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4wler
2021-01-02T08:50:18+00:00
看到知乎一个回答[url]https://www.zhihu.com/answer/1618326902[/url]
陈汤有过一个关键性的评价，但是明珠暗投，被儒家化的汉朝埋没了。
陈汤在公元前36年斩杀郅支单于之后，崭露头角，从此就开始遭到汉朝大儒们的屡次排挤打击。甚至被流放到西域示众，让西域各国看到为汉朝效忠、击败汉朝死敌匈奴的下场有多惨。比如说，陈汤刚回来，就有人要治他的罪。汉元帝赦免了他。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这个时候，凿壁偷光的大儒、丞相匡衡，就抓紧时间好不拖延优先办理，明确提出，尽管陈汤为了抓住战机而矫诏击杀郅支单于的行为已经被赦免，但是这个人不适合当官，最终罢免了他。接着，就以陈汤误报军情为由，下令处死。好不容易才被人救出来，削去一切官爵，废为平民。
到了后来，汉军在西域遭到围攻，汉成帝召见陈汤，询问办法。陈汤在这次召见中指出：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这句话，直接反映出了当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技扩散和科技进步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接下来陈汤还要接着遭到围攻。因为随后陈汤建议汉朝重启徙陵制度。汉朝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就在营建皇陵时迁徙天下富户实陵。尽管会给这些豪强大户重金补偿，但是此举直接将地方豪门连根拔起，形成了汉朝特色的“制度性土改”。这个制度，就是被一心推崇儒家的汉元帝废止的。到了这个时候，陈汤明确指出：
“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建议汉成帝在改变初陵时一味寻求节俭的策略，借此机会解决地方豪强欺压平民的阶级矛盾问题。
于是第三轮政治打击又开始了。
“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
并且明确说：
“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于是陈汤与负责修建初陵的解万年一起流放敦煌)
翻译过来就是：
陈汤有击杀郅支单于的功劳，决定将功折罪，免为庶人。虽然得到了赦免，但是不能留下，流放敦煌(汉朝的西域都护实际上是敦煌太守下属的郡都尉)。
流放西域这个事情的恶劣程度，只比清政府捕获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以后将其移交给日本虐杀轻一点点。
西汉王朝在汉高祖以来，都是坚持推行打击豪门权贵的基本政策的。甚至汉武帝推崇儒家，也没有放弃对豪门权贵的经济打击。为此，汉高祖被黑成地痞流氓，汉武帝也不断遭到儒家的激烈批评。从汉元帝推崇儒家以后，彻底背叛了西汉王朝自己。于是这个祸国殃民的昏君，就不断得到盛誉。
这样经过接连不断地打击，陈汤就彻底完了。后来还是敦煌太守上书，认为陈汤不适合流放西域，汉朝才勉为其难，将其后撤一步，撤到安定郡继续流放。这个时候还是议郎耿育为陈汤鸣不平，指出：“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最后汉朝才允许陈汤返回，让陈汤能够死在长安。
当西汉王朝从坚决打击地方豪强的“封建王朝”，转变成坚决打击“打击外敌与豪强的功臣”的“封建王朝”时，他们就从秦末农民起义时期代表进步的革命力量，彻底蜕变成了两汉之际代表倒退的反动力量。
在这个过程下，汉军就开始从在国内蓬勃发展的科技支撑下装备精良、一汉当五胡的天兵天将，逐步转变为匈奴“颇得汉巧”、“三而当一”的精锐之师。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晚唐两宋，就逐渐出现敌军的科技水平甚至超越内地的情况。北宋时期将从西夏地区获得的偏架弩技术奉为至宝，形成了以神臂弓为核心的基本战术。南宋关键一战襄阳保卫战的失败，就是因为蒙古军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攻城技术。
已经解放的生产力重新回归到落后的生产关系，引起了科技发展的减速乃至停滞，最终在技术扩散和敌人追赶的情况下，沦落到只能拼国力的地步。到了明末，甚至出现了拼国力都拼不上劲的地步。到了清代，干脆就只能拼着国力任人剥削了。
陈汤的时代，汉军从一汉当五胡下降到以一敌三。到了南北朝，胡兵才是作战主力。北魏军队充斥着胡兵胡将(人家本来就是鲜卑建立的国家)。唐代也大量使用蕃将，甚至实行了所谓“城傍制”(将胡族部落迁移到军镇附近，平时监视，战时拉出去配属作战)。我们看五代十国的战争，其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都是内迁沙陀族建立的。其中一些皇帝据说甚至不会汉语。五代的五个朝代里，只有开初的后梁、结尾的后周不是沙陀。可以说，有人以为是儒家维系了中国几千年文明传承，其实正是他们把我们弄到半死不活的地步。
指望儒家这帮买办办正事，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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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自诩度过点书，但是大概就是读过点书。
正好最近比较累，就干脆读读书换换脑子，读一读陈汤传。
以下《汉书陈汤传》原文(《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于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汉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
