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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0T07:52:22+00:00
10月29日下午，一位89岁的日本千叶县老人，持刀走进便利店想要抢走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00元)。
74岁的老店员奋力抵抗，终于在别人的帮助下制服了这位比自己年纪更大的抢劫犯。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1/27/-7Q2p-au8pZcT3cSht-nh.jpg[/img]
人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竟是发生在日本。
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一直是个安全的国家。
但近年来，日本犯罪率上升，而且老人犯罪率也在上升。
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犯罪率占犯罪率的5%，但20年后，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20%以上。
这些老人通常在65岁以上，年龄大的超过80岁。
他们大多犯的都是偷盗等小罪，但在日本，偷盗罪的量刑很重，偷一个价值200日元的三明治就可能坐牢2年。
既然如此，日本老人为何犯罪？
因为他们无法养活自己，在监狱至少可以免费吃住。
这是一个听上去既荒唐又悲哀的原因。而且，很多老人还是“惯犯”，这说明在监狱里的生活远比在监狱外的生活好。
别以为这只是一群好吃懒做的老人，他们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之下的“遇难者”。
2020年11月，日本法务省发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日本在2019年的刑事犯罪呈现老龄化趋势，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2%，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其中，超过70%的高龄犯罪者涉嫌盗窃。
BBC采访过一位名为高田敏夫的69岁老人，他第一次进监狱时62岁，当时他故意偷了一辆自行车主动骑去警局自首，第二次则持刀威胁路人又进了监狱好几年。
他这么做的原因便是在外面无法养活自己，而且，在监狱时年金照发，他在监狱里还能存一点钱。
70岁的老人惠子(化名)也是一名惯犯，她和丈夫不和，没有地方可去，偷盗是她唯一的选择。
惠子说监狱内还有很多80多岁的老人，因为没有钱、找不到食物而犯罪。
如今，日本的监狱俨然成为了高龄者的“庇护所”，在监狱有吃有住，生病了有人看护，如果在监狱辞世，还有人帮忙火化。
2013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最后安居于何处》中，很多老人只能漂流于各个短期收容所，居无定所。也许进入监狱对很多生活陷入贫困的老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日本北海道新旭川市监狱内部：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1/27/-7Q2p-lbv8K1yT1kShs-a0.jpg[/img]
有人认为，“贫困”只是一个“借口”，促使老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孤独”。
像是高田敏夫，他父母过世，离婚两次，与2名兄长和3名子女都失去或很少联系。
或许如果有家人的支持，他不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何止老年人感到孤独，年轻世代也同样十分孤独，系列纪录片《无缘社会》中就有年轻人说自己“孤独到心都要碎了，像在岛上”。
所以，“孤独”可能只是“贫穷”的一种结果，但老人犯罪的真正原因还是“贫穷”，贫穷让老人感到孤独、失去社会连接，贫穷致使老人沦于“下流”。
在日本，大量过着贫困生活(中下阶层)的老人，被称为“下流老人”。
老人犯罪只是日本老龄人口贫穷化的冰山一角，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面临“贫穷”问题。
日本从1970年代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
其中，团块世代(指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广义上为1949-1964年出生的人，也就是如今57-72岁之间的老人)又是老龄化人口中的“中流砥柱”——而他们，曾经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军。
“团块世代”大约有1000万人口，通常是工薪阶层，这些人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该是优渥、舒适、惬意的。
但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这一代人，致使不少人面临中年失业或提早退休。
“团块世代”的后代“团块二代”出生于第二次婴儿潮时期，约为790万人，不景气的经济让团块二代适逢就业冰河期，他们中有30%的人为非正式员工。这些年轻人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自己，或其他各种各样的愿因而不得不回家投靠父母。
与此同时，“团块世代”的父母很长寿，而他们的父母以前约半数是农民或小生意人，很多人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年金。
因此，团块世代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要同时负担自己和上下两代人的生活。对于年金不足的团块世代，便不得不面临“老后破产”的困境。
