉形胜且位置偏后的，临敌型都城战略的雏形。所以开封在当时，是符合历史条件和时人认知的。
—————— 偏题继续说说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唐朝出现募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军阀化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解决的呢？到明朝才算彻底解决的。
唐朝，远看是一个朝代，但近看，像两个朝代。
唐玄宗改革之前，唐朝更像魏晋南北朝。唐玄宗改革之后，唐朝更像宋元明清。
唐朝，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诗词歌赋到古文运动，从士族郡望到雁塔题名，从高门大姓到士大夫治国，从外戚巅峰的女皇到激烈的牛李党争，从远设军镇到依赖禁军，从丝路开疆到运河输血，唐朝是一个从让中国从中世社会滑变到近世社会的分水岭。
所以，唐朝前期的那个乱，更像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乱。皇权的乱不危机国家实力的基本面。但是，唐朝后期的那个乱，更像是两宋面对辽金元的乱，更像是宋明党争的乱，国家是有很多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京师的方位。
中晚唐，京师在长安，但经济高地已经不在中原，而是转移到江南。所以中晚唐，依赖着东西向隋唐大运河，以及江汉水路的山南漕运，奉长安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中国的山川分布，从二三地理阶梯线开始，西安处在第二地理阶梯，漕运是游走于山川之间，需要克服巨大的地形瓶颈。所以几路漕运穿越于各大山川和不同的地理单元，朝廷的维护成本较高。中晚唐的藩镇、盗匪，经常干扰运河漕运，朝廷平乱，军队也必须横穿山地险关。
北宋，京师在开封，经济高地一直在江南。但开封和运河同处在第三地理阶梯，和江南更是平原相接，距离更近。运河维护成本较低。这也是奉开封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可是，因为开封处在中东部大平原上没有山川形胜，面对占有平原北角幽州，也就是北京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骑兵可以几日便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直抵开封。北宋解决了唐朝由江南像京师输血的运河漕运维系不便，却解决不了因缺乏形胜而造成的冗兵财政压力，以及北方民族的轻易南下入侵。北宋为了弥补这个都城方位的缺憾，又为了解决中晚唐的募兵制下军人职业化造成的军头割据的乱象，只好重文抑武，丢疆弃土，分化军权，兵不知将，不能统一，在兵力布局上实行强干弱枝，囤冗兵于京师，军务废弛。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元朝，京师在北京，经济高地仍然一直在江南。元朝就很直接，把连接政治中心的京师与经济中心江南的东西向大运河直接改成南北向大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可是元朝的民族问题，和对农业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让元朝没有存在太长时间。
明初，是另一种实验。经济中心自己推出政权，把政治中心就在放在经济中心。这是一次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全重合的状态。然而，这个实验还是失败了。因为，北方即使没有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有效威胁，但也有内部势力的尾大不掉，最终形成内部威胁。内部势力一样会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直接南下。朱棣开始是在搞国战，拼地力，其实很勉强。最后，一改对峙战略，转而策反南京内部的势力，直接亲率骑兵一路直下，一举攻破京师。
明初的实验失败了。明朝又回到了元朝的模式。但作为对于元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模式最的关键补充，明朝把南京和江南作为南直隶，以两都制解决了元朝的江南经济中心挑战京师政治中心的漏洞。
清朝虽然没有在江南设都城，但是清朝在康乾时期，皇帝下江南十余次，清朝同样延续明朝重视江南的基本国策。当清朝在清朝后期对江南的经营逐渐荒疏后，太平天国叛乱以此为都，洋人在此广设殖民地，辛亥革命党叛乱以此为都...经济中心一次次地重锤政治中心，直到锤翻。
所以，唐朝作为中世中国的结束，宋朝作为近世中国的起始，各个朝代就都城方位的实验，对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宏观命题，经历了中晚唐宋元明初长达数百年的摸索与筛汰。而期间的南北对峙，更像是由民族对峙，意外实现的一种矛盾爆发和转移，也给了滋养职业军人继续存在的温床条件和价值余地，暂时缓解了军事与政治在和平状态下的矛盾。所以这种民族性的对峙相比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也异常长久和稳定。但这种形态最终还是会衰竭，又会有新的军事力量打破平衡。
其实历史宏观规律一直在探索。唐朝是传媒技术的一次普及期，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已经开始拥有完备的文字文化和国家机器。唐长安从安史之乱后，仍为黄淮海大平原腹地抵御着吐蕃、回纥等西北方向的强势民族。而河朔地区之所以一直处于半独立藩镇的状态，是因为河朔藩镇所代表的职业军人集团，是在东北方向替整个腹地作为抵御力量。它们都是因为对腹地经济有足够的宏观价值，历史规律如此，所以才延续了京畿和半独立的特殊地位。从地缘演变的角度来讲，从唐朝前期对华北的绝对掌控，到中晚唐对华北的半失控，再到坐镇黄淮海平原中央的宋朝，未能收复幽云，与草原帝国辽朝两分华北，形成互不侵犯协议下的，宋辽(金)夏三国长期的和平均势，再到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蒙古出现，打破这种均势，全面并吞整合东亚大陆，把政治中心完全转移到面对东北方向的黄淮海大平原北角，华北防御核心区位的北京，完成军政集团由面对西北外患压力的长安到面对东北外患压力的北京的政治中心的彻底转移。
盛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鼎盛，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一般地方
江南(运河南端)仍显平庸
中晚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转衰，全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高度自治
江南(运河南端)加速开发，逐渐取代中原经济中心地位
北宋
长安(默认西夏，放弃西北)失都
开封(中原东缘，靠近江南南北水路枢纽)，过渡期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不再是运河西端)衰落，不再是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辽控，与辽朝盟约，放弃东北)成为辽朝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经济崛起，全国经济中心
南宋
北京(金控，与金朝议和，放弃北方)由金朝陪都变成了金朝京师，北国政治中心
杭州(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南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进一步开发繁盛
元
北京(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失都
南京(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南京失都，降为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清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这完全就是从[长安-中原配]到[北京-江南配]的转移过渡轨迹，从陆路时代到水路时代的数百年过渡期，北京从一般地方，到高度自治藩镇，到辽金陪都，再到金元首都，期间明初反弹，永乐开始成为绝对的全国政治中心...而江南也是从中原鼎盛期，熬到中原衰落，逐步取代了中原的全国经济中心...