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日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周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卬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这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协师众，劳将帅，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后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彻，得毋复发徙？”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
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余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以汤、延寿前功大赏薄，及候丞杜勋不赏，乃益封延寿孙迁千六百户，追谥汤曰破胡壮侯，封汤子冯为破胡侯，勋为讨狄侯。
我把几个关键点抽出来说说吧。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
注意这句“家贫丐贷无节”。这说明了陈汤的家境。
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注意，一开始陈汤就因为不符合儒家的要求而下狱。后来就不断寻求出使，走上了靠拼命获得机会的高风险苦日子。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于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汉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
郅支单于曾经多次困辱汉使，又请求遣回质子。汉朝同意了他的要求。匡衡等大儒建议汉使送到边塞就不继续前进了。但是使者谷吉表示，宁可冒险送死，也不愿意破坏大局。于是冒死出塞，惨遭杀害。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面对骄横的郅支单于，陈汤矫诏出兵。甘延寿一开始想阻止，看到众军已集，转而赞同。然后上疏自劾。随后汉军远征西域，歼灭郅支单于。甘延寿和陈汤上疏，要求“县头槁街蛮夷邸间”，将郅支单于的头挂在外交使节聚集地区，悬首示众。以丞相匡衡为代表的大臣挖空心思从儒家经典里关于春季节令适宜做的事情里摘了一句春天应该掩埋死尸的记载，对这一政治行为表示反对。
匡衡的行为差不多就属于“实在找不到拒绝你的理由了，就拿天气预报说事儿”。按他所引用的月令的说法，这个季节还要“毋聚大众”呢，那汉军怎么就聚众打赢了呢？对于具体事件，不引用有关事件的专门细则，而去引用普通规则，这本身就是在找茬。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
汉书将甘延寿、陈汤遭到匡衡等人诋毁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甘延寿不肯与石显联姻，二是甘延寿和陈汤矫诏引起反感。
这是具体的原因。汉书没有对此进行概括。如果概括，那就是两个字：
私怨。
所以这段话归纳总结以后就是这样一句话：
汉廷以私怨沮军。
然后，汉书将匡衡等人阻挠他们的入手点，记载为汉军掳掠不法。并认为，这是由于陈汤“贪”。于是汉朝司隶校尉下令沿途官府对汉军进行查处。有意思的是，这处记载没有说是皇帝下令查处。当然，也许皇帝是知道的。陈汤上疏抗议说，大军凯旋应该接受欢迎，不应该受审。于是汉元帝立即派人去救他们。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从长安到郅支单于城有数千里之遥。被发配到边疆的士卒，大多是因为各种罪名流放过去的。汉朝一直以来，都是用各种财货来换取他们在边疆开疆拓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打了大胜仗，除了皇帝以外的几个儒学大师，都是想方设法拿手中的权力打击这些被排挤出去的人，
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这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协师众，劳将帅，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
对于如何论功行赏，石显匡衡这两位知名士人(石显这个倒霉蛋因为做了中书令，后来还被污蔑说是太监)表示陈汤这样击杀敌国君主的大功，是矫诏获得的，不能赏赐。
匡衡等人的做法，可以说是步步设卡。
前方面对瞬息万变的战机，还要等后方批准，甚至还要等反对作战的后方批准才能采取行动，有功不赏，甚至有功也要罚，这到底是汉朝，还是宋朝，咱也分不清了。
总之，在匡衡步步设卡的情况下，陈汤以惊世之功，几乎不得赏赐。最后是负责宗室事务的宗正出来上书，才勉强给甘延寿、陈汤论功。宗正参与这种事，很可能是皇帝授意的。这事儿真的跟宗正没什么关系。同时这也说明汉朝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
这样勉强走到论功环节以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按照捕杀单于的军法来赏赐，但是匡衡再次阻挠，说郅支单于被打得很弱小了，不能算真单于。这话说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军抓获的时候身边就没几个人，难道他还不是真可汗了？
我们知道，一开始匡衡等人找的理由是汉军掳掠，直接派人去抓小辫子。这个举动被陈汤挡住了。那么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真的像来评论区某位“读过书”的“朋友”说的一样，是因为陈汤贪污吗？
陈汤是借了匡衡家的蜡烛不还了，还是偷了匡衡挖墙脚的铲子？
难不成还是陈汤骗了小时候的匡衡一个馒头，所以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最后，汉朝没有按照杀单于者万户侯的悬赏给予陈汤赏赐，而是后退一步，封千户。
结果匡衡还不满意！他们继续反对。最后汉元帝没办法，只封了陈汤关内侯，食邑三百。汉元帝接着下令大赦天下。一般来说，所谓汉军掳掠的罪行，是属于赦免之列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大胜，都是会大赦天下的。换句话说，前面所谓汉军掳掠、陈汤贪心之类的问题，本来就在赦免之列。匡衡他们之所以要在汉军返程的时候派人去追查，是货真价实地要抢在大赦之前先把人办了。
