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问题提的其实非常有深度
欧洲不产蔗糖,只能从其他地区进口。直到1650年,糖还是仅有贵族能消费得起的稀有品,上流人士不仅食用糖,还用糖雕一类的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身地位。1650—1750年间,英国殖民者在重商主义政策的保护下,依靠资本和舰队,捕获奴隶,经营有近代工业特征的种植园和蔗糖工厂。尽管英国此时已经成为糖的生产者,但糖的依然是为少数特权者所垄断的奢侈物,主要用作药物、香料或者装饰。
糖在十九世纪才成为大众生活必需品,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有人认为下层人贪图虚荣享受,模仿上层的生活习惯。这种观点有一定根据,毕竟嗜甜冲动根植于人类基因,但根本原因还得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寻找。
资本主义兴起前,下层人日常吃的是地产食物,在19世纪的苏格兰,永佃农的收入有2/3是以实物(包括食物)方式支付的,各种燕麦食品是最主要的食物,它们廉价且营养丰富。
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农民离乡进城成为工人,在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同时,也丧失了就地取材获取物美价廉食物的条件。同时,纺织业也为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家庭主妇要去工厂上班,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一家人准备麦片粥或肉汤。
经济模式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反映在食品上,就是下层人“过度地食用面包、黄油和茶,代替了乡村日常饮食中的牛奶和麦片”。为了咽下乏味的面包和茶,糖必不可少。戴维戴维斯牧师,一位18世纪末期乡村生活的重要观察者,记录下了当时劳工的饮食情况:
“在这些艰苦的环境里,麦芽很昂贵而生产牛奶又很困难,唯一可以让面包蘸湿的便只有茶。这是他们最后的选择。茶和面包一起,每天构成了一个家庭的一餐饭,平均下来一周的花费也不会超过一个先令。如果谁还有比这更好更便宜的食物,那我便要贸然代表所有穷人向这些人的发现表示感谢。”
“的确,你可以宣称茶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你指的是加了精炼糖,并伴以奶油润滑的熙春茶的话,我承认的确是这样。然而这并非是穷人喝的茶。放几片最廉价的茶叶在开水里,用最粗糙的粽糖来加甜,这就是你所谴责的穷人的奢饮。这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如果现在把这些剥夺掉,那么他们便只剩下面包和白水。喝茶并非穷人苦难的原因,而是结果。”
茶加上糖,不仅能为下层劳工提供切实的卡路里,还能提供空幻的暖意,起到抚慰精神的效果。约翰伯内特,一位孜孜不倦的不列颠营养史研究者指出:“一周两盎司的茶,花费为8便士或9便士。这可以使一顿冷冰冰的晚餐变得热腾腾的!”
成年男性作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还能够吃到一定量的肉食:妇女和儿童则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
“廉价果酱在18世纪80年代面世之后,便迅速流行起来。这些果酱虽然声称是由水果制成,但绝大多数只含有少得可怜的水果,真正所含的不过是经过着色和调味处理的最廉价水果或烂蔬菜。它们的甜味使得它们在穷人家庭异常流行,面包和果酱成了穷人家小孩的主食,三顿饭里倒占了两顿。”
“糖饴,或者街角小店所称的黄金糖浆,往往配着油脂布丁一起吃,这便是一个工人家庭里妻子和孩子午餐的内容。”
这导致了当时的妇女和儿童普遍营养不足。
显然,加了糖的茶配上面包的饮食方式既不健康也不经济,就营养来讲,19世纪末的工人比不上以前的佃农。但这就是穷人的全部了,代表了人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在这之下就意味着饥饿。
因此,糖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表面上看是穷人模仿上层、贪图享乐,深层原因是穷人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和驱动,“被自愿”吃糖。
让这些条件得以兴起的环境是由那些提供蔗糖的人所决定的。这些人是大贵族、大商人,他们是帝国政策的制定者,皇室是其集中代表。当他们发觉,英国人把糖视为必需品时,就抛弃了原来的种植园盟友,取消了贸易保护政策,让更多更便宜的糖进入国内市场。
在糖不断增长的消费得到保障之时,更为廉价的糖便随之而来;保障其消费的不是人们的习惯,而是在人们消费糖的世界里四处林立的工厂以及日夜轰鸣的机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厂和机器也归这些人所有,用加糖茶水和面包充饥的工人是在给他们打工,创造的剩余价值最终流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这些人从生产和消费中同时受益。
将以上论述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讲就是:整个县城都是黄四郎的,老百姓在黄四郎的工厂打工,产品黄四郎卖掉,赚了;在黄四郎的店里买生活用品,买一次黄四郎就赚一次钱,还是赚了。双赢,黄老爷赢两次。
这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景:
“劳动者们为了多挣点钱努力工作;那些给劳动者们支付薪水的人,既从劳工们的高生产率中获利,也乘劳动者们频繁使用商店里售卖的商品时再捞上一笔。”
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他们的力量得到了增长,权势也得到了巩固。
在《甜与权力》的末尾,西敏司写道:
“然而,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些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控自己所食之权力的蚕食……那种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却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力。”
不只是糖,我们对所有“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的事物都应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