最终，经过了几次面试，包括长安(中晚唐)，开封(北宋)，大都(元)，南京(明初)，北京(明)，定调了北京与江南配。北方军政集与江南经济集团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模式：北方军政集团守国门，防止北方民族南下，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江南经济集团通过运河向北方政治中心输血，同时获得最高的政策权利、经济地位、入仕渠道、文化尊崇。由此，中国开启了超长稳定大一统朝代的历史惯性，即使在明清交替之时，也是北京换了下北方军政集团，但整个北京-江南配的大基本盘并没有变，所以显得很干脆。这个历史逻辑，到今天仍然适用。江南地区的直辖市上海记书直升委常现在仍是惯例。河北之所以被调侃为环首都贫困带，是因为首都的经济是通过水路与海路连接着江南，是江南经济长臂输血的经济飞地，与河北经济的一体性不够强。这个从如今南北京官话口音演变也能看出端倪。北京官话很多发音是受南京官话影响，而与河北不同，就知道运河把南北京联系有多紧密。
所以，回看唐朝的乱，前边乱是因为唐朝仍然留有魏晋南北朝的基因。最稳定的，是昙花一现的极盛之世开天时期。那时是交卷时刻的短暂过渡红利，中世问题被解决，近世问题仍未完全浮出水面。后边又乱，是因为唐朝又面临了近世中国初现的瓶颈难题，尤其是：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太远的难题。而明朝从朱棣迁都以后不乱了，是因为运河走向，运河维系成本，都城方位，京师与江南的特殊关系模式等问题已经被解决。
朱棣夺位与迁都，意味着：还得自己的重兵陈于北方以同时兼顾北方疆防之患和江南离心之患。京师在北京，即重兵在平原北角，一可防北方民族进入黄淮海大平原，二在平原的京杭运河的一线，京师铁骑也可以随时在平原上一路无阻，高效南下扫乱，维护成本较低。替大平原与经济中心挡住外族的守门人由我北京来做，在大平原像曾经的金人蒙古人一样威慑容易不顾全局的经济中心，使之听话的胁迫者，也同时由我北京来做。其实明朝末期的衰落，就是由于北京军政集团已经收不上江南的税，江南经济集团已经不怎么听话了。北京统筹全局无力，把税赋负担压在了内陆小农身上而造成了中西部的农民起义，明朝灭亡。东西差距，贫富差距，工农差距，海岸线与内陆的差距，这才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所要协调的事务。江南经济集团在明末的贪婪与短视，使得沿海市镇与内陆形成了一边繁华似锦，一遍烂入骨髓的冰火两重天之情景。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江南虽然有经济蓬发的区位条件，却并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缘资本。当内陆崩溃时，迎接江南经济集团的，不再是偏安独活，隔岸观火，而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该缴给明朝北京的税，依然要一分不少得必须缴到清朝北京的，全新的北方军政集团。这是宏观规律经过数百年演进出来的结果，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可以逆势而为的。同样，历史对北方军政集团的要求，是要替腹地抵御外患，进行宏观的利益再分配，国家机器腐朽失效时，历史规律同样会对北方军政集团秋风扫落叶...只是，由历史规律来亲自下手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总会是悲剧...
节制，可以救人，也可以救己，但人性的短视和贪婪，决定了一个个曾抱有崇高民治理念的新生王朝的统治集团，其制度性功能性的节制理念，往往会随着利益的固化而不断衰减，如同物理上的熵增定律一样。但地缘规律，仍然在用适者生存进行淘汰和选择，不曾停止。
朱棣那次，是最后一次由宏观筛汰结束失败实验而已。北京-江南配，是近世中国都城方位的最优解。此后，中国从明清至今，起码进入了都城方位大体不变的长期历史平衡状态，也是稳定大一统时期能占到8成以上的超稳定态。
[/quote]向南仍需要类似明南直隶的经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