在你们公司集中报销单据之前，先拿你的单据出来说你贪污。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儒家。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斩杀郅支单于以后三年，汉元帝去世了，汉成帝继位。匡衡第一时间要求罢免陈汤。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合适当官。而且匡衡明确说：
“虽在赦前，不宜处位。”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报告说有消息称康居派来的人质是假的。汉朝进行调查，发现是真的。于是汉朝启动司法程序，要杀掉陈汤。谷永为陈汤说情，指出：
“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
狗养得亲了你还给他穿衣服呢，何况是国家功臣！
这样，汉成帝“只是”将陈汤罢免为平民。
至此，陈汤斩杀匈奴单于，所谓泼天的功劳，在步步设卡的情况下，就生生从万户侯兑现成了平民。
斩杀敌酋的名将，就那么一句不适合当官就撤了？秦桧的莫须有比起匡衡这一手来说，竟然还算是难得的直率！人家秦桧的莫须有至少相当于明白说了杀岳飞就是没有理由。你匡衡这理由要脸吗？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这一段讲了陈汤为什么得到复起的机会。真正关键点在于这一句：
“汤明法令。”
你品品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最后一句话“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看起来似乎是用这一句话概括陈汤败落的原因。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接下来一段跟这没关系。接下来这一段形势发展变化非常快，我先引出来：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后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彻，得毋复发徙？”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余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
这一段记载看起来非常乱，掺杂了很多内容。又是“代写论文”又是推断朝政的。但是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陈汤建议重启徙陵制度(也叫陵邑制度)。
这项制度是汉高祖时代就开始有的。汉高祖九年，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迁徙了关东两千多高官显贵、豪门大户，围绕长陵修建了陵邑。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来说，这就是直截了当地均贫富。
放在现代，就相当于将掌握财富最多的前一万名富豪，全家都关进圆明园——应当说，比这还狠。
我一直强调说，不要简单的把封建王朝后期的反动性质简单套用到封建王朝初建时期，要注意他们在建立初期的革命性。一直强调说，司马迁对汉朝的仇恨出发点关键不是汉武帝那一刀子，而是阶级立场问题。没下刀子的时候司马迁也是看汉室不顺眼的，所以才会拼命为李广家族争利益。你想想为什么没阉之前他也要和李广家族绑在一起呢？汉朝早期是有很强革命性的。这是刘邦打败项羽的关键点。
司马迁一定要把刘邦塑造成流氓。我们读教员的书，想想看，教员的书里在哪篇文章里提到了流氓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地主阶级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教员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我们反过来看看司马迁将刘邦塑造为痞子流氓的行为，这和国民党右派有分别吗？
“刘邦是痞子，是惰农。”“汉朝可以建，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前一段，由于楚汉相争的历史传播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后一段很多人可能不熟悉。
早在汉高祖时期，就有很多人要求废除秦政。但是刘邦不同意，坚持要接着搞秦朝确定的“水德”。没人敢反对，这事就过去了。到了汉文帝时期，有人坚持要把汉朝的政治学说改为“土德”。为此他们甚至假造祥瑞，说出现了黄龙。汉文帝一度动摇，但是后来还是回归了。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身边一群小人。比如说背叛他父亲汉景帝的文臣司马相如、武将李广，都被请回来做官。反而是他父亲重用的大臣大将，例如程不识，尽管治军有周亚夫之风，仍旧遭到打压排挤。如果是你，你看到一个部队纪律涣散像土匪，一个部队纪律严明，你任命谁去管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汉武帝选择的是土匪。最后汉武帝搞起了独尊儒术的活动，并把汉朝的政治学说从水德改为土德。从顺势而为但又水火无情的水，变成姑息养奸的土。但是汉武帝还是沿袭旧的习惯，搞出了算缗、告缗制度，沉重打击了豪门权贵。甚至汉武帝想办法废除了大量的贵族。这样，人们就惊讶地发现皇帝表面上改弦更张，实际上还是老一套。这个时候汉朝还是继续徙陵……
“不换思想就换人”，换了人还是老一套，怎么办呢？汉武帝死后，又出了汉宣帝这样的明法之君。人们就将主意打到了汉元帝头上，去欺骗太子。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有人公开宣称汉朝气数已尽、要改朝换代的言论。
这就是所谓“再受命”。
再受命理论说，汉朝的气数已经尽了，改换朝廷了。这个理论不仅是口头流传，甚至有人辛辛苦苦在竹简上刻成书，到处传播。
“汉朝可以建，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教员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听到的经典言论之一，在汉朝也出现过。