2016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中，吉春和他的妻子惠子都67岁了，惠子的母亲89岁，患有失智症。
吉春在泡沫经济时被迫中年转职，所以没能拿到退职金，也没存到足够的养老金，退休后仍旧要继续工作。
夫妻两人的年金加上吉春的月薪每个月有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的收入。
原本三个人的生活平静，不料儿媳去世后，36岁的儿子带着两个孩子投靠父母，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六口。
儿子几乎没有收入，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父亲身上。
“不容易啊，现在大伙儿全靠爷爷的工资吃饭呢。”惠子说。
惠子的母亲每个月只有3万日元年金，但每个月的医疗支出就不止3万。加上扩建住房的贷款、增加的生活开支，一家六口每个月的支出总共47万日元，每个月超支10万日元。
吉村只有大概200万日元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1万元)，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两年就会花光所有的存款。
“要是破产了，肯定活不下去。”惠子担忧地说。
日本团块世代的贫富差距很大，不足100万存款的人占20%，有2000万以上存款的人数高达23%。
但即便有超过2000万日元的存款，仍旧有面临老后破产的风险。
68岁的青山独自照顾着91岁的母亲，年轻时攒下一笔钱，他原本以为2000万日元足够应付老年生活，但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青山每个月只有8万日元年金，母亲没有年金，但母亲的医疗支出庞大，两人每个月的开销在15万日元。
即便母子两人的伙食费每天控制在500日元，每个月还是要从存款拿出7万日元，但独自照顾母亲的青山又不能出去工作。
那如果存款用完了怎么办？“如果到最后，钱都花完了，实在没法继续下去了，说实话我可能会想到自杀。”青山说。
团块世代仿佛是家庭最后的堡垒，如果他们破产了，那跟着崩塌的，将是一整个家庭。
NPO工作者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出版于2016年)一书中，将“下流老人”定义为：“过着以及有可能过着相当于‘生活保护’基准之生活的高龄者。”
藤田孝典指出，下流老人有三个具体指标：收入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不过，单看这三点还是让人很难理解，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为何会产生这么多贫困老龄人口？
一般人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图景：在家里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和朋友们有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偶尔还能出国旅行，膝下儿孙和乐融融。
而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没有一般家庭该有的东西”：
只能吃泡面或鸡蛋拌饭，甚至无法正常吃三餐；房子或家电老旧了没钱修理；生病了因为付不出医药费，所以只能在药店买成药或在家忍受；还有本文开头所写的，故意偷窃三明治让自己可以进监狱生活……
即便不是这样的“极端状况”，日本还是有很多高龄者过着“相对贫穷”的生活。
67岁的加藤有阵子饿到只能以野草充饥——这根本不像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而且是在首都圈东京。
加藤40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病倒，他只好辞掉工作照顾双亲。
等到双亲去世他年近55岁，加藤搬离老家去东京找工作，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他以照顾双亲而累积的经验，得到一份看护的工作。
因为照顾双亲很长一段时间，加藤投保的年金时间有限，等他退休的时候，一个月只能领取9万日元的年金(约合人民币5000元)。
加藤每个月的房租是5万元，扣掉房租后一个月只有4万日元的生活费。后来他又得了糖尿病，增加的医疗支出让他不得不一直消耗存款。
“是野草救了我，要是没有它们，我说不定就饿死了。有的季节没有野草可采，虽然有些丢脸，但我就走到东京都内，排队领取专门用来救济街友的现煮食物。”
加藤就是典型“收入少、存款少、无人可依赖”的下流老人。
然而，也有看上去体面，但实际上却过着“下流”生活的老人。
监狱里的老人：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1/27/-7Q2p-jothK1kT3cSht-9t.jpg[/img]
田坂在东京的大型物流公司营业部担任课长，却在58岁的时候不幸被裁员。
当时他和妻子还有3个子女同住，最小的孩子刚好要考大学，房屋贷款还有10年以上(一个月13万日元)，仅凭退休金，根本无法负担一家的生活。
田坂最后只能去货运公司做兼职的搬家工人。
退休的时候还有超过2000万日元的存款，但付完孩子的学费和房贷就只剩下几百万日元。
而且因为裁员，田坂的年金自动从厚生年金切换到国民年金，一下减少了很多，和太太两个人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生活。
假如有人生病，生活就会陷入困顿，进而沦为下流老人。
藤田孝典认为，日本政府在1968年打造出的“总计一亿人的中产阶级”只是个幻想，现在的日本只有“极为少数的富裕阶级”和“大多数的贫穷阶级”。
在不久的未来，日本将迎来“总计一亿人的老后崩坏”时代。
如今，日本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老人犯罪、自杀、孤独死、破产等问题层出不穷。
而年轻世代则因为经济低迷而成为穷忙族、茧居族、啃老族，而这又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与高龄化。
