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赵构逃窜没有被痛骂的不会是只看吕思勉的吧,手上的书里只有那位洗的飞起,其他的骂的快有不亚于绍兴和议“臣构言”
邓广铭《岳飞传》


何忠礼《南宋政治史》



龚延明《岳飞研究》

虞云国《苗刘之变的再评价》
面对金军的南侵,宋高宗不但不作任何抵抗,反而竭力阻挠与破坏广大军民的抗金运动。试依次举其大要:建炎元年五月,高宗起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为左右相。八月,高宗罢免抗战派领袖李纲的相位,不惜违背祖制,杀害了上书议政的爱国士人陈东与欧阳澈。十月,高宗拒绝宗泽还驾东京的建议,借口“法古巡狩”,实则是苟且偷安的托辞,把朝廷迁到扬州。建炎二年(1128)正月,他下诏解散北方抗金义军,竟颠倒黑白,公然指斥抗金武装“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同年二月,高宗解除了抗金义军领袖王彦对“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八字军的领导权。高宗初政,天下望治,而以他为首的南渡政权面对金军进逼,却“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只是一味逃遁。高宗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向金军传达了“决幸东南,无复经理中原之意”;一方面也在南宋军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本质。以至五百年后明清之际史家仍愤然唾骂他“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王夫之《宋论·高宗》)。
抗金军民日益看透了宋高宗的本质,不但不再对其寄予领导抗战的希望,相反,一有机会就对他投降逃跑行径发泄强烈的不满。朝廷在扬州驻跸整整15个月,宋高宗不仅不思恢复失地,反而在这里纵情声色。直到金军前锋近在咫尺时,才在猝不及防的情势下仓皇溃退。由于没有预为抗敌的部署,以致金军游骑到瓜州时,扬州军民尚未过江丛聚待渡者仍有十余万,史载“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酿成了震惊朝野的扬州之变。扬州之变中数以万计军民的罹难,完全是苟且政策所酿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