我们的历史课本经常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了，让人觉得好像农民白起义了。但是要我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新的王朝建立时并不总是被篡夺。因为新的王朝并不能突破历史局限性，上去就建设共产主义。受限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知道的国家组织方式就是王朝结构。所以，他们只能用王朝制度去维护胜利果实。
就西汉王朝来说，这个胜利果实真的被篡夺，很可能要一直拖延到陈汤鼓动汉成帝重启徙陵制度失败。而且这个时候应该说才彻底陷入了劣势。后来王莽改革，是混杂了进步与反动的两方观念以后的混乱改革。东汉建立，才能谈得上是真正将西汉建立时的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篡夺了过去。将春秋、战国、秦汉历史结合到一起看，就会发现历史的脉络非常清晰：
首先，春秋时代突破了周王朝的分封体系，华夏各国开始进行突破贵族垄断一切的政治制度。人民权利开始解放，社会权利开始普及。对照印度来说，21世纪印度社会内部结构的发展程度就和中国的春秋时代差不多(当然，个别的地区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印度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地区。我说的是整体不行)。
其次，战国时代形成了各国竞相改革的历史热潮。粉碎旧贵族，建立新时代，成为当时的时代共识。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都得到全面解放。这个时期和西方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像。唯一的差别是，战国改革继续保留了王权体制，而没有进化到明代内阁制、票拟制、士绅议事制的阶段。当然，当时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要说，战国已经开始考虑王权制度的弊端，开始推出禅让制了。禅让制是一种尝试在不改变王权制度主体的情况下、只改变王权继承制度的探索。就这个探索来说，西方国家一直要到美国建立才赶上这个制度创新的脚步。而美国建立时赶上这个脚步的原因，是他们是殖民地联盟，同时宗主国英国还在，既没办法继续推选英王，又没办法让各个殖民地同意有个实权君主，而且还要担心英国反扑。所以只好搞了一个虚名总统。在制度探索的主动性上，其他地区不知道和中国差了多少。
要不是现在我们这边废物太多，哪轮得到他们这帮野人得瑟。
然后是秦汉巩固改革成果。秦始皇急于一时，坚持推行统一，乃至于不顾伤害了旧的贵族体系。但是他用高风险换来的是统一的基本共识。这个功勋极大。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就是对秦法的怀疑。实际上这个怀疑并不仅仅针对秦法，也针对战国经过激烈竞争确立的社会主流学说。幸运的是汉高祖刘邦格局宏大，视野广阔。他上去就把握住了秦朝灭亡的关键：统治策略错误是秦朝灭亡的主因，而与坚持战国以来的发展方向无关。所以他一方面坚持沿袭秦法，在国家的基本治理逻辑上坚持秦政。一方面在策略上，先搞好统战，用异姓王干掉以项羽为代表的“年轻的、新的旧贵族”；再团结内部功臣集团，用同姓王干掉异姓王。这样逐步演进，为后来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取消实际上的分封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这整个过程中，汉朝的底层逻辑都是延续的秦政。我们读汉朝历史，经常读到的一个篇章，就是汉朝的州、郡、县长官，带领大军剿灭辖区内的豪门。而汉高祖开创的徙陵制度，简直就是定期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并且汉高祖的手段很高明。他不是说直接没收这些豪族的财富，而是每家补偿二十万。并且是让这些豪族迁徙，并不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些豪门离开了家乡，曾经占有的大量土地，就不得不空出来了。这些土地马上就被汉朝官府分给了平民百姓。
这简直就是定期土改！
不服不行。
然后刘邦就被黑成了痞子、流氓。
我倒也能理解司马迁们的心情。刘邦这事儿办得天公地道的，皇帝是天子，死了要有人陪葬，你们那么忠心，不要你们的命，要你们搬过来住怎么了？又不是不给钱。怎么？你们在家守法经营、勤劳致富，还能比皇帝给你的更多？你要真能搞到更多，那咱们就要好好研究研究你到底是不是守法经营了。所以，这些豪门权贵根本就是有苦说不出。那当然就只能骂刘邦无赖了。
刘邦这一手，绝了。
历史在记载中说陈汤这样贪那样贪，说到底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说来说去不过就是陈汤帮人写奏章。这算事儿？
陈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真心在为国家做事。
于是他遭到了很凶残的打击，身为国家功臣，直接被流放到了西域。我之前说，汉朝这件事办的，和清朝将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抓获送给日本的性质是一样的，仅仅有程度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谷吉能为国效死，甘延寿能顾全大局，陈汤能为国不顾身，能跟他们不死不休的敌人，能是好货？结果他们这样不死不休的凶恶敌人，偏偏是匡衡这样的儒学大师！可以说，儒家的罪行证据是十分确凿的，儒家就是反动。
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陈汤就在儒学大师的持续打击下，长期流放西域，最后临死才在忠臣义士的大力营救下回到长安。
这就是陈汤的遭遇。通读整个过程，我可以确定，陈汤出事，和所谓贪污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汉元帝时期，汉朝就开始形成引用儒学经典写奏疏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匡衡在阻挠陈汤时经常引用儒学经典。他就是因为善于引用儒家经典而飞黄腾达的。这样的人在当时就以儒学闻名，他能不是大儒吗？
当然，坏的儒家都不是儒家，优秀的人才都会获赠儒籍。这种事情我们早就习惯了。