当然，日本不是全球唯一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德国等国紧随其中。
老年人口的照顾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74岁的老店员奋力抵抗，终于在别人的帮助下制服了这位比自己年纪更大的抢劫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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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竟是发生在日本。
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一直是个安全的国家。
但近年来，日本犯罪率上升，而且老人犯罪率也在上升。
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犯罪率占犯罪率的5%，但20年后，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20%以上。
这些老人通常在65岁以上，年龄大的超过80岁。
他们大多犯的都是偷盗等小罪，但在日本，偷盗罪的量刑很重，偷一个价值200日元的三明治就可能坐牢2年。
既然如此，日本老人为何犯罪？
因为他们无法养活自己，在监狱至少可以免费吃住。
这是一个听上去既荒唐又悲哀的原因。而且，很多老人还是“惯犯”，这说明在监狱里的生活远比在监狱外的生活好。
别以为这只是一群好吃懒做的老人，他们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之下的“遇难者”。
2020年11月，日本法务省发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日本在2019年的刑事犯罪呈现老龄化趋势，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2%，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其中，超过70%的高龄犯罪者涉嫌盗窃。
BBC采访过一位名为高田敏夫的69岁老人，他第一次进监狱时62岁，当时他故意偷了一辆自行车主动骑去警局自首，第二次则持刀威胁路人又进了监狱好几年。
他这么做的原因便是在外面无法养活自己，而且，在监狱时年金照发，他在监狱里还能存一点钱。
70岁的老人惠子(化名)也是一名惯犯，她和丈夫不和，没有地方可去，偷盗是她唯一的选择。
惠子说监狱内还有很多80多岁的老人，因为没有钱、找不到食物而犯罪。
如今，日本的监狱俨然成为了高龄者的“庇护所”，在监狱有吃有住，生病了有人看护，如果在监狱辞世，还有人帮忙火化。
2013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最后安居于何处》中，很多老人只能漂流于各个短期收容所，居无定所。也许进入监狱对很多生活陷入贫困的老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日本北海道新旭川市监狱内部：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1/27/-7Q2p-lbv8K1yT1kShs-a0.jpg[/img]
有人认为，“贫困”只是一个“借口”，促使老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孤独”。
像是高田敏夫，他父母过世，离婚两次，与2名兄长和3名子女都失去或很少联系。
或许如果有家人的支持，他不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何止老年人感到孤独，年轻世代也同样十分孤独，系列纪录片《无缘社会》中就有年轻人说自己“孤独到心都要碎了，像在岛上”。
所以，“孤独”可能只是“贫穷”的一种结果，但老人犯罪的真正原因还是“贫穷”，贫穷让老人感到孤独、失去社会连接，贫穷致使老人沦于“下流”。
在日本，大量过着贫困生活(中下阶层)的老人，被称为“下流老人”。
老人犯罪只是日本老龄人口贫穷化的冰山一角，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面临“贫穷”问题。
日本从1970年代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
其中，团块世代(指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广义上为1949-1964年出生的人，也就是如今57-72岁之间的老人)又是老龄化人口中的“中流砥柱”——而他们，曾经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军。
“团块世代”大约有1000万人口，通常是工薪阶层，这些人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该是优渥、舒适、惬意的。
但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这一代人，致使不少人面临中年失业或提早退休。
“团块世代”的后代“团块二代”出生于第二次婴儿潮时期，约为790万人，不景气的经济让团块二代适逢就业冰河期，他们中有30%的人为非正式员工。这些年轻人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自己，或其他各种各样的愿因而不得不回家投靠父母。
与此同时，“团块世代”的父母很长寿，而他们的父母以前约半数是农民或小生意人，很多人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年金。
因此，团块世代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要同时负担自己和上下两代人的生活。对于年金不足的团块世代，便不得不面临“老后破产”的困境。
2016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中，吉春和他的妻子惠子都67岁了，惠子的母亲89岁，患有失智症。