那么本大儒就提前用或许会获得的儒籍说了：本人以儒家的名义保证，抱歉，儒家就是坏的。
陈汤有过一个关键性的评价，但是明珠暗投，被儒家化的汉朝埋没了。
陈汤在公元前36年斩杀郅支单于之后，崭露头角，从此就开始遭到汉朝大儒们的屡次排挤打击。甚至被流放到西域示众，让西域各国看到为汉朝效忠、击败汉朝死敌匈奴的下场有多惨。比如说，陈汤刚回来，就有人要治他的罪。汉元帝赦免了他。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这个时候，凿壁偷光的大儒、丞相匡衡，就抓紧时间好不拖延优先办理，明确提出，尽管陈汤为了抓住战机而矫诏击杀郅支单于的行为已经被赦免，但是这个人不适合当官，最终罢免了他。接着，就以陈汤误报军情为由，下令处死。好不容易才被人救出来，削去一切官爵，废为平民。
到了后来，汉军在西域遭到围攻，汉成帝召见陈汤，询问办法。陈汤在这次召见中指出：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这句话，直接反映出了当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技扩散和科技进步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接下来陈汤还要接着遭到围攻。因为随后陈汤建议汉朝重启徙陵制度。汉朝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就在营建皇陵时迁徙天下富户实陵。尽管会给这些豪强大户重金补偿，但是此举直接将地方豪门连根拔起，形成了汉朝特色的“制度性土改”。这个制度，就是被一心推崇儒家的汉元帝废止的。到了这个时候，陈汤明确指出：
“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建议汉成帝在改变初陵时一味寻求节俭的策略，借此机会解决地方豪强欺压平民的阶级矛盾问题。
于是第三轮政治打击又开始了。
“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
并且明确说：
“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于是陈汤与负责修建初陵的解万年一起流放敦煌)
翻译过来就是：
陈汤有击杀郅支单于的功劳，决定将功折罪，免为庶人。虽然得到了赦免，但是不能留下，流放敦煌(汉朝的西域都护实际上是敦煌太守下属的郡都尉)。
流放西域这个事情的恶劣程度，只比清政府捕获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以后将其移交给日本虐杀轻一点点。
西汉王朝在汉高祖以来，都是坚持推行打击豪门权贵的基本政策的。甚至汉武帝推崇儒家，也没有放弃对豪门权贵的经济打击。为此，汉高祖被黑成地痞流氓，汉武帝也不断遭到儒家的激烈批评。从汉元帝推崇儒家以后，彻底背叛了西汉王朝自己。于是这个祸国殃民的昏君，就不断得到盛誉。
这样经过接连不断地打击，陈汤就彻底完了。后来还是敦煌太守上书，认为陈汤不适合流放西域，汉朝才勉为其难，将其后撤一步，撤到安定郡继续流放。这个时候还是议郎耿育为陈汤鸣不平，指出：“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最后汉朝才允许陈汤返回，让陈汤能够死在长安。
当西汉王朝从坚决打击地方豪强的“封建王朝”，转变成坚决打击“打击外敌与豪强的功臣”的“封建王朝”时，他们就从秦末农民起义时期代表进步的革命力量，彻底蜕变成了两汉之际代表倒退的反动力量。
在这个过程下，汉军就开始从在国内蓬勃发展的科技支撑下装备精良、一汉当五胡的天兵天将，逐步转变为匈奴“颇得汉巧”、“三而当一”的精锐之师。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晚唐两宋，就逐渐出现敌军的科技水平甚至超越内地的情况。北宋时期将从西夏地区获得的偏架弩技术奉为至宝，形成了以神臂弓为核心的基本战术。南宋关键一战襄阳保卫战的失败，就是因为蒙古军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攻城技术。
已经解放的生产力重新回归到落后的生产关系，引起了科技发展的减速乃至停滞，最终在技术扩散和敌人追赶的情况下，沦落到只能拼国力的地步。到了明末，甚至出现了拼国力都拼不上劲的地步。到了清代，干脆就只能拼着国力任人剥削了。
陈汤的时代，汉军从一汉当五胡下降到以一敌三。到了南北朝，胡兵才是作战主力。北魏军队充斥着胡兵胡将(人家本来就是鲜卑建立的国家)。唐代也大量使用蕃将，甚至实行了所谓“城傍制”(将胡族部落迁移到军镇附近，平时监视，战时拉出去配属作战)。我们看五代十国的战争，其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都是内迁沙陀族建立的。其中一些皇帝据说甚至不会汉语。五代的五个朝代里，只有开初的后梁、结尾的后周不是沙陀。可以说，有人以为是儒家维系了中国几千年文明传承，其实正是他们把我们弄到半死不活的地步。
指望儒家这帮买办办正事，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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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自诩度过点书，但是大概就是读过点书。
正好最近比较累，就干脆读读书换换脑子，读一读陈汤传。
以下《汉书陈汤传》原文(《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于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汉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
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日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周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卬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这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协师众，劳将帅，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后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彻，得毋复发徙？”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
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余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以汤、延寿前功大赏薄，及候丞杜勋不赏，乃益封延寿孙迁千六百户，追谥汤曰破胡壮侯，封汤子冯为破胡侯，勋为讨狄侯。
我把几个关键点抽出来说说吧。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
注意这句“家贫丐贷无节”。这说明了陈汤的家境。
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注意，一开始陈汤就因为不符合儒家的要求而下狱。后来就不断寻求出使，走上了靠拼命获得机会的高风险苦日子。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于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汉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
郅支单于曾经多次困辱汉使，又请求遣回质子。汉朝同意了他的要求。匡衡等大儒建议汉使送到边塞就不继续前进了。但是使者谷吉表示，宁可冒险送死，也不愿意破坏大局。于是冒死出塞，惨遭杀害。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面对骄横的郅支单于，陈汤矫诏出兵。甘延寿一开始想阻止，看到众军已集，转而赞同。然后上疏自劾。随后汉军远征西域，歼灭郅支单于。甘延寿和陈汤上疏，要求“县头槁街蛮夷邸间”，将郅支单于的头挂在外交使节聚集地区，悬首示众。以丞相匡衡为代表的大臣挖空心思从儒家经典里关于春季节令适宜做的事情里摘了一句春天应该掩埋死尸的记载，对这一政治行为表示反对。
匡衡的行为差不多就属于“实在找不到拒绝你的理由了，就拿天气预报说事儿”。按他所引用的月令的说法，这个季节还要“毋聚大众”呢，那汉军怎么就聚众打赢了呢？对于具体事件，不引用有关事件的专门细则，而去引用普通规则，这本身就是在找茬。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
汉书将甘延寿、陈汤遭到匡衡等人诋毁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甘延寿不肯与石显联姻，二是甘延寿和陈汤矫诏引起反感。
这是具体的原因。汉书没有对此进行概括。如果概括，那就是两个字：
私怨。
所以这段话归纳总结以后就是这样一句话：
汉廷以私怨沮军。
然后，汉书将匡衡等人阻挠他们的入手点，记载为汉军掳掠不法。并认为，这是由于陈汤“贪”。于是汉朝司隶校尉下令沿途官府对汉军进行查处。有意思的是，这处记载没有说是皇帝下令查处。当然，也许皇帝是知道的。陈汤上疏抗议说，大军凯旋应该接受欢迎，不应该受审。于是汉元帝立即派人去救他们。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从长安到郅支单于城有数千里之遥。被发配到边疆的士卒，大多是因为各种罪名流放过去的。汉朝一直以来，都是用各种财货来换取他们在边疆开疆拓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打了大胜仗，除了皇帝以外的几个儒学大师，都是想方设法拿手中的权力打击这些被排挤出去的人，
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这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协师众，劳将帅，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
对于如何论功行赏，石显匡衡这两位知名士人(石显这个倒霉蛋因为做了中书令，后来还被污蔑说是太监)表示陈汤这样击杀敌国君主的大功，是矫诏获得的，不能赏赐。
匡衡等人的做法，可以说是步步设卡。
前方面对瞬息万变的战机，还要等后方批准，甚至还要等反对作战的后方批准才能采取行动，有功不赏，甚至有功也要罚，这到底是汉朝，还是宋朝，咱也分不清了。
总之，在匡衡步步设卡的情况下，陈汤以惊世之功，几乎不得赏赐。最后是负责宗室事务的宗正出来上书，才勉强给甘延寿、陈汤论功。宗正参与这种事，很可能是皇帝授意的。这事儿真的跟宗正没什么关系。同时这也说明汉朝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
这样勉强走到论功环节以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按照捕杀单于的军法来赏赐，但是匡衡再次阻挠，说郅支单于被打得很弱小了，不能算真单于。这话说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军抓获的时候身边就没几个人，难道他还不是真可汗了？
我们知道，一开始匡衡等人找的理由是汉军掳掠，直接派人去抓小辫子。这个举动被陈汤挡住了。那么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真的像来评论区某位“读过书”的“朋友”说的一样，是因为陈汤贪污吗？
陈汤是借了匡衡家的蜡烛不还了，还是偷了匡衡挖墙脚的铲子？
难不成还是陈汤骗了小时候的匡衡一个馒头，所以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最后，汉朝没有按照杀单于者万户侯的悬赏给予陈汤赏赐，而是后退一步，封千户。
结果匡衡还不满意！他们继续反对。最后汉元帝没办法，只封了陈汤关内侯，食邑三百。汉元帝接着下令大赦天下。一般来说，所谓汉军掳掠的罪行，是属于赦免之列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大胜，都是会大赦天下的。换句话说，前面所谓汉军掳掠、陈汤贪心之类的问题，本来就在赦免之列。匡衡他们之所以要在汉军返程的时候派人去追查，是货真价实地要抢在大赦之前先把人办了。