吉春在泡沫经济时被迫中年转职，所以没能拿到退职金，也没存到足够的养老金，退休后仍旧要继续工作。
夫妻两人的年金加上吉春的月薪每个月有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的收入。
原本三个人的生活平静，不料儿媳去世后，36岁的儿子带着两个孩子投靠父母，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六口。
儿子几乎没有收入，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父亲身上。
“不容易啊，现在大伙儿全靠爷爷的工资吃饭呢。”惠子说。
惠子的母亲每个月只有3万日元年金，但每个月的医疗支出就不止3万。加上扩建住房的贷款、增加的生活开支，一家六口每个月的支出总共47万日元，每个月超支10万日元。
吉村只有大概200万日元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1万元)，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两年就会花光所有的存款。
“要是破产了，肯定活不下去。”惠子担忧地说。
日本团块世代的贫富差距很大，不足100万存款的人占20%，有2000万以上存款的人数高达23%。
但即便有超过2000万日元的存款，仍旧有面临老后破产的风险。
68岁的青山独自照顾着91岁的母亲，年轻时攒下一笔钱，他原本以为2000万日元足够应付老年生活，但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青山每个月只有8万日元年金，母亲没有年金，但母亲的医疗支出庞大，两人每个月的开销在15万日元。
即便母子两人的伙食费每天控制在500日元，每个月还是要从存款拿出7万日元，但独自照顾母亲的青山又不能出去工作。
那如果存款用完了怎么办？“如果到最后，钱都花完了，实在没法继续下去了，说实话我可能会想到自杀。”青山说。
团块世代仿佛是家庭最后的堡垒，如果他们破产了，那跟着崩塌的，将是一整个家庭。
NPO工作者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出版于2016年)一书中，将“下流老人”定义为：“过着以及有可能过着相当于‘生活保护’基准之生活的高龄者。”
藤田孝典指出，下流老人有三个具体指标：收入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不过，单看这三点还是让人很难理解，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为何会产生这么多贫困老龄人口？
一般人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图景：在家里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和朋友们有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偶尔还能出国旅行，膝下儿孙和乐融融。
而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没有一般家庭该有的东西”：
只能吃泡面或鸡蛋拌饭，甚至无法正常吃三餐；房子或家电老旧了没钱修理；生病了因为付不出医药费，所以只能在药店买成药或在家忍受；还有本文开头所写的，故意偷窃三明治让自己可以进监狱生活……
即便不是这样的“极端状况”，日本还是有很多高龄者过着“相对贫穷”的生活。
67岁的加藤有阵子饿到只能以野草充饥——这根本不像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而且是在首都圈东京。
加藤40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病倒，他只好辞掉工作照顾双亲。
等到双亲去世他年近55岁，加藤搬离老家去东京找工作，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他以照顾双亲而累积的经验，得到一份看护的工作。
因为照顾双亲很长一段时间，加藤投保的年金时间有限，等他退休的时候，一个月只能领取9万日元的年金(约合人民币5000元)。
加藤每个月的房租是5万元，扣掉房租后一个月只有4万日元的生活费。后来他又得了糖尿病，增加的医疗支出让他不得不一直消耗存款。
“是野草救了我，要是没有它们，我说不定就饿死了。有的季节没有野草可采，虽然有些丢脸，但我就走到东京都内，排队领取专门用来救济街友的现煮食物。”
加藤就是典型“收入少、存款少、无人可依赖”的下流老人。
然而，也有看上去体面，但实际上却过着“下流”生活的老人。
监狱里的老人：
[img]https://img.nga.178.com/attachments/mon_202111/27/-7Q2p-jothK1kT3cSht-9t.jpg[/img]
田坂在东京的大型物流公司营业部担任课长，却在58岁的时候不幸被裁员。
当时他和妻子还有3个子女同住，最小的孩子刚好要考大学，房屋贷款还有10年以上(一个月13万日元)，仅凭退休金，根本无法负担一家的生活。
田坂最后只能去货运公司做兼职的搬家工人。
退休的时候还有超过2000万日元的存款，但付完孩子的学费和房贷就只剩下几百万日元。
而且因为裁员，田坂的年金自动从厚生年金切换到国民年金，一下减少了很多，和太太两个人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生活。
假如有人生病，生活就会陷入困顿，进而沦为下流老人。
藤田孝典认为，日本政府在1968年打造出的“总计一亿人的中产阶级”只是个幻想，现在的日本只有“极为少数的富裕阶级”和“大多数的贫穷阶级”。
在不久的未来，日本将迎来“总计一亿人的老后崩坏”时代。
如今，日本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老人犯罪、自杀、孤独死、破产等问题层出不穷。
而年轻世代则因为经济低迷而成为穷忙族、茧居族、啃老族，而这又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与高龄化。
当然，日本不是全球唯一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德国等国紧随其中。
老年人口的照顾问题，已经迫在眉睫。