在你们公司集中报销单据之前，先拿你的单据出来说你贪污。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儒家。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斩杀郅支单于以后三年，汉元帝去世了，汉成帝继位。匡衡第一时间要求罢免陈汤。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合适当官。而且匡衡明确说：
“虽在赦前，不宜处位。”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报告说有消息称康居派来的人质是假的。汉朝进行调查，发现是真的。于是汉朝启动司法程序，要杀掉陈汤。谷永为陈汤说情，指出：
“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
狗养得亲了你还给他穿衣服呢，何况是国家功臣！
这样，汉成帝“只是”将陈汤罢免为平民。
至此，陈汤斩杀匈奴单于，所谓泼天的功劳，在步步设卡的情况下，就生生从万户侯兑现成了平民。
斩杀敌酋的名将，就那么一句不适合当官就撤了？秦桧的莫须有比起匡衡这一手来说，竟然还算是难得的直率！人家秦桧的莫须有至少相当于明白说了杀岳飞就是没有理由。你匡衡这理由要脸吗？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这一段讲了陈汤为什么得到复起的机会。真正关键点在于这一句：
“汤明法令。”
你品品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最后一句话“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看起来似乎是用这一句话概括陈汤败落的原因。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接下来一段跟这没关系。接下来这一段形势发展变化非常快，我先引出来：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后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彻，得毋复发徙？”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余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
这一段记载看起来非常乱，掺杂了很多内容。又是“代写论文”又是推断朝政的。但是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陈汤建议重启徙陵制度(也叫陵邑制度)。
这项制度是汉高祖时代就开始有的。汉高祖九年，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迁徙了关东两千多高官显贵、豪门大户，围绕长陵修建了陵邑。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来说，这就是直截了当地均贫富。
放在现代，就相当于将掌握财富最多的前一万名富豪，全家都关进圆明园——应当说，比这还狠。
我一直强调说，不要简单的把封建王朝后期的反动性质简单套用到封建王朝初建时期，要注意他们在建立初期的革命性。一直强调说，司马迁对汉朝的仇恨出发点关键不是汉武帝那一刀子，而是阶级立场问题。没下刀子的时候司马迁也是看汉室不顺眼的，所以才会拼命为李广家族争利益。你想想为什么没阉之前他也要和李广家族绑在一起呢？汉朝早期是有很强革命性的。这是刘邦打败项羽的关键点。
司马迁一定要把刘邦塑造成流氓。我们读教员的书，想想看，教员的书里在哪篇文章里提到了流氓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地主阶级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教员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我们反过来看看司马迁将刘邦塑造为痞子流氓的行为，这和国民党右派有分别吗？
“刘邦是痞子，是惰农。”“汉朝可以建，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前一段，由于楚汉相争的历史传播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后一段很多人可能不熟悉。
早在汉高祖时期，就有很多人要求废除秦政。但是刘邦不同意，坚持要接着搞秦朝确定的“水德”。没人敢反对，这事就过去了。到了汉文帝时期，有人坚持要把汉朝的政治学说改为“土德”。为此他们甚至假造祥瑞，说出现了黄龙。汉文帝一度动摇，但是后来还是回归了。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身边一群小人。比如说背叛他父亲汉景帝的文臣司马相如、武将李广，都被请回来做官。反而是他父亲重用的大臣大将，例如程不识，尽管治军有周亚夫之风，仍旧遭到打压排挤。如果是你，你看到一个部队纪律涣散像土匪，一个部队纪律严明，你任命谁去管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汉武帝选择的是土匪。最后汉武帝搞起了独尊儒术的活动，并把汉朝的政治学说从水德改为土德。从顺势而为但又水火无情的水，变成姑息养奸的土。但是汉武帝还是沿袭旧的习惯，搞出了算缗、告缗制度，沉重打击了豪门权贵。甚至汉武帝想办法废除了大量的贵族。这样，人们就惊讶地发现皇帝表面上改弦更张，实际上还是老一套。这个时候汉朝还是继续徙陵……
“不换思想就换人”，换了人还是老一套，怎么办呢？汉武帝死后，又出了汉宣帝这样的明法之君。人们就将主意打到了汉元帝头上，去欺骗太子。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有人公开宣称汉朝气数已尽、要改朝换代的言论。
这就是所谓“再受命”。
再受命理论说，汉朝的气数已经尽了，改换朝廷了。这个理论不仅是口头流传，甚至有人辛辛苦苦在竹简上刻成书，到处传播。
“汉朝可以建，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教员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听到的经典言论之一，在汉朝也出现过。
我们的历史课本经常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了，让人觉得好像农民白起义了。但是要我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新的王朝建立时并不总是被篡夺。因为新的王朝并不能突破历史局限性，上去就建设共产主义。受限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知道的国家组织方式就是王朝结构。所以，他们只能用王朝制度去维护胜利果实。
就西汉王朝来说，这个胜利果实真的被篡夺，很可能要一直拖延到陈汤鼓动汉成帝重启徙陵制度失败。而且这个时候应该说才彻底陷入了劣势。后来王莽改革，是混杂了进步与反动的两方观念以后的混乱改革。东汉建立，才能谈得上是真正将西汉建立时的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篡夺了过去。将春秋、战国、秦汉历史结合到一起看，就会发现历史的脉络非常清晰：
首先，春秋时代突破了周王朝的分封体系，华夏各国开始进行突破贵族垄断一切的政治制度。人民权利开始解放，社会权利开始普及。对照印度来说，21世纪印度社会内部结构的发展程度就和中国的春秋时代差不多(当然，个别的地区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印度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地区。我说的是整体不行)。
其次，战国时代形成了各国竞相改革的历史热潮。粉碎旧贵族，建立新时代，成为当时的时代共识。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都得到全面解放。这个时期和西方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像。唯一的差别是，战国改革继续保留了王权体制，而没有进化到明代内阁制、票拟制、士绅议事制的阶段。当然，当时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要说，战国已经开始考虑王权制度的弊端，开始推出禅让制了。禅让制是一种尝试在不改变王权制度主体的情况下、只改变王权继承制度的探索。就这个探索来说，西方国家一直要到美国建立才赶上这个制度创新的脚步。而美国建立时赶上这个脚步的原因，是他们是殖民地联盟，同时宗主国英国还在，既没办法继续推选英王，又没办法让各个殖民地同意有个实权君主，而且还要担心英国反扑。所以只好搞了一个虚名总统。在制度探索的主动性上，其他地区不知道和中国差了多少。
要不是现在我们这边废物太多，哪轮得到他们这帮野人得瑟。
然后是秦汉巩固改革成果。秦始皇急于一时，坚持推行统一，乃至于不顾伤害了旧的贵族体系。但是他用高风险换来的是统一的基本共识。这个功勋极大。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就是对秦法的怀疑。实际上这个怀疑并不仅仅针对秦法，也针对战国经过激烈竞争确立的社会主流学说。幸运的是汉高祖刘邦格局宏大，视野广阔。他上去就把握住了秦朝灭亡的关键：统治策略错误是秦朝灭亡的主因，而与坚持战国以来的发展方向无关。所以他一方面坚持沿袭秦法，在国家的基本治理逻辑上坚持秦政。一方面在策略上，先搞好统战，用异姓王干掉以项羽为代表的“年轻的、新的旧贵族”；再团结内部功臣集团，用同姓王干掉异姓王。这样逐步演进，为后来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取消实际上的分封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这整个过程中，汉朝的底层逻辑都是延续的秦政。我们读汉朝历史，经常读到的一个篇章，就是汉朝的州、郡、县长官，带领大军剿灭辖区内的豪门。而汉高祖开创的徙陵制度，简直就是定期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并且汉高祖的手段很高明。他不是说直接没收这些豪族的财富，而是每家补偿二十万。并且是让这些豪族迁徙，并不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些豪门离开了家乡，曾经占有的大量土地，就不得不空出来了。这些土地马上就被汉朝官府分给了平民百姓。
这简直就是定期土改！
不服不行。
然后刘邦就被黑成了痞子、流氓。
我倒也能理解司马迁们的心情。刘邦这事儿办得天公地道的，皇帝是天子，死了要有人陪葬，你们那么忠心，不要你们的命，要你们搬过来住怎么了？又不是不给钱。怎么？你们在家守法经营、勤劳致富，还能比皇帝给你的更多？你要真能搞到更多，那咱们就要好好研究研究你到底是不是守法经营了。所以，这些豪门权贵根本就是有苦说不出。那当然就只能骂刘邦无赖了。
刘邦这一手，绝了。
历史在记载中说陈汤这样贪那样贪，说到底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说来说去不过就是陈汤帮人写奏章。这算事儿？
陈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真心在为国家做事。
于是他遭到了很凶残的打击，身为国家功臣，直接被流放到了西域。我之前说，汉朝这件事办的，和清朝将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抓获送给日本的性质是一样的，仅仅有程度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谷吉能为国效死，甘延寿能顾全大局，陈汤能为国不顾身，能跟他们不死不休的敌人，能是好货？结果他们这样不死不休的凶恶敌人，偏偏是匡衡这样的儒学大师！可以说，儒家的罪行证据是十分确凿的，儒家就是反动。
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陈汤就在儒学大师的持续打击下，长期流放西域，最后临死才在忠臣义士的大力营救下回到长安。
这就是陈汤的遭遇。通读整个过程，我可以确定，陈汤出事，和所谓贪污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汉元帝时期，汉朝就开始形成引用儒学经典写奏疏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匡衡在阻挠陈汤时经常引用儒学经典。他就是因为善于引用儒家经典而飞黄腾达的。这样的人在当时就以儒学闻名，他能不是大儒吗？
当然，坏的儒家都不是儒家，优秀的人才都会获赠儒籍。这种事情我们早就习惯了。
那么本大儒就提前用或许会获得的儒籍说了：本人以儒家的名义保证，抱歉，